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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这里,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无论村庄荒原,只要不是这里就行

作者:李秋楠

如果一年里,你在工作日有一个八小时的假期,你会用这一天来做什么?

“可以好好睡一觉。”

“八小时,刚好够看完一场话剧《如梦之梦》。”

“当然是出去拍照片啦。”

……

而有一位朋友却说:“我要出去旅行。”

“可是八小时的时间不够啊?”

“管它呢,先坐上火车再说,回来的事等要回来了再考虑。如果什么事情都精打细算再去做,最晚的末班车也不会等你了。”

于是这位朋友在过年的时候,毅然决然地坐上了去成都的大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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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逃记

周遭的单调包围着我,就像被监禁了一样。那天,大年初三,仿佛是狱中岁月的第一天。我以为这种单调只是我自己的单调。

一个人蜷缩在房间的弹簧沙发一角,捧着手机取暖,轻胀的羽绒服裹满全身,宛如强行给自己隔离出一间狱室。

背后是水泥砌成的暗灰色的砖墙,越过它,墙另一面贴着米白色底的红绿花纹,扭曲地映出破败的青菜地、半干的水田、和常青的柚子树。

从里屋一隅穿过笔直的黑色窗沿,透过浅灰的天色,和深褐的铁杆防盗窗,上面那些风景是看不到的。但这寂凉的场景,在过年这一特别的时间舞台上,被越来越多地抛出和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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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网络,我意识到这种单调不只是我自己的单调——我在老家的样子,或许也是中国很大一部分人在老家的样子。

乡村两层楼高的气派别墅,孤零零处在山地中央,开门进去,水泥糊墙,旧平房里用了一辈子的家具依旧在那里,整个房间空荡荡的,轻咳一声,也能被无限放大。

外婆在午休,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伙着年长一些的表哥表姐去附近村口小卖部打牌。和着偶尔一阵喧嚣的汽车尾气和公路灰尘,麻将,字牌,扑克,他们喜笑颜开。

孩子辈的,小一些,跟着父母在麻将桌周围,嬉闹,放炮;稍大一些的孩子,像我,和大人打牌没有经济底气,孩童嬉闹的快乐于我也并非热情不减。

于是,前三日的极尽欢腾过后,便只有捧着电子产品“独守空房”的份儿了。

过年仿佛不算好。城市和乡村的“游牧民族”纷纷在网络上抱团诉苦:关于物质的未达期许,关于发展的迷茫未来,关于骨气与面子,关于诗与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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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抱怨着回家过年的种种烦恼,一边又唯恐不能逃离现世,纷纷塞进最后一班回家的绿皮火车。读过很多关于过年的文章,似乎人们过度追求于过年回家的某一功能性:休憩身心,补足元气,来年再战。

于是,责任意识与自在解脱的欲望相互交织,我们越来越纠结。

像猫眼等待抓捕猎物,我期待着在寻常之外发生一些事,似乎一定得把平静的空气搞得沸沸扬扬,时间才有意思。

正如费尔南多所描绘的那样,我希望能够远走,我想要出发,不是去飘渺幻境中的西印度,不是去远离其他南大陆的巨大海岛,我只是想去任何地方,不论是村庄或者荒原,只要不是在这里就行。

我想做到的,是卸下我已成习惯的伪装,成为另一个我,以此得到喘息。我想要睡意临近之感,这种睡眠是生活的期许而不是生活的休息……靠着海边的一个木棚甚至崎岖山脉边缘的一个山洞,对于我来说都够了。

回家过年能够满足生活的部分期许,但它也有保鲜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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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四,跳上到成都的汽车大巴,连绵辗转,直至一场颤抖的梦醒。从叠层砖墙到钢筋水泥,从素青褐瓦到灯红酒绿。

成都东站汽车站,低着头扛着大包小包,步履匆匆的人还是很多。沙尘漂浮中,和在音乐软件认识的乐友见面,打卡了成都大大小小的所谓网红店,也探索过无人问津的小巷子。我们都有一个体会:

过年期间,能待在家的一定是少数,但敢向外走的人更是屈指可数。

乐友祖籍成都,五岁便去了广州,一直生活到现在,操着一口迷人的粤语,和略微生硬但很流利的成都话。大学前得过抑郁症,最终靠自己从抑郁症中走了出来。

去年春节,他跨过环西康巴线直达东方阿尔卑斯山脉之巅,也在三年前的元宵节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被磨到觉得病危通知书就是一张又一张薄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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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期间,他不听医生继续留院观察的建议,从医院逃出来,骑着单车从广州直奔桂林,来回五百多公里,边玩边走半个月。

这过年期间的半个月里,他享受过高档酒店,也在荒无人烟的地方付给农家二十块在砖地上睡得香甜。

他说,路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黄昏时刻,那条宽阔笔直的国道上,他一个人带着耳机听了好几个小时的歌,可身旁始终空无一人,连鸟语也不曾打破宁静。那是让人惶恐的孤独。

“我不想在未来的日子里,独自哭着无法往前。我在青春的边缘挣扎,我在自由的尽头凝望。”

他在广州算是属于成长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家里已经把路给他铺的很平:想工作,家里人便能在广州轻轻松松就能帮一把;不想,那就随便找个喜欢的事情做,家里可以把他养得依旧很白白胖胖。

今年的除夕,当他站在孟买街头,只觉得一阵晕头转向。身后不时有着和他一样的异乡客擦肩而过,与他们背着硕大背包相比,他肩上略微发瘪的旅行袋让他看起来实在是不像是一个旅行者。

旅行的人走出去,他想把自己找回来。

眼前几乎全是焦糖色皮肤的当地人,他们浩浩荡荡嘈杂无比,从他的四面八方涌来,又向四面八方涌去。有那么一阵子,他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在这里了。

图片来源:黃亭亭的博客

图片来源:黃亭亭的博客

可他还是觉得没有年味。

因为,年味不是靠人数堆积起来的。

在广州的日子单调重复,过年也是,一眼看得到熟人,也看得到尽头,这使他失去了生活力。他说,一切向外行走,都是为了走回内心。从他人的生命中穿行而过,是为了倾听到自己的心声。

所有的出发,都是为了寻找一条回家的路。

还记得一个年龄相仿的作家朋友跟我说,回家最多呆两天,就受不了了。不是因为回家不好,而是因为回家什么事也做不了——他需要生活力,需要感知自己在生活,而不是像一只小猪一样除了吃便是睡。

过年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人们都说没有了年味,过年回家少了一份吸引。日子变好了,也就没有了苦中作乐,年味自然就变“淡”了,过年也就不那么有意思了……说到底,是失去了过年期间的生活力。

如果没有对过年回家的合适解释,我们又如何能够希望改变它呢?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说,“乡土中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差序格局。重叠交错的人际网络是以个人为中心,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原则而延展出的同心圆体系,中心势力越强,同心圆的层次和范围就越广,与其他同心圆的交错重叠也越多,并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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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乡土社会强调的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约定俗成的“礼”,以及以血缘和地缘为核心的“人情”,所以乡土社会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这种“人情”,在演变成如今人们所说的“利益网络”之前,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从前我一直认为,这里指的联系,一定要是所谓血缘与地缘。

但当我和那位乐友一样,一个人全国奔走旅行,或者去国外交流而产生过一面之缘的朋友,我同样能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人情”,且把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归于我的生活,甚至在过年的时候对他们特别想念。

我们是不是应当暂时搁置掉讨论“如何融入回家过年”这一问题,而是先想想个人如何构建“属于自己的年”?生活存在“钟摆效应”,不管它的摆动振幅有多大,最终都要回到生活这一原点上。

回返生活,向“生活世界”回归,生活和世界归根到底是一回事。

孙志文在《现代人的焦虑与希望》中提到,“人不再知道何处去找寻他真正的‘家’,一个能安享休憩、宁静的所在。”“回家”的困境中夹杂着“五味杂陈”的乡愁,没人说得清真正的家在哪里,说清了,也总会有个到不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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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于我来说,是存在两个“回家”的意义的:一个是肉眼看到的,另一个是活在内心里的。当这两个“回家”交替出现时,便会让我恍惚起来,那种晕乎乎的隔世之感就漫上心头。

过年出走是通往回家过年的另一条甬道,尽头罗列着许多关于回家过年的隐秘,于是,我鼓起勇气,忐忑不安地走向那条甬道,当我触碰那些隐秘时,沾落在时空里的尘埃,忽地腾空而起,瞬间把我淹没了。

活了二十几年,第一次没有把父母眼中的“年”过完才走。出逃到另一个城市,也一样能有年味。

当然我绝对认同,除夕、初一、初二,是一定要在家过年的。我仍然期待老家的年味:大人们风风火火打牌到深夜,孩子们看着春晚,等着临近十二点一起去坝子里放过年的第一个烟花爆竹;二姨昨夜打了牌,第二天天还没亮就起来炒的一大家子的绍子长寿面,三姨会赶着菜市场开门挑最好的猪儿粑叶……

属于小时候的年味啊,都在噼里啪啦的火炮声,和有年夜饭的香味里了。

希望以后的年,依然能和家里人好好团聚,把年味过足即可。剩下的,就听内心的吧。

如同《转吧,这伟大的世界》中的菲利普所深信的那样:走到另外一头,是一种信仰。

文章来源: 乡村笔记BTC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IUBP9HgYkkaqnJv_SumX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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