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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种“建设性后现代大学”

作者:陈静 杨丽 樊美筠

采访手记

历经数百年的风光过后,西方现代高等教育神话开始破灭,其负面影响也进一步暴露出来。

依照新近出版的《灰烬的天堂:中国与美国高等教育的衰退》一书作者的概括,美国高等教育的问题主要表征为如下几个方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大幅度消减教育经费,行政开支膨胀、学费以不可持续的速度增长、昧着良心地过份依赖兼职教师, 学生贷款债务的日益增加。采用公司治理模式, 量化考核盛行,标准化和职业化大行其道,人文学科被大幅度消减,作为公共福祉的高等教育的理想已丧失。《最后的教授:公司大学与人文科学的命运》一书的作者也认为,具有人文情怀的教授在美国大学处境日益艰难,因为现代大学正成为“敌视追求真理的地方”。

如何走出现代大学的困境? 对此,美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进行积极的探索。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教育家,《超越现代大学—走向建设性后现代大学》作者马尔库塞·福特(Marcus Peter Ford)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利用赴美开会的机会,笔者有幸结识福特教授并于日前对福特教授就现代大学的困境和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进行了采访,谈话中的不少内容涉及中国高等教育的现状,相信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不无启迪。在此对福特教授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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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福特(Marcus Ford)教授

福特教授博士毕业于美国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现系美国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学者。

主要著述有《超越现代大学—走向建设性后现代大学》,《为了生态文明的教育》,《为什么我们需要微型大学—–小的,价廉的学校能培养出更有思想,担当和慈悲情怀的人吗?》。

对话《超越现代大学—走向建设性后现代大学》作者马尔库塞·福特教授

: 据我们所知,早在2002年您就出版了《超越现代大学—走向一种建设性后现代大学》一书。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写作此书? 是现代大学出了什么问题吗?在您看来,现代大学出了哪些问题?或者说现代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

: 我同意西方一些有识之士的一个判断:现代大学,亦即现行的“高等教育处于危机之中”。可惜在西方社会意识到这一点的人不多,我当初写作该书的目的就是想提醒世人重视这一危机。对于今天的全球危机特别是生态危机,现代大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现代大学(我这里主要指“现代西方的大学”,已经由早期的培养服务社会的人才演变成今天的满足个人利益的为市场服务的营利性大学。把经济因素当作主要的考量,当今的美国大学过多地专注于专业培训和职业培训,几乎没有在帮助年轻人如何成长和思考世界等方面给予应有的有益指导。

: 这意味着现代西方大学忽视了对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将自己变成了职业培训所,学生上大学的目的就是找个高薪的工作。上述导向造成哪些负面影响呢?

:负面影响就是金钱崇拜盛行,消费主义和物质主义大行其道。其结果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遭到了空前的破坏,人类处于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之中。如果我们灌输给年轻人只有金钱可以给他们带来幸福,上大学就是挣更多的钱,买更多的物品,更多的物品意味着更多的幸福。其结果只能是这样。这是令人十分悲哀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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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社会的虚无主义弥漫是否也与此有关?

:关系十分密切。无论从个体还是社会来说,上大学的预期是找到好工作,挣大钱。而一当毕业后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预期落空,心理上就会产生巨大的失落感,最终导致虚无感。因为钱没了, 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存在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的所谓现代大学培养了如此之多的“空心人”,因为缺乏崇高的信仰,没有理想。

: 中国乃至世界上的许多其他国家仍崇拜西方的现代大学,将之视为追赶和仿效的目标,想必现代大学也有其积极的一面,您认为现代大学在哪些方面是应该被肯定的?

: 的确,现代大学有其积极的一面。在帮助我们了解自然世界、历史、文学等的某些方面,现代大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在现代大学发展的初期阶段,地球上的人口稀少,科学技术力量薄弱,那时现代大学的发展总体上呈现积极发展的趋势。然而,目前阶段,总的来说这种建立在现代世界观基础上的大学其消极影响大于积极影响。我不久前在保加利亚做了个演讲,在演讲中,我提出“完美大学的谬误”概念。每所大学的存在必须有属于它们的时代背景和历史使命。在这一点上,现代大学并不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换句话说,现代大学已经过时了,时代需要一种新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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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提出的“建设性后现代大学”,是否就是这种新型大学的雏形?您能简要描述一下这种大学的关键所在吗? 或者说建设性后现代大学与现代大学之间最主要的差别是什么?

: 建设性后现代大学是对现代大学的超越。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专事批判和摧毁不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的同时还致力于建设,鼓励人们努力寻求走出困境的办法。我所提出的“建设性后现代大学”也属于这样一种尝试。如果说现代大学主要是围绕着分门别类的学科来组织构建的话,那我所设想的建设性后现代大学则是围绕着现实世界的重大问题和如何发展学生的智力、品德来组织构建的。学科有时会解决现实世界中的一些问题,但由于现实问题的复杂性,现有的学科各自为政往往力有不逮,当涉及到学生的品德发展和智力发展时,它们就更无能为力了。

毫无疑问,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学科专业化有过辉煌的过去,导致了学科发展的繁荣,但发展到柯布博士所批评的“学科崇拜”的程度,则就走向事物的反面了。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表明,今日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人为的危机。而对于今日的生态危机,现代大学难辞其咎。用著名后现代教育家奥尔的话说就是,“生态的危机是彻头彻尾的教育危机”。即使时至今日,现在的大学也几乎很少告诉学生关于危机的存在以及可能的替代方案。

而建设性后现代大学则把解决生态危机当作自己的首要任务。它要探讨如何在不破坏地球的前提下种植食物?如何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发展经济?如何帮助大学所在的当地社区良性发展等等。

此外, 如果说现代大学的构建是为了培养学者,而不是思想家。而后现代大学则致力于培养思想家而非学者。这可看作二者的另一点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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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如何实现后现代大学的设想呢,您对此有什么建议么?

:坦率地说,由现代大学向后现代大学的转型是非常困难的。在美国现有的现代大学中,有一些人预见到了构建建设性后现代大学的必要性,并有意识地将建设性后现代大学的思想引进到他们的课程中,但大多数教师很少考虑到现代大学的局限性和可能的替代方案。

在我看来,向后现代大学转型尽管困难重重,但却是必须的。如果我们人类要想不走向怀特海所说的“一起完蛋”的命运,建设一种建设性的后现代大学是我们的别无选择。首先,大学应该尽一切可能帮助学生认清和理解当前形势的严峻性并使学生意识到自己的作用。因为今天生态危机如此严峻,以至于有学者用“环境悬崖”来对之加以形容。对此我们应该形成一个整体的图景;其次,所有专业和课程的设置也应该围绕阻止生态灾难的发生来进行组织。建设这样一种大学或者说,创建一个建设性的、可替代现代高等教育的新型教育模式,或许在美国比较难,但在中国却是极有可能的。你们哈尔滨师范大学过程教育研究中心的许多努力也让我们看到希望。你们在建设性后现代教育和过程教育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可喜成就,令我们这些在西方的过程学者很受鼓舞。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柯布博士要预言:“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吧。

:中国决心建设生态文明,似乎您的建设性后现代大学非常适合建设生态文明的呼唤。根据您的理解,生态文明最需要什么素质的学生?

:现代西方教育过多地强调学生的智力(狭义的)和刻苦程度。我认为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学生,应该充满智慧(富有好奇心和和开放的胸襟),富有共情心,谦虚以及聪明和勤奋。我想我们过多强调智力和刻苦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可以客观地测量,可以创造巨大的物质财富。然而,一个国家如果不鼓励年青人的道德发展,不鼓励创造性思维,是不会长久发展的,也不可能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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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改变教育的目的和课程设置,那教学与教师评价体系是否也需要改变?您能告诉我们关于后现代教师评价体系是怎样的? 如果发表论文的数量不是定义一个好老师的最重要的标准,那应该是什么?

:是的,在建设性后现代大学里,教师评价也会看起来很不同。现代大学将发表论文置于很高的地位,因为它与奖励等紧密相关。如果一所大学要解决现实世界的问题,发展学生的生命,提升学生的品德和智力的话,那么就需要另一套评估其教师的方法,这比简单地统计出版的书籍或文章的数量要复杂得多。总的一个原则是,我们首先需要明确高等教育的目的,然后根据教师在推进这一目的上整体的成功来评价教师。

:在美国,有哪些大学试图实现建设性后现代大学的这个设想吗?最主要障碍是什么?

:在我们美国现行的体制下,要做出这种根本性改变比较难,因此,美国目前尚没有这样一所完全意义上的后现代大学。然而,许多学校特别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高校,在积极采取行动,朝着后现代方向努力,它们在自己的学校中自觉融入了建设性后现代大学的一些元素。比如大西洋大学(缅因州)、斯特灵大学(佛蒙特州)、普利斯考特学院(亚利桑那州),伯里亚学院(在肯塔基)和深泉学院(加利福尼亚)。所有这些高校都非常重视学生的品德发展,当然,它们对现实世界的问题也非常敏感,具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尽管它们中有的没有明确使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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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大学也正处于改革的进程中,高等教育的升级转型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热点问题,您能从建设性后现代的角度给我们一些建议吗?

: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我了解的不多,但我建议中国无论如何不要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而应该从我们美国的失败教训中汲取经验。如果你们现在开始思考中国高等教育的转型,那不妨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中国最需要什么?第二,高校如何帮助中国满足这些需要。我相信,你们便会发现模仿美式的高等教育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应试教育是困扰中国教育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几乎没有人感到满意现行的高考制度;另一方面,高考又被认为是最公平的方式。对于走出这一困境,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如前所说,我觉得中国的高考可能更多的是为了考察学生的智力(这么说似乎有些狭隘)和刻苦程度而无意招收勤劳勇敢,充满智慧和富有共情心的学生。如果是这样的话,问题不在于是否有一个更公平的方式来衡量这些素质,而在于是否这些都是最重要的素质。必要的考试是需要的,考试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是个风向标,可以引领一个社会和一个时代的风尚。如果我们的社会需要成千上万既充满智慧和创新精神,又富有爱心和共情心的学生,我们就需要重新反思现行的考试模式,从而使这一考试为这一目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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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发表于《世界教育信息》2018年第5期

作者简介

陈静:女,硕士,1992年4月出生,黑龙江省,黑龙江东方学院,辅导员,课程与教学论,150066。

杨丽:女,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教育科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樊美筠:女,博士,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项目主任。

文章来源:后现代生态文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wzrJMyWwajPZJ1kNANBq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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