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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叶敬忠谈《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作为学者,通过读书与古今中外素昧平生的朋友进行心灵的对话和精神的交流,已属幸事,若能与志同道合的学人于当世相遇,则更为莫大的殊荣。2009年5月3日,我在首都机场等候未曾谋面的萨图尼诺·博拉斯教授。我们都期待对方是满头白发、戴着眼镜的儒雅学者,但同为运动短衫和双肩背包的一身装束,令我们均未能在第一时间辨识出彼此。几番接触下来,我们深感志同道合:虽已入不惑之年却倍觉人世诸多困惑。博拉斯教授极富学术想象力,“农政与发展研究丛书”便是他许多宏伟计划中的一个。在中国社会,包括学术界,一切以“大”为“正统”叙事的背景下,“小书”系列的思想令我振奋不已;首先推出的亨利·伯恩斯坦教授的《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更令我重拾“久违”之快乐。

亨利·伯恩斯坦教授讲课声音洪亮、风趣幽默,而他的数篇关于商品拜物教方面的论文却晦涩难啃。因此,尽管我与他相遇已有近10年的历史,对翻译他的著作始终心存忧虑。随着翻译和译校工作的推进,此前的担心逐渐散去,我越发领略到本书简约而深邃、质朴而意蕴悠长的阐述风格。也许,只有伯恩斯坦这样的学者,才能在学术的巅峰时期实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

本书以阶级分析的视角,讨论了农业生产与再生产过程中的权力、财产、动力与社会关系。作者从农业耕作的大背景出发,询问了一系列貌似简单的问题:谁是农民?农民在历史上如何演化?与农民有关的其他群体,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关系如何嬗变?这些变化发生在怎样的社会、历史维度之下?对于这些疑问,伯恩斯坦以深厚的理论知识与敏锐的分析能力,带领读者从容地徜徉于农业与农民的历史长河之中。他以简洁的笔触,解读了资本主义前、中、后的不同发展阶段内,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政变迁。对学者而言,能够把握好世界历史、世界发展史和政治经济学并非易事,倘若要从中勾勒出农民和农业的变迁,更是难上加难:这不仅要求作者通晓相关知识,更需要杰出的归纳和解析能力。伯恩斯坦教授为我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件事。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小规模的家庭农民在实现农业再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向他人支付报酬(地租、税款、欠账等)。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但前者并不会储存剥夺而来的产品进行投资,也没有以系统的方式提高劳动生产率。

论及资本主义起源,不管是英格兰式、普鲁士式还是美国式道路,资本主义地主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都基于不同的历史原因逐渐出现,他们投资土地以获利,并形成资本积累。资本对农民的剥削和控制也表现出多种形式,在殖民主义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尤其明显。但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最终取代了殖民主义在政治与法律上的完全掌控。尽管如此,经济上的掠夺与财富的增长,并不足以催生资本主义:只有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结构,资本主义社会才会显露端倪。

殖民主义终结之后,全球农业企业进行了快速扩张。小农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强制商品化的情势下逐渐破产。农业成为同时拥有上游与下游企业的“部门”。世界范围内,劳动分工初现,专业生产开始形成,贸易壁垒被打破。第一个国际粮食体制建立于19世纪70年代,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崩溃。第二个国际粮食体制以保护主义为特征,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的高额补贴和优惠的粮食援助方案,使很多原本自给自足的国家成为粮食进口国。第三个国际粮食体制以多边贸易和跨国粮食企业为特征,新自由主义主导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学思潮。我们发现,一方面,尽管世异时移,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家主导型发展”这一发展主义话语的鼓动下,仍然试图重走资本主义国家的老路:发展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农业和农民不会简单终结于资本主义社会:“家庭农业”尚且可以满足资本的诉求,多国曾发生的自上而下的土地改革就是例证;农民则将通过社会斗争存活下来。但是,农民并非毫发无伤。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因为生活资料的商品化而出现了阶级分化,这种分化使传统的“工人”、“农民”、“商贩”等概念的边界变得模糊不清。

阶级具有明显的复杂性,其一,资本正寻求着自身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合法性;其二,劳工阶级还未形成明确的阶级意识。农村地区的阶级斗争既有日常的反抗,也有组织性的跨国农民运动。因此,从社会现实转变为政治现实的过程是偶发的。

本书的迻译,对思考和研究中国近30年来的发展与农政变迁,极具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政策的背后,隐藏着盲目追求现代化的发展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蕴含的逻辑是,社会发展包括农村发展,必然要走西方工商业发展的道路,工业化、市场化和商品化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其结果是,改革开放之初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由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逐步“强制商品化”,他们不得不被“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锁入”商品生产之中,被“鼓励”加入到货币经济体系之中。一度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只能越来越依赖市场的商品交换,以进行他们的再生产。随着商品关系的不断深化,特别是与国际市场接轨之后,农民在世界商品经济体系中泥足深陷。今天,农民的生活已经为商品化全面控制,让无处不在的商品彻底包围。我们生活中的每个空间都时刻闪现着商品和资本的魂灵。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生活资料被强制商品化后,很多农民因为无法依靠农业和农村经济活动来维持生计,走上了外出打工之路。目前,来自农村的劳工群体(阶级)已达2.2亿人,并由此产生了1.5亿的农村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这一庞大的劳工群体在城市建设和国家发展中出售了自己的劳动力,得到的却是极低的劳动报酬,甚至不足以完全支付家庭再生产。所以,家庭再生产费用的另一部分,还需通过留守在家的妇女、老人甚至儿童的农耕活动来满足。对大多数农民劳工群体而言,“强制商品化”令他们离弃了得心应手的农业生产与共享天伦的合家幸福,目睹了城市横流的物欲和农村遍布的伪劣商品,却丝毫不能减轻他们生存和生活的压力。一些暴富者时刻沉溺于饕餮盛宴之中,他们的后辈们为不知如何炫富而机关算尽;与此同时,对另一些人来说,忍饥挨饿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宿命。尽管农村劳动力被加以流动“自由”和劳动“自由”的冠冕,然而,如果他们“选择”不外出务工以换取劳动报酬会怎样?他们的家庭生计、子女教育又能怎样?这种自由的实质无非是“经济力量的无声强制”下的“非如此不可”,即要么外出谋生,要么全家挨饿!

在膜拜市场的经济体制下,我们还看到了贪婪的资本对农民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觊觎。在“公司农业”、“现代农业”、“工业园”、“科技园”、“创业园”等伪善标签的光环下,是数以千万计的失地农民。当然,这些失地农民和大量的农村外出劳动力,都是资本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的最好的劳动力储备。2008开始实施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为新一轮的资本吞噬农民土地运动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导致了大量农民“被上楼”。这一切被冠以亲善市场的实践,都遵循着“自愿”的原则。

上述列举的中国近30年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都能在伯恩斯坦教授的这本著作中找到理论解释或历史上的“似曾相识”。作者提示我们,在分析农政变迁与发展时,时刻不要忘记四个问题,即谁拥有什么?谁从事什么?谁得到了什么?他们用获得物做了什么?政治经济学原本是极具反思性和批判性的学科。可惜的是,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始终在不断钝化,其反思精神逐渐式微,批判精神也被抹杀得一干二净。如此一来,弄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复杂而矛盾的世界,便不再轻松。

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了“去农业化”或“去小农化”的现象,然而,世界各地的农民抵抗运动从未停歇,特别是以“土地上的人们”为理念的“农民反向运动”。这一“全球非正式工人阶级”正如任何普通人一样,将参与创造我们的历史。但是,我们必须时刻警惕,因为资本、既得利益集团和权力集团,也在千方百计地切割普通人民的生活困境和压力,使其看似无伤大雅。在世界,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变迁中,农民运动颇为突出。尽管如此,我们仍要谨防历史文本中的“去农民化”趋势,在这些方面,本书所发出的“重返阶级分析”和“重拾农民研究”的呼声,也许为时未晚。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如何对一些英文术语给出合适的中文翻译的问题,为此参考了国内的一些通行翻译,特别是《资本论》。但是,目前对“agrarian”的翻译主要有“农业”和“土地”,二者均无法表达出作者的“农业耕作的实践和社会关系、农耕社会以及农耕的变化过程”的含义,最终,我们借用了《农政全书》的“农政”二字,作为中文翻译。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译法之前,也许只能这样退而求其次了。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中国农业大学“985工程”的支持。在人名翻译、文字检查等方面,刘娟、陈世栋、王为径、丁宝寅、李华、务伊琼、林杜娟等给予了支持,我与译者深表感谢!

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在线

图片来源:财酷股票网

书籍信息

    农政变迁的阶级动力

  • 作者
    (英)亨利·伯恩斯坦(著)汪淳玉(译)
  •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定价
    ¥28.00
  • 出版日期
    2011-11-01
  • 装帧
    平装
  • 开本
    16开
  • ISBN
    9787509727553
兆红
新闻学毕业初入有机行业,对于专业、对于这个新兴的领域,我还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很多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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