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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里的小学生

“他们降临在这个世界,是为了平衡人类过度智识化、机械化的发展。他们背负了人类的痛苦,并以自身的遭遇提醒我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原本信赖的精神力量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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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吴蓓老师与一群家长、老师共同创办了一所自然生长、散落田间、没有围墙的学校——青檀学堂。熟悉华德福教育的人,也许听过或读过吴蓓老师翻译、撰写的书吧!一周过去,虽然没有与吴蓓老师对话,却从上课、吃饭、劳动中,感受到了吴蓓老师的温柔、坚定和严厉,也体会到了办学的不易。

2018年5月,在安徽泾县黄田村“青檀学堂”,我做了一周志愿者。本文整理自我的手记。为保护孩子的隐私,我没有使用正面照,并给他们取了小名。

每当我想起那段时光,便仿若回到了儿时的梦乡。那里的雾气透着茶香,孩子们的笑声踏遍了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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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安徽泾县到黄田村,40公里左右。我坐上开往山里的出租车,路过了红星造纸厂,这是当地最大的一家。泾县是宣纸的发源地,而青檀,正是制作宣纸的原料。出了205国道,在榔桥镇的东南方,沿着701县道开到尽头,就到了黄田古村落。

黄田村在黄子山西麓,始建于北宋嘉祐年间。黄子山古称黄兖山,为黄山余脉,主峰海拔1174.8米,是泾县第一高峰。整个村子并不富饶,一小块一小块的傍山田,分布在河道两侧和群山之间,虽然没有成片的广袤土壤,但千百年来生活在这里的人,却把日子过得相当安稳。即使遭遇天灾人祸,村民仍不为风雨所动,守着自家的几分薄田,不理世事纷扰,一心埋头晴耕雨读。青檀学堂就办在这里。

徽派建筑的黛瓦粉壁间,染上了斑驳的淡墨,那原是墙面受潮显露的痕迹,却使房屋烙上了浓烈的年代感。蒲儿根从石砖的缝隙中冒出,展示着有别于人类的生命姿态。一株300多岁的皂角树,斜跨于凤子河上,从石板路朝向田野,倾诉着它的追求。南天竹白里透粉挂在枝头,成为了我们餐桌的常景。

村子被凤子河和马冲河围成了船的形状。在荣禄大夫第旁,住着当地富贾朱氏家族的后代——79岁高龄的朱爷爷。十个兄弟姐妹,最后,只有他留下,守护着祖屋。这座房子的格局,几十年如一。适逢乱世,朱爷爷读书不多,小学毕业,但他常作诗写字,儒雅又低调。他曾羡慕当地一所私立学校——培风书院的学生,“他们不仅学四书五经,还学耕种纺织等,比现在的教育全面多了!”

荣禄大夫第:

荣禄大夫第又名“裕怡堂”,朱宗潘、朱子典父子建于道光年间,朱宗潘、字莲塘,弃儒从商,累资百万,好行其德,在长沙捐资修管道既长寿街大路数百里等举善无数,朝廷赏戴花翎,封荣禄大夫。原建筑三幢两进,占地2800平米,现存正厅后进五开间和九间边屋一幢,院门前临河有照壁墙,门枋与面墙相偏约10度。此为居屋风水之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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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风书院传承自培风阁,由明清时期鼎盛的朱氏家族资助创办。朱氏家族与理学家朱熹同宗,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朱熹所著《小学》一文,开篇即写道:“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穉之时。”这正是当今中国教育的缺失。

当下的中国小孩,缺的不是才艺,而是生活。一个连基本的家务活不会干、待人接物也不会的小孩,长大了,就成了浑身是“刺”的气球,自诩“个性”,实则是没有教养的表现。往大了说,缺少中国人的气质。

虽然也有不少人知道“生活教育”的重要性,但怎么做、做到何种程度,却又标准不一。教育时,我们总谈爱,讲包容和理解,殊不知,严厉也是一种爱。过度的放纵或视而不见,会引起连锁反应,孩子在大了后,找不到应对自我和环境的方式,从而深受其困。

吴蓓老师曾说:“每个小孩背后都有一个家庭,从看不到孩子,到忽视孩子,再到视孩子为上帝。这些都不对。宁可严厉一点,也不要纵容,从小规矩少,长大了没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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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饭被安排在马老师家吃。马老师是学堂的共建人,也是家长。她住的小院视野开阔,建在田畔和小溪上,是孩子们上食育课的地方。

第一早,吃的豆腐花和发糕。发糕里有枣子,甜丝丝的。黄田的水发甜,做出来的豆腐真不赖,豆腐花不用放任何调料,单吃也香气浓郁。吴蓓老师放了酱油,有的孩子放了白砂糖,有的放了红糖,还有连着放了酱油、白糖又觉得难吃的孩子。

饭后,我来到了小学堂。左侧的木桌上,摆着孩子们徒手捏的泥塑,有恐龙、蛇、杯子等;一个白色的长方形盒子里,蚕正在吃桑叶,有的已吐丝,有的已成型。蚕宝宝总是顺着一条线吃桑叶,吃完了又另起一行继续吃,好比我们练字,总是从一边开头,写完一行又另起一行,有规有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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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堂分小学部和幼儿部,小学堂在崇德堂对面,是一座民居,幼儿部在荣禄大夫第内,那里住着几户家庭。课桌用木片垫着腿,高矮不等,贴合着孩子的身板。三排桌椅正对着一尊孔子画像。小家伙们松松散散地坐着。头顶的房梁有一个燕子窝,燕子听腻了读书声,飞来飞去舒展着翅膀,可不管上课下课。天井上空的云海,偶尔也来蹭课,云海不来,就换雨滴。挑高的中堂,木构的建筑,通透的环境,使我待在其中,丝毫不觉沉闷。

主课由吴蓓老师带领,我坐在后排旁听。因为有几位特别的小孩,所以需要助理老师陪着。

阿哲听课,久了坐不住,常跑到水池边,打开水龙头,任水肆意地在指间游走。虽然我与他相处的时日不多,但却常看到他主动找水玩。他是水的孩子,水能让他恬然于世。

冲冲是新来的8岁女孩,在学堂试读。她动作迟缓,像上了年纪的树懒;她的手摸上去软塌塌的,身子也软绵绵的。小时由于脑部缺氧,受了脑损伤,落下了这些后遗症。她的语言能力也没来得及开发,难以清晰地表达需求,与小朋友的交流,十分吃力,但她却自得其乐,不太惹人注意。虽然她只能抱2根柴棍,走几步路,就要停下来休息,却从不喊哭,或闹着不干了。

小畅14岁,是班里年龄最大的孩子。他常给大家烤豌豆、花生、蚕豆等,很讨孩子们欢喜;在做木工活和烧火煮饭时,也很有自信。但是,他情绪不定,暴躁起来,就会反抗老师,讲些不文雅的话,甚至在课堂上,还朝老师扔过粉笔。

除了这三位,还有牛牛、小溪、阿晨和小凯四个心智健全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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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生不到十位,采取混龄教学制。他们性格各异,特长也各不相同,若是在常规学校,几乎难以成为同学。我们的社会,习惯用隔离的方式,把孩子分门别类,就像整理玩具似的,把他们放在不同的格子里,甚至放进不同的柜子里,还给柜子贴上诸如“优等”、“差等”之类的标签。这些玩具,本来的构成是一样的,却由于人为的关系,被差别对待。那些不被理解、不被看见、不被平等对待的生命,相聚在了青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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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山有一片草甸子,视野开阔,蓟的花朵开遍了山野。周末八点,小学生与食育老师逗号约定,上山捡柴火。从草甸子旁的小路探入密林,松针满地都是,还有断裂的松枝跌落在大地上。当我们捡得正起劲时,雨来了。

孩子们捡了满满两袋子的松针。九点钟,逗号老师教小学生扎麻袋。雨越下越大,拍在眼镜上,让我看不清孩子们的脸了。一位妈妈说,雨这么大,先回去吧,但逗号纹丝不动。小畅和阿晨,还在雨中反复练习。他们练了半个多小时,直到做好了,才被准许下山。“小孩子淋点雨没什么,认真做好每件事的态度更可贵。”逗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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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谨的不止是逗号,还有马老师。早上6点一刻至7点,是马老师的农耕课。

到了学堂的菜地,有三块菜畦密密麻麻育着老种子的稻苗,还没来得及移栽。农户的田已经抛完秧了,但学堂的田里仍长着荒草。小学生的任务是用竹子编篱笆,将水田围住,免得鸡溜进去,把稻苗吃光。

孩子们各自领了任务,大孩子一人插30根,小孩子一人插20根。男孩们干活快,但篱笆编得并不牢固;女孩干活细致,却又慢吞吞的。马老师举着镰刀,砍完竹子回来,一阵督促,让孩子们手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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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溪和阿晨做门栏。门是逗号做的,但中间有缝隙,还需要补几根竹条。

农耕课从不轻易停掉,孩子们有雨靴、手套和遮阳帽,不管晴天雨天,马老师都有活儿安排。小学生常嘟囔,不愿意上农耕课,宁愿上体育课,至少可以玩游戏,但他们来到田间,又立马忘记了讲过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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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10点到12点,是雷打不动的食育课。择菜,烧火,煮饭,配菜,洗碗,扫地,拖地,抹桌子,整理橱柜,砍柴,锯木头,都是课上的内容。午饭除了最后一道工序——炒,全由孩子完成。

有一天,我们做猫耳朵。阿哲剥花生,虽然有时因手劲小,捏不开花生壳而一阵抱怨,但从没离开过工作台。冲冲剥蚕豆,她怕累,便想了省力的办法——用嘴咬。她剥的蚕豆,碎碎粘粘的,却不妨碍味道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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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上课不太坐得住的孩子,比如冲冲、阿哲,却可以站在阳棚下,不停地剥蚕豆和花生,直到完成任务。其实,每个孩子都拥有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只要被放在适宜的环境下。

母亲节那天,孩子们的任务,是给妈妈做疙瘩汤。

按照食育课的惯例,小学生先敬拜天地与灶神,再拜老师,然后洗菜的、剥花生、剥蚕豆的、切菜的,各就各位。干完这些,大家便围着逗号,揉起了疙瘩。逗号老师交代,揉面时,得一滴一滴往里倒水,然后顺着盆壁打圈,不断重复这套动作,直到面粉成颗粒状。

孩子们站在桌前,一搓就是两三个小时,长时间的专注,锻炼了心性。做面,也在修心。虽然小畅时不时离开工作区,到厨房晃晃又回来,但也能熬过2个小时,把疙瘩搓出来。

疙瘩汤和小菜做好后,妈妈们被邀请来做客。看着满桌透着稚气的饭菜,妈妈们居然客气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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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饭前,大家还一起唱了感恩歌:

“感谢天,感谢地,

感谢太阳和风雨,

感谢爸爸,感谢妈妈,

感谢辛劳的人,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我们祝愿天下丰衣足食。”

吃完饭,孩子们还负责清扫。对打扫的流程,他们已非常熟悉了。阿晨洗碗,小畅打扫灶台和烧火区,小凯拖地、擦桌子,小溪扫空坝,阿哲打扫水池和走廊,牛牛擦碗柜和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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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牛发现了两只毛辣子,与小溪在水池边玩了很久,往它们身上泼水,观察它们的反应,“原来它们不怕水!”得出答案后,牛牛小心翼翼的捧着两只虫子,把它们“请”进了厨余桶,并说:“你们就好好吃菜吧!”

阿哲收拾了碗筷,拖了地,就在溪边玩起了水。他用手轻抚着溪流。看着他沉浸在水的明净中,我便不再催他。水划过手臂的温柔,与我当下的心一样。阿哲玩了一阵子,小凯来洗拖布了。他俩在水里看到了一颗田螺,两人朝水里扔起石子来。小凯很快结束了玩乐,提着拖布回去了。于是,我对阿哲说:“我们也回去吧!我们还有别的工作要做呢!”他没有吭声,又玩了一会儿,也回去了。让他听老师的指令,是比较困难的,他有自己的世界,但是,如果满足了他当下的感觉,让他把要做的事做完,他还是会考虑合作的。在严厉与包容中,老师常常需要做出反应,这取决于心,来不及过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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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檀留给我的最深印象,是无私地接纳每一个小孩,不管他是“正常的”还是“精神或心理有疾病的人”。吴蓓老师在《我有一个银色的梦》中写道:“接受那些被应试教育‘淘汰’的孩子,被家长不恰当的养育方式摧残的孩子,接受那些不符合现行标准的孩子。我想有个小小的学堂,让孩子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让他们的身体在大自然中得到舒展,让他们的双手能够为自己也为他人来劳动。”

我是一个抹布能少洗一遍就绝不多洗一遍的人,可按青檀的规矩,一块抹布需要搓100下。我只懂用钱买菜,土豆希望是削好皮的,豌豆希望是剥了壳的。尽管春天的河边,即使连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也有许多二月兰,但我却很少触碰,因为我体会过,采摘时的快乐在不久后,会被清洗时的繁琐消磨殆尽了。我试过清洗自己拔的蒲公英,一根一根的,对我来说,就像失眠者躺在床上属羊般难受。我这样的人,有什么资格与小孩们相提并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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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如他们认真,花生一粒粒剥,蚕豆一粒粒剥,手指没有劲儿,就用牙咬,尽管剥出来的蚕豆残缺不全,但煮在汤里,还是一样的美味呀。我也不如他们细心。我不会听见了昆虫扑扇翅膀的声音,就想要寻见它们的踪迹。有时,我装作“听不见、看不见”,以减少麻烦。我“听不见”狗叫,这样就不用拎着空盆子给它打水喝;我“听不见”青蛙的叫声,这样看到农民往田里洒农药就不会有罪恶感;我“看不见”菜叶上的毛毛虫,这样就不必为杀死它们而背负精神的不安;我“看不见”溪流里的小鱼儿,这样就不担心化学洗涤剂夺走它们的生命。

我不如孩子。我们不如孩子,哪怕被社会排斥的,被贴上标签的,被否定被淘汰的那些,所谓的“特殊儿童”。

我教冲冲一遍又一遍地洗抹布,可她还是不会,但她心里也许明白,只是身体做不到或语言说不出而已。我为什么“要求”她?“要求”是什么?从泾县到上海的动车上,望着窗外的水田和池塘,我感慨地想:“与冲冲、阿哲、小畅相似的孩子,他们在哪儿呢?”他们是待在家里,还是待在特殊学校?毕业之后,怎么讨生活?老了以后呢?是与父母生活一辈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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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降临在这个世界,是为了平衡人类过度智识化、机械化的发展。他们背负了人类的痛苦,并以自身的遭遇提醒我们,再这样下去,我们原本信赖的精神力量将不复存在。但他们不断被伤害,以未开化的身份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

社会属于每一个人,为什么我很少看见他们?为什么他们被隔离在外?无论我们是何种身份,总有一个时刻,也有“格格不入”的刺痛感。我融入不了他们的精神世界,因为我不像他们那般沉浸。阿哲常因陶醉在自己的思想中,而疏忽温度的变化,哪怕在35°C 的天气里,他仍穿着不透气的深蓝色连衣裤和黄色的雨靴。其实,我们都是一样的。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幸而那些灵魂清澈、生命顽强的人,让他们在地球上,还有一片生存的空间。

文章来源: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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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西
草西,有机会网COO,写作爱好者,一个透过写作与世界对话的人;喜欢记录与分享,关注食物、自然、旅行、在地文化和有机生活;热衷志愿服务和生命体验;身体力行推广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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