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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一段带有罪恶感的回忆丨孙君

作者: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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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无知,就是不懂。或者以为懂了,还视为真理。

从2003年新农村建设至今,已经走过了十六个年头,在这十六年,人们看到的是村落一个个没落了,而城市却在这一过程中振兴了。我们是振城还在振村?我开始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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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最深的一次,大约在12年前,在浙江某县,参加由一群教授做的现代农业的规划设计研讨会。会上,面对企业从农民手上转租的农田,县委县政府请来三名院士,五个博导,一群教授及众多专家与学者,还有一些本地乡镇干部,一起讨论在600亩土地上如何实现现代农业规划与设计。我笑着说“这是高射炮打蚊子”。之前请的是荷兰规划设计师做的现代设施农业,又请了国内某某一流大学做了智慧农业,请了策划公司做5A山水田园等都附之东流。我是被请来做落地项目,不过我与乡镇干部坐在最后一排。

会上对600亩土地如何进行实现全面现代化、高效、生态、有机、精确、智慧、规模化等开展了一系列的讨论与论证。受邀的专家学者说得眉飞色舞、引经据典,会间有领导问他们有没有成功案例可以去参观,他们回答没有,我很惊讶。

会议进行了二天,乡镇干部一句话没有说,感觉会上说的是天书。乡村干部听不懂,领导、媒体与企业家全听懂了,我也是听懂了,一个字“扯”。每个邀请参会者都有很大的红包,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自然就说得好,我也拿了一个大红包,拿了钱一定要说几句的,这是规矩。

我说:“今天的会是一次没有意义的会,基本是难落地,或者就不可能落地。如果真的想做农业现代化,请几个村干部来,他们想的才是靠近落地,不能落地的规划就是次品,这样的项目除了破坏土壤,破坏生态,还有一点,就是告别真正的有机农业”。

我说完后,很多人在笑,我心里明白他们笑什么。会后我与县领导沟通:为什么你要这样做?明知道这些讨论是无效的,还要开这个会?领导说这是国家项目要求,我们知道他们都没有种过田,可是国家级项目就要找到国家级专家来评定项目。明明知道院士与博士说的话让乡镇干部感觉很可笑,可是国家需要、领导需要、项目需要,关键是企业家需要。

我作为设计师或专家,此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跟随吹捧,一种是表明自己的态度。我选择自己的观点,可惜整个会场只有我一个人反对,自然成为大家最不喜欢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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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县领导很生气,项目自然也做不成了,院士与学者也不喜欢我。乡镇干部还好,常与我聊天,说目前中国离现代农业越来越遥远。中国离农业现代化最近的时代就是村书记陈永贵任国务院副总理时期。

从现实情况来看,村干部或许会犯错误,但村干部绝不会犯原则性的问题;专家与学者要么不犯错误,专家与学者一旦犯错误一定会犯原则性的问题。那时候,有农技推广站、农机站、水利局等。专家学者,领导干部等生活在乡村,工作在农田,调查研究在现场,他们才是真正的农业专家。

农民在这600亩土地上种了几千年,铸就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可持续的农耕文明,也是唯一一个开启5000年与自然平衡,不污染环境的行业。这次项目评审会上,院士与博导们说到“三位一体的现代农业”,我就笑了。几千年以来,农民早就实现了“六位一体”循环经济:田人合一,家禽合一,村祠合一,孝道合一,城乡合一,家国合一。今天“三位一体”注定是倒退了,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家能种出有机蔬菜,没有一家能赚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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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拥有了这么好的科学技术与国家政策,理应超越任何时代的农业,为什么会出现弃农重工、弃农重商。为何不能农工并行,传统与现代融合呢?

真可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细细想想,与我们的一些所谓的学者与专家关系很大。现在很多地方的领导大多为非专业的领导,他们的观点一般来自专家学者。规划设计图上,专家学者签字了领导才敢开工(当然也不排除不少领导权力超越法律之人,也很多)。

眼下的院士、博士、教授及领导,绝大多数己是只知道如何不种田了。下乡游,说乡愁,不知愁,他们说的话一概是:农民愚昧,农村落后,农业没有前途。农民缺少文化,农民不懂科学,农民没信仰,不懂有机农业。给我印象深刻的就是——知识分子的堕落是一个社会最后的绝唱。城市文明人投入乡村是对是错,到今天为止,我依然说不清,我们只能让历史来说吧。

一句话,西方什么都是对的。这种言论似乎已不仅仅是几个院士与博导的问题了,其实整个城市中的文明人都是这种观点。

不客气地讲,我们现在很多的开口理论、闭口西方的专家学者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传统农业,不知农耕文明的真正含义。农业与今天的工业文化相比是落后了,农民是缺少知识与技能,小农经济落后,可是不能因为落后就抛弃农民,拒农民于市场之外,而是如何帮助他们,毕竟我们有六七亿农民,他们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农耕文明。心疼的是,院士与博导们的理论与观点让领导们听得如醉如痴、视为圣典。唉!一切远离初心,离得太远太久了。

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应该说是有远见的理论。可惜我们很多官员只是台上喊喊,更可笑的是专家学者用吃奶的力气解读领导的口号。说实话,按今天的工作方法,再有10年乡村也很难看到振兴。方向错了,一切努力都是游戏。

今天,会种田的不会写论文,懂农业的没有职称,把菜种出有机的农民又没有公司、发票、产品论证、商标注册……一切标准与市场都是为城市与企业家开的,对农业与农民是红灯,对城市与企业是绿灯。

该农业的事交给农民,该加工的事交给公司,该农业技术开发的事交给科技技术人员。各归其位,专业人做专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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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几年,在一次会议上遇到该县领导,我们又聊起此事,县领导说,所谓的现代农业,就是城市化、园林化、标准化与市场化,是与农民争夺利益之路。

花100万元产出1000元的产值,用5—10年把肥沃的土地变成有毒的土地。院士、博士发了论文,领导完成现代农业成果,最后农民收拾600亩烂摊子。这种事情已进行了几十年,几乎换一任领导做一次。唉,未来20年,国家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社会稳定、农民组织化重建、乡村伦理、生态修复、土壤污染、农田与宅基地遗留问题等等。基础性工作不做,整天花里胡哨。

过了一些日子,该县书记好像想明白了,又再次请我调研做项目,我不去,因为院士与学者太多,去了感觉添乱。县书记说,我们折腾了近十年,无一结果,想想还是请您,不能落地真的不行。您说得对“只要不是农民为主体,什么文件与项目都是错的”。

故地重游,这600亩地依然如故。我顺便问起上次关于“现代农业项目论证”之事,领导说:“项目批了,600亩地还是地,规划落不了地,企业资金链断裂,农田还不了农民,地荒在那里,领导工作重点又转移了。

40年前,全中国人民吃的都是有机的,今天全中国人民谈吃色变,真是笑话,也愚蠢至极。这种无聊与荒唐的事,企业甚至是一些部委最有兴趣。从2003年至今,不少部委批发的文件都是自说自话,几乎都是对农业不利的,还有一些是破坏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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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现代农业,是企业打着为农民的口号,指鹿为马,很多是套取国家项目资金,是学者专家与企业联手。在人们看来,好像政府是在一心一意为富人服务,企业的钱赚得合情合理,国家的钱也只是给富人。

乡镇干部与我聊天,在一起算了一笔账,说到这600亩地就很生气。近二十年做的乡村建设,所谓大项目,基本是套取国家项目资金,把大家的钱送给企业家,每次规划设计与论坛的费用极大,就我们这600亩,大约要用160年才能挣回来。也就是说从清朝那时就开始种田,种到今天也付不起600亩地所创造的价值。说完我们笑死了,笑什么?这笑容在心里比哭还伤心,这个伤感让我欲哭无泪,是愚昧还是无知?是愚蠢还是罪过?除了农民,其余的人都富了,这个结果很是让人感慨。

请来的专家学者,他们几乎没有做过一个成功的农业项目,没有种过田,没有生活在乡村,没有乡镇工作经验,又无心做调研。把农业交给工业,把农村交给城市,把农民交给富人,我用“伤天害理”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今天的农民处境与状态足以证明什么叫“罪过”。这个罪过应该归咎于邀请的领导与相关的政策法规的制定者。

中国近16年,是发展与奋进的岁月,应该是农耕文明发展最好的时代,也是近百年乡村建设中投入人力与物力最多的时代。然而……

一句话,近四十年中国乡村从来没有停下乡村建设的脚步,从新农村建设,到美丽乡村,再到特色小镇,从来没有停下现代农业的脚步,结果要用160年的产值面对16年的折腾。

《孙九条》中有一条“我的项目评审,不准学者、院士评审(乡村干部可以)”,就是从这段惨痛岁月总结出来的。后来索性建立了自己的、专业服务于乡村规划与设计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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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反对院士与博导,农耕文明需要他们,自古在农业的道路上一直有他们相伴。我们更需要企业家与社会资本,没有他们农业不可能融入现代农业。只是一定要明白谁是主体,我们是来帮助农民与农业,而不是代替与掠夺。更不是让农村空心,让土地污染,让农村失去自治,让整体中国人远离有机与原种农业。所有这一切是千年之内唯一出现的一次现象,关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的的期间,这就是问题,也是我们常说的“三农问题”的问题所在。农道联众能做到今天,就是因为有一批懂农业、爱农民的博导、教授与官员。

所谓罪过,不是说的别人,而是我自己。同时也是整个社会的罪过,对不起农民,对不起衣食父母,更对不起5000年的农耕文明。我呢,拿了人家红包,收了人家的设计费,结果项目没有落地,原因是该县的县委书记与县长一起调走,新来的领导与我是“秀才遇到兵”,无奈只能离开,深感不安,罪过加无语。我们如果不坚持,项目做不好,做的不是农民想要的。如果妥协,我们项目做不好,丑到恶心又恰恰是老板与官员的审美。最终我们放弃,这是最好的选择,也是最坏的选择。

项目在执行过程中,新来的书记与县长,不停地请有关专家、院士、学者指导和干预我与乡镇干部工作,半个月来一次论证会,20天来一个检查,二个月给领导汇报一下。结果是村干部乱了,乡镇干部晕了,设计师疯了,农民农田黄了,一切为领导服务,一切为企业服务。把农村当城市来建,用城市思维,这是乡村振兴的一场灾难。

这让我感觉一切又在重演,一切又回到曾经。无知真的无畏,此时此刻我特别感慨:很多地方的政府官员除了抱企业家大腿,美学、传统、艺术、生态、古典、规范、标准等基本不懂,不懂又不尊重专业人士。结果是农民也不种田了,村镇干部消极怠工,农民反对,我也无从下手,最终我只能离开这600亩地,无可奈何。这段日子给我印象最深,这种痛大约过了二年才缓过神来。

风险,来自学者的无知。

问题,来自官员的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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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

600亩与160年,多么讽刺,可是今天却不停重演!这十几年感觉不是乡村振兴,而是为富人服务的时代,为领导服务,是千真万确地远离农民,是方向性的错误。农民不是主体,城市振兴才是目的,结果就是这样!

罪过,乡村。

罪孽,无知!

孙君 / 2019年3月2日于北京

孙君 / 2019年3月2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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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君,画家,教授,村长助理,北京绿十字发起人、总顾问,中国乡建院联合发起人、中国城镇化促进会城乡统筹委员副秘书长、中国乡愁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理事、中国·农道联盟秘书长、马鞍山市当涂姑熟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半汤商学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以乡村教育、民俗文化与生态保护作为自己目标,是乡村自治与环境问题研究者,乡村建设的实践者。

著有《农道》(被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馆收藏)、《新农村建设方法与实施》、《农理》、《给我三个春天》、《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新农村建设方法与实施》、《回家》等书籍。

文章来源: 3O有机农业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yfFIDb3rRjOFXvd2qPTn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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