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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是什么–不丹总理吉美吉美·廷美国家与个人幸福26讲》读书笔记

作者: 萧淑贞

全文有16056字,还有许多张很美很美的图,

你估计会读很久很久,也会爱上不丹这个比较大的生态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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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GDP误认为社会福祉的明灯,不再追究生命的意义,一味强调发展,却不愿思考无止尽的发展和生命终极意义与人类欲望的关系。(第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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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重点研读这本书,是因为它不仅能够作为生态文明思想和实践的教科书,还可以作为政治学的教材,也可作为培养跨学科思维的范本。难得有一位政治家能够把自己的学识与治国方略、把个人幸福与背后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此令人信服地联系起来,又把国家与社会在不同层面的作用和局限思考得如此透彻。

还因为一个在国际上名不见经传、欠发达的小国家能够坚信、坚持不同于西方过度工业化的发展道路,表现出了惊人的基于独立思考的清醒和冷静——这一点跟中国改革开放后非常规的迅猛发展中夹杂的补课式的隐忍、焦灼甚至疯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重要的是,书中提出的问题与思考对于中国未来的选择和实现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具有深刻的启示。建设生态文明不是流于表面的环境的生态,需要系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乃至国际治理的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才能为创造一个新文明提供系统的制度保障。为生态文明建构、提供一个不同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体系是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本书对于生态文明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国际政治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对不同学科的人都会有所启迪。

而读书笔记能够为容纳这些貌似没有学科联系、需要进一步探索、还没有答案的跨学科的问题和内容提供方便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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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的发展哲学:需要独立思考

当我们在膜拜世界银行、世界货币组织、世界五百强时,在谈论日本为国际社会贡献了可持续发展、韩国提出了世界公民教育时,却忽视了一个欠发达的小国家提出了不同于GDP的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家幸福力)发展模式,将GNH确定为国家发展哲学(第170页),将个人的幸福作为国家的发展目标,期望以此为目的和出发点,构建政体、经济制度乃至国际关系。“国王认为幸福是一种状态,人若在公平而永续的环境中,物质的舒适、心智与性灵的成长同时存在并达到均衡,就能进入幸福的状态。”(第340页)这样一个小国家秉持与大国不同的理念,并付诸实践,需要独立思考、清醒的政治理性和坚定的国家意志,更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坚持这个理念和实践。

早在1970年代初期,不丹第四任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殿下指出:GNH比GDP更重要,人民的共同福祉比经济成长更重要,而经济成长是GDP唯一评量的活动,因此,他对于GDP才是检验社会进步唯一尺度的普遍概念是否有效,提出质疑,“我们不丹人过去都认为,我们尊贵的国王在三十年前宣扬的“国家幸福力比国民生产毛额更重要”,是我们对生活、发展、世界的独特看法。”

对于西方流行的“发展”的看法:“我们为发展而发展,追求没有极限的发展,究竟带来什么好处?很多人开始意识到人类的成就多半不具真正的价值。我们消耗大量资源所端出的成绩几乎毫无意义。”(第325页)“(传统的发展模式)最根本的缺陷在于这套论点认为成长是没有尽头的经济扩张,而且要不惜代价去追求所谓的进步和景气。人类在这套模型中沦为经济动物,也被洗脑到认为自己只有物质需求,其它都是次要”。(第208页)“令人欣慰的是,总算有一群人,包括学者、作家、记者、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企业领袖和一般人、教师、青年等,他们具有大无畏的气质,愿意关心这个世界,也希望负起责任。他们展现不同流合污的勇气,承认目前的生活方式对世界无益,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有尊严的另类生活方式。”(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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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于“发展”整体反思的框架下,吉美·廷美对于很多相关问题都有自己的思考和坚持,对流行的发展模式的病症做了一次全面的诊断

对于量化测量的认识:“这是一个生活各层面都以数量和计量马首是瞻的世界”(第120页),应该“更强调一些非量化的目标,如精神上的福祉和GNH”(第317页)“有人认为GNH调查几乎是根据主观的自评资料,而且幸福有其特殊的性质,故不应以幸福作为治理社会的最高指导。不相信人民主管的意见数据,我认为反而会导致政府在治理与发展规划时忽略幸福这项重要因素。政府如不严肃对待主观资料,必定会悖离为国民培养能力、追求幸福的基本方针。人民的幸福感会改变,因此才需要对政府各方面的治理表现进行评估。当人民的痛苦感升高时,就表示一定有哪里出了问题,不必等待客观材料齐全才有动作,因为客观数据终究无法呈现本质主管的现实全貌。”(第173页)

对于GDP的看法:“我们被成长所迷惑,什么东西都超量生产,代价是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挑逗并强化我们的欲望”(第112页)GDP的概念不断偏离设计者的本意,在二战后为振兴经济而设的布列登森林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商业银行)采用,成为带来经济繁荣幻象的怪兽,“GDP所引导的发展,欠缺远景并且造成人们对无止尽的经济成长过度迷恋,却完全没有考虑社会、文化和生态上的成本。”(第193页)

GDP已经成为影响公共政策强有力的工具。它主宰了“应该计算什么,应该衡量什么”。爱因斯坦曾经警告,并不是每一件能够计算出来的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也不是每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是能够被算出来的。”“我们一直在东算细算的,却没有真正去检视这些我们所选择的测量或计算指标,对于这个我们需要去打造、并且在其中生活下去的社会是否有效、是否正当。我们只是选择在无条件的经济成长下,去忽略这个社会、文化和生态的支出,然后去计算我们信以为真的进步。”总的来说,强化物欲,追求经济繁荣,已成为世界各地经济规划的目的。(第2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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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使用了“错误的量尺”,人们太执迷于经济的发展。“世界各地有越来越多人承认,虚荣的物质和财富一直被错误地当作衡量人类幸福的工具。GDP被错用为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在它的逻辑下,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赚取更多财富以进行更多的消费。当这成为生命的主要目的时,人性中更高贵的价值就在原始的、本能的贪婪下受到危害。于是,家庭、社群、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这些社会中最核心的基础逐渐崩塌,而地球支持生命的能力也逐渐消减。贫穷、战争、疾病以及频繁得不寻常的天然灾变正是这个饱受摧残的星球对我们的反扑。”(第243页)“倡议GDP应回归原始用途,仅限于计算特定时间内市场交易的货品与劳务的总值,还呼吁采用其他指标和分析工具来评估真实的社会进展。”(第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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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市场和市场经济局限的认识:人们完全误解了发展与经济的目的,当今的总体经济制度具有先天的缺陷,充满了助长人心贪婪的消费主义,市场经济的快乐假象:“市场主导下的快乐假象。市场需要更强大的效率和更高速的生产力;它要求残忍无情的竞争、获利的最大化,并且采用诱惑怂恿(广告|商业)作为手段。但这些正好是导致社会泯灭人性,并且对创造幸福发的因素造成的伤害的原因”。(第218页)第168页“上个世纪发生的去管制、私有化和贸易自由化—–等等,让我们的思维和生活完全受市场力量的宰制。这是由于我们奉行GDP,不计代价追求成长和物质繁荣的后果。GDP的设计原本只是测量某段时间货品与劳务在市场上交易的总值,后来却因使用者为了便宜行事而错用,当成是人类福祉的量尺,造成人类疯狂追求成长,无视自然资源有限的事实。”

“传统经济学注重的是生产和运销的效率,它无法用来有效解释减低经济的规模对生态系统比例的合理性。在面对产业经济与生态系统的相对规模时,市场经济总是用短视近利方式来处理。我相信我们应该要鼓励在集体水平上有利于永续生活方式的道德、观念、信仰和组织。这也就是不丹选择了文化主义的发展模式中的某些功能的另一个原因。”(第3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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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社会被破坏的反思:“尽管人们的生活已经如此彼此相连,但却比过去更为疏离”。“我们只能提醒自己,在都会和工业化社会中几乎已经完全瓦解的大家庭结构或网络、离婚和单亲家庭的高比率、信任受到腐蚀、真诚友谊的消失不再,这些都被认为是不幸福的因素。如果说由单亲家庭养育长大已经逐渐成为现代生活的特色,那么孤独变老也是另一种逐渐增大的特色。由科学和医学所赋予延长的生命,却被用来作为寂寞与遗弃之苦的延长。”“涵盖所有年龄的心理疾病、酗酒和相关犯罪的增加,”还有自杀,“这是社会缺乏情感和心理支撑的一种明显迹象。这是未能在生活中看到任何目标、以及失去对幸福渴望的一种症状。而在许多社会和美国的最新统计中,感到沮丧低潮的比率似乎也是很高的,在这方面令人相当忧心。”(第219页)

“像同情、容忍、宽恕、慷慨、尊严和荣誉、骄傲以及谦卑、无私与利他主义这些人类特质,正受到消费贪婪所侵蚀而生锈,请将他们重新恢复为主流价值,而不要拿经济学的计量方法来计量它的价值。它们是使社会有意义、相互关怀和具功能性的要素。我发现很难去接受人类发展应该只从个人角度来看、并且只关注以个人价值所做的选择,而未涉及任何更大的社会利益。”(第226页)

“思虑不周的经济成长模式与几乎不存在的经济体系的崩解,侵蚀着文明社会的崇高价值。家庭、社区和人际关系都是组成社会的核心,现在都在瓦解当中。”(第181页)“在谈到社会制度,在社会普遍追求发展、小家庭化、人口都市化的趋势下,社会完整性不再,原本家族关系能够提供的支持、各种好处和情感也都随之消失。社会正在解体,对国家怀抱感情的人愈来愈少,因为我们迷失在大量消费需求里,变成个人至上、发展第一的人。消费主义让我们追逐的目标集中在自我,所以当人成功地得到他想要的虚幻财富之后,通常会感到一片空虚,最后只能用变本加厉的消费行为来填补。”(第3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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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度个人自由的认识:“我很难接受这样的想法:只从个人的角度看待人的发展,并且只想要‘扩大选择范围’,从事自己所重视的事务,而不会为了对社会有任何助益—–人的发展当然必须提高人的社会价值,而不是发展自私的个人主义,并由此造成他人产生孤独感,使越来越多人类同胞感到孤单无助—–从本性上来说,人是社会群居性动物。鼓励离群索居、享有过度的自由和自私自利,这些根本是违背人的天性。正如没有个人就没有文明,假若没有社会,个人和人类的命运又会如何呢?因此,对于个人自由的限度,社交需求、社会的需要和社会可接受程度,就对其起了界定范围的作用。这些个人自由权必须由人类本性中的责任感和回报心来节制,而不仅仅是受法律规范要求。否则,这些人为设定的权利本身及其危险,行使自由权就像是调配了导致社会解体和功能失调的药方,而这类问题的迹象目前已经明显可见”。(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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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法治局限性的认识:“过分强调法治,甚至以社会与习俗的规范与实际运作为代价,由国家来管到大部分的人类关系与行为,在我看来,这即是国家以高压来强制整合,它破坏了社会与自愿责任的美德与补课或缺性,这原本是来自于人民对社会及其价值的尊重与信任。”(第106页)“强调法治以规范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是很吸引人的。大力反对一致性,同时却又提倡法治,实在有点吊诡。过度强调法治,竟至管到人类大部分的关系,并以社会与习惯的规范为代价,由国家来加以主导并执行,在我看来,这是国家在以强制力达成一致性。这破坏了社会与自愿责任的美德与不可或缺性,而这两者都来自对社会及其价值的尊重与信任。我常百思不解,社区生活及其重要性的逐渐淡化,是否是我们法律太多的结果。”(第93页)与强调个人权益的律师不同,他从国家治理、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能够综合认识法治、社会与道德各自的功能与相互作用,与单一的专业和学科的视角有了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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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过度城市化的质疑:第167页“未来40年间,也许更快,全球城市人口比例将达到70%。但发展等于都市化吗?”社群关系在都市化中崩解,“人群中的孤独”就是城市化的产物,“从乡间往都市迁徙的人通常会失去自己的根、家庭、朋友和邻居,丧失原本互相照顾的紧密人际关系、互依的群体生活圈、与自然的连接、自给自足的能力,还有生活压力小,步调从容的环境。对很多人来说,都会生活只是孤寂和扰攘的混合体。农村中由家族成员和左邻右舍形成的社会安全网,在都市里变成由国家提供,但这套国家支持的政策模式在许多富裕国家都因为负荷过重而无以为继。幸福感低落也许正是都市化过度扩张到超出控制后造成的结果。”(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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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知识”和“知识经济”的反思:“以近年大家服膺的‘知识经济’为例,在这个时代已经不敷使用了,美国华尔街的崩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瞬息万变的21世纪‘因’与‘果’的距离如此短促,财富的积累如此快速,崩落也是一夕之间——只是站在自私自利的立场所发展的‘知识’,无法让问题迅速解决,反而更加恶化、扩大,越来越棘手。问题出在哪里呢?知识和力量若未伴随着慈悲和同理苦难之心,将成为危险的能力。科技发展若与世界苦难和悲悯之心背道而驰,亦可能走上歧途。光凭知识与力量不足以解决人民疾苦,因为这二项特质缺乏目的,因此不能为知识与力量的发展指出方向。”(第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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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教育的反思:“我真的忧心,现代的教育体系不经意地破坏了类似荣誉、勇猛、忠贞、效忠以及奉献等价值,并或许磨损了良好品格的基本网络。刻意地贬低了伦理学,从而制造出被个人的成功与野心所驱动的消费者。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就我的经验,这里有个危险,高尚的群体教育原则可能遭到误导,而引发蔑视几率,轻视教师,并助长一种虚假的‘感觉良好’的习性,会鼓励放纵任性,却与服务他人或世界没什么关联。我只请求诸位在此时,不要将GNH的原则与价值,跟所谓现代教育的伦理学混淆不清。”(第238页)

“如果只从科学的角度来制定现代教育课程,是否会让下个世纪的丰富文化基础荡然无存,日常生活中丰厚的价值基础也消失殆尽?世俗化和家庭核心化的过程是否增加人类的孤单,让人在城市丛林里自我孤立?社会与经济的快速自动化是否会增加或减少个人对幸福的预期?全球性的资本主义与竞争的国际贸易如何使人们易感受到生活的不满或不安?”(第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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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力资源的认识:现代经济学将人力视为创造经济价值的“人力资本”,他呼吁“请以更广、更完整的视野来环顾人力资源,以人类的眼光,而不以工作的经济动物来看,为追求超越物质诱因的幸福而关切人类的共同需要,这是我们的道德责任。”(第250页)

不丹前总理对于这些宏大问题的思考,归根结底在于对于幸福的本质的认识:“有钱有势的人看起来在精神和社交上经常是更为贫乏的,也因此是比较不快乐的。对于我们以什么方式以及如何来计算财富与幸福,这肯定还有相当大的改善空间,但是,如果财富和幸福之间缺乏相互的关联,那么在达到基本的需求之后,在人类贪得无厌的贪婪驱使下,在无休止的、没有方向的旅程中我们是无法找到幸福的。工业化国家大体上都已经达到这类的基本需求,这些幸福正在衰减、至少铁定是不会成长的国家,拥有充分的理由去寻找一个可替代的成长模式,而它的基础正是以更有责任、更具智慧和更为智慧的方式,来为财富和繁荣的概念做定义”。(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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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启示:

1、什么是真正的独立思考?如何找到问题的本质或本质的问题?知识分子崇尚独立思考,但书中的这些独立思考跟我们这些年熟悉的“批判思维”的结论正好相反,我们盲目追随学习西方,他却看到了更多“现代”问题的本质。两相参照,应有清醒的学术反思。当人们抽象地膜拜“自由”、“民主”,它们已经搭乘激进发展主义的快车,变成一种意识形态。如果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盲目追随,甚至为了批判而批判,为了反对而反对,去抽象、盲目地神化、树立一个“普适”标准,其实也不是独立思考,还在基本的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出现了偏差。那么,如何找到问题的本质或本质的问题?这应该是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2、跨学科思维的重要及如何进行跨学科思维:从“如何让人民幸福”这个问题入手,引出政体、政治经济制度,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全球治理、世界和平这样的系列思考,从一个很难称之为学术语言和话题的问题入手,延伸到背后的大问题,政治实践和学术研究都需要这样的跨学科思维。从这样的视野出发,就可以对比出相关分门别类的政治、经济和全球治理研究的局限,如有清醒、反思的学术理性,当能认识到学科和专业的狭隘和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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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民幸福力:四大支柱作保障

不丹提出的国民幸福力是另一种不同于西方的“惊人的物质繁荣却以精神的贫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幸福并不复杂,不止满足物质或肉体上的需求而已,还包括了精神、感情和心理上的需求,“GNH引领我们去思考生活的目标和人类社会的走向、或是应该迈进的方向。因此,它或许能被视为代表一个国家朝向一个真正进步以及永续发展的生活方式的另一种选择模式。”以国家幸福力作为人类未来发展的典范:地球上最艰难、将来一定也是最了不起的事情——平衡的、和谐的、全面的发展。(第214页)“国家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为所有国民创造有利的条件,让每个国民具备追求幸福的能力,这也是政府最该向人民负责的。”(第186页)

1998年不丹在联合国开发署亚太千禧高峰会上提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模式,这个全面、永续和包容性广的发展模式包括四大支柱、九个面向、72个可测量的操作变量,其中,四大支柱是永续与公平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保育、文化的维护与推广、良善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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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模式与文化的联系:“我们已将GNH定义为一条发展的道路,能够在永续、公平的经济发展,以及环境保育、良好的治理,还有我们精深、古老文化的智慧与动能之间取得平衡”。(第233页)“GNH在本质上是一种并未摈弃经济发展的文化主义方法,这项核心代表了这个用语在精神层面发展的最广泛意义。”(第226页)

从那时到现在,GNH已经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论述,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许多学者、政治家、经济学家和一般人不但开始认同幸福不必与物质享受挂钩,也同意GDP带动的增长把人类社会带往不永续且危机重重的路上。OECD秘书处正在制定新的指标,打算改用另一套模式来促进测量真实的人类发展。另外,加拿大、澳洲、英国、法国等不少国家都正式认可GNH的价值所在,试图把GNH的要素整合到公共政策和政府行为当中。”(第169页)大学陆续开设GNH课程,GNH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在世界各地出现。

经济自立、环境保护、文化推广和良好的治理四个支柱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在建构和强化这四项核心时,我们试图去留意它们的相互依存性,在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借此来确保整体的发展,只有在这样的整体观点下,当某一部分的成本支出造成耗损时,才不会在其他的部分重复发生。”(第222页)“这四个目标表面上是对立的,但它们基本上是一致的。保持文化和环境所需的成本,短期内往往使发展项目变得较昂贵,但在长期来看是划算的。如果我们没有专注于文化与环境的推广,我们将会更容易达到经济自主的目标。文化和环境目标盘可以成为盲目追求经济利益的制约因素。如果我们允许大量的文化的影响与环境退化进入不丹,不丹丰富的社会特质就会减少,甚至消失殆尽。同时,如果我们只重视增加财富,人民将会更感受到幸福的减少。”(第317页)

在这四大支柱中,良好的治理是基础,“没有良好的治理,任一目标都无法实现”。此外,他尤其看重文化和社会,甚至在有时在某些论述中将二者合二为一,“文化在提供着道德与伦理的框架,使得个人及社会在这个架构中能普遍获取持续朝向促进人类真正发展的方法或手段。即使是像它们经常看起来的那样迷信和荒谬可笑,至少文化在提供精神和心灵的支撑上具有明确的角色。”(第226页)

在他看来,经由文化认同形成的社会关系和组织是公民幸福的基础,“多数亚洲社会依然保有大家族这项资产,我们认为非常重要。这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安全网,国家建立并管理的福利制度是没办法取而代之的。正如我们在富有国家看到的,这种人不永续的制度注定要失败。我们将致力保持文化的生命力,正视文化认同的重要性,以及伴随着认同与存在带来的安全感。”(第328页)“我们努力对抗社会普遍流行的家庭解体、家庭核心化、单亲家庭的挑战以及将长者逼入社会边缘的可耻行径。决心拯救、复苏和滋养我们的生活方式,以便维系家庭的完整,让社群回复活力,欣欣向荣。我们珍视向外扩大的家族网络,认为这才是一种最持久的社会安全网络的形态,可以提供情绪、经济和社交上的需求,这是连最富有的国家透过福利制度都做不到的。那是因为国营体制是人为产物,因此,基本上是无法持久的”。(第117页)

“我们同时也致力于GNH所倚重的社会凝聚力和团结的加强。在现代化过程中,个人私利的追求经常威胁到个人与家族、社群之间紧密又丰富的人际关系。我们希望保存不分老幼人人都感到荣耀并受到尊重的社会结构。例如,我们希望保持敬老的社会价值。从幼到老的人生过程里。良好而宽广的社群关系正是幸福人生的根基。”(第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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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本土文化:“有必要严格地推动本土文化,以便不丹人在做出自己真正的选择时,能获得充分的参考。我们相信,一个没有保持自己丰富文化的国家,人民的选择性与福祉都会减损,并且大受限制。”(第92页)

重视家庭伦理:“”第247“在极力对抗家庭核心化、单亲家庭的挑战以及将老人渐渐边缘化的耻辱之下,我们必须要保存、复苏并且丰富我们的传统和习惯——像是戒楚节这样讲家庭联系、让社群繁荣的传统。我们将延伸的家庭网络”

人力资源:第182页:“—–包括大家族形成的社会网络,这是社会自然形成的社会安全网,可以永续运作,不像西方靠人为建立的社会安全体系,即使在最富裕的国家还是会失败。”

这些论述也隐含着靠国家力量维系的社会安全体系无效,甚至有害,一如他前面对于西方民主、法治的论述,或者也可以说西方已经丢失了本质意义上的社会。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密切,文化与社会之间如何关联?文化是凝聚社会的核心,文化被破坏的地方,社会最终会遭到破坏;社会的破坏,也是从文化的消解开始。

因此,他格外看重农业社会具备的强健的社群联系,“虽然人际关系大多是个人的特征、性格、行为和社交技巧的产物,但是它是可以被物质环境制约的。保有弹性和持久的人际关系,建立培养这种积极人际关系的组织与环境,是渴望提升人民福祉的国家一个重大的挑战和责任。在这方面,我相信人际关系在乡村的环境,是最容易蓬勃发展的,因为相互依存是乡村的生活方式,而且,在乡村人们不得不跟大自然和谐共存”。(第126页)

与大自然和谐共存:“我们的身心在这个自然环境中获得成长的养分,因此,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受到大自然的限制—–我们自己就是大自然的化身。没有四大元素,我们就没有形状。我们身上的元素从环境当中的元素汲取活力。由此看来,与大自然和谐融洽是极为重要的。我们一旦污染了环境,削弱了大自然的活力,只会让我们自己变弱,身心都变得不堪一击”。(第117页)这句自佛教思想转化而来的论述可能最深刻地揭示了为什么要“天人合一”,与环境和谐共存。

“请以更广、更完整的视野来环顾人力资源,以人类的眼光,而不以工作的经济动物来看,为追求超越物质诱因的幸福而关切人类的共同需要,这是我们的道德责任”。(第242页)因为将“人”当做“人”来对待,将政府治理与生命联系起来,使得政治见识富含哲理的真知灼见。在一个国家总理的讲话和思考中,能够考虑到人们的“情绪”,为人们情感的寄托和满足为目的,寻求解决之道,这或许是政策应该最终面向的本质问题。

但国家的作为和力量并不是万能的,“在为人民提供幸福的能力或职能方面,有时社会的力量远大于国家的力量,国家并不能在所有的层面上,满足人们所有的需求,这一部分是需要构建社会力量去解决的,有时甚至是根本性的解决”。因此,很多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国家政策和政府部门,同时也需要社会力量。这也是他看重社会的角色和功能的一个重要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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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国际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还没有跳出“发展”的框架和窠臼,“当我们谈到永续未来、绿色社会时,重点不在幸福,而是攸关生存——绿色和成长若单指整体经济和物质面,是不会出现扞格的;但如果把发展视为文明的手段,就必须以永续的方式来达成。”(第324页)不丹总理也看到了生态永续其实还停留在表面,永续需要一个系统的整体支持,“谈到永续这个课题,我们要超越单一的生态永续,进入到系统永续,比如政府系统、良善治理系统、社会与文化传统,还要顾及我们造就的经济系统是否能永续。”(第328页)这个理念与“五位一体”的生态文明理念很接近。

给我们的启示:

1、我们通常会将“发展”下意识地首先与经济联系起来,生态文明还需将环境保护纳入发展议程,但是如何让文化在发展的道路选择上发挥作用,或者将文化纳入发展框架,让体现文化传统的“道统”被“政统”吸收,成为制定制度、政策的准绳和依据?“如何让GNH被政体吸收同化,以及它该如何应用,大多有赖政府必须很有技巧的、将他们的资源投入更高的目标。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将集体自觉向上提升,依我的看法,如此一来,将会让我们有能力,以脱胎换骨的方式,塑造我们的政治经济、我们的法律基础,以及我们的健康与教育制度的本质”。(第125页)

2、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生态文明需要类似这样的思考和政策、治理路径,不丹已经提出了这样的思想,如何从上到下制定相应的制度框架?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如何在社区、个人层面的生活方式、意识和精神中落地实施?政治、经济制度设计直接与个人幸福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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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命与国家治理:为什么是不丹?

“GNH提供了一个整体、全面和人性的发展途径。”(第220页)将国家的发展哲学与民众的幸福联系起来,“希望试着能够解释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出了什么问题,并提出主要从政府治理的角度,来考虑以GNH作为一个替代性发展典范的理论根据。”(第243页)“我们可以如同消费主义还未盛行之前一般,优雅而有尊严地老去,获得年轻世代的尊重?甚至,当我们为了现代医学延长的生命而欢庆时,却矛盾地惧怕着可能随之而来的,如在严冷寒冬一般的孤独、寂寞和尊严的丧失。”(第243页)由关怀生命推及生活方式,最后归结到政府治理,将民众幸福落实到政治经济制度上。

为什么是不丹提出了这样的发展理念?

不丹以佛教立国,“在某方面,佛法的‘中道’原则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决定不应该忽略或牺牲精神心灵层面所需,一味发展令身体满足和舒适的各种物质条件。此处‘精神层面’这个词不应以狭义的宗教意涵理解,而应以最广义的角度解读,在道德伦理和对社会有用的范围内,接受‘精神层面’这一词所内蕴的思考和行动的能力。”(第99页)可以称之为佛教心灵科学的东西,大多涉及情感和情绪的管理,因此,“不丹人仍然是单纯的人们,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且追求幸福的直觉非常强大。”(第227页)

在作者看来,幸福有两个来源或两层涵义:“GNH相信人类的渴望不只是物理层面的生理需求,而是身体与心理皆达均衡的满足感。这个观点的基础,在于幸福的实践有赖于人们有没有能力使自身的物质与性灵需求都得到平衡的满足。”(第169页)再者,“幸福”的感觉也来自与他人、自然的联系和“利他”,“只有在服务他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实现我们本具的智慧、实现自心的真实与明亮本性时,真正的幸福才会来临”。(第233页)“当人类社会有意识地追求幸福时,便能重新定义真正的财富是除了物质享受外,也包括社会其他成员在情感与心理方面都能享有持久的舒适感。”(第209页)

“过度关心自我,反而无法真正认识自己,所以就某种程度而言,幸福人生取决于是否能超脱这种特殊的自我关注而得到内在的自由。”缩小自我是建构幸福的人际网络关系,以及减低人在自然环境中的侵入性和破坏力量的重要一步。在各种形式的生命存在中,人仅仅是其中一种有感知的众生而已。想想生物之间微妙的相互依存关系,这样的神秘网络在科学研究中也逐渐被证实,可见人类自认为位于生物链的顶端,其实只是一种错误的自我安慰罢了。生命的实相不是阶级式的,而是整体的、循环的、含融的系统。“当我们得到内心的自由,我们致力追求的自由和幸福的本质本身将变得更加深刻。”(第322页)

不丹政府认为幸福不是老百姓个人的感受,“幸福太过于重要,以至于无法只把它纯粹当作是个人的责任,而没有让国家在其中扮演一个直接的角色。为了达到这个目的,GNH强调集体的共同幸福必须直接透过公共政策来处理”。将保证集体个人的幸福与政经联系起来,形成政治和社会共识,一以贯之地坚持下去。“大量着墨于佛教文化的不丹文化传统政体,一直都在带领国家走向GNH。1675年不丹宣布了一份相当于佛教的‘社会契约’,也就是所有众生的幸福、以及佛陀的教诲是彼此互相依赖的。1729年的法典更进一步要求法律必须要促进众生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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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丹的文化中,内在精神的发展与外在物质的发展同等重要。在不丹文化里,发展的原意其实就是指觉性的发展。觉性教育不单只是宗教活动的目标,也是达到幸福人生的实践方式”。“不论信仰如何,自觉是每个人心理进化的目标。”(第317页)“”净化心灵成为人们修行的目标,心理建设工程已经瞄准在正面积极精神与心理的力量之实现。这些力量不是用来向外控制自然界,而是向内、向我们的自心,让我们能了解自心,以及自心与外境的关系。”(第148页)“自觉对于获得解脱与自在来说很重要,它更是拥有幸福人生的基础——基本上我们可以透过消灭妄念、侵略性和欲望,以获得内在的自由。”“—–在不丹这个传统社会中,大量文化认知和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心灵处于或导致众生幸福的良好状态。比起驯服大自然和试图操纵世界,启发内在自我和人性是更为伟大的任务。”(第221页)

这样的文化和教育属于增进觉性的生命教育,不丹的传统教育和寺院设施特别适合接续这样的人生哲学。“不丹的学校现在采用新的做法,在一天的开始花费几分钟的时间让学生静坐,思考生命的意义和目标,还有今天要怎么样过才能有幸福的结束”,(第328页)“一个真正具备GNH精神的教育体系,将能确保这些价值能够让学生深有所感,并且内化,使他们在所有情景中都能直接、自然地表现出来——不论是在校内或校外。”(第239页)“我们共享了可能是最高贵的愿望——希望看见从教育体系毕业的年轻人,对自然、对彼此都怀有深切的喜乐之感,深受他们文化的熏陶,清晰地看见真实,与自然世界、与邻人都和谐相处,有智慧地位一切生命的福祉而行动。”(第240页)

“想要成功地将我们的教育体系转型,唯一的措施就是,我们要建立一个真实、牢不可破的架构,并将因此有效地挺住所有的挑战,这些挑战来自于一个具有异常诱惑力、越来越世故、力量强大、具宰制性质的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世界。同样的,这个基于最深的人类与生态价值建立起来的架构,将完全凌驾于政治之上”。(第236页)—–善治是实现国家幸福力的关键,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他自觉地将“基于人类与生态价值建立起来的架构”的“道统”以及传授“道统”的“学统”置于政治之上。

对于人性是善和还是恶的不同认识,派生了不同的哲学流派和治理制度,但是国民幸福力超越了人性的善恶之争,让“生命”成为发展和治理的目的和价值本身,将大到政体、政治经济制度,小到个人的心灵、心理,都囊括其中。从着眼和出发点来看,“国民幸福力”是比“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更具本质意义的理念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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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球治理:路径与选择

政治在某种程度上是与人性的博弈。

人性是日常的话题,容易让人忽视它才是哲学和政治的起点和基础。二十多年前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时》,乐观地以为人类历史将在资本主义的完美中停止前进,社会主义则因为各种“颜色革命”,哀鸿遍野。西方世界认为社会主义超越了人性的自私、贪婪和贪图享乐,只能成为空想。二十多年后,西方世界陷入系统性危机,这应该让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发展模式应该是世界各国将来都要避免重复的道路。资本主义的‘原教旨主义’让垄断资本控制国家与社会。它的民主体制设计上很完美,但在实践中困境重重。

迎合满足人性的和超越人性的,在人性面前似乎都难以拿出系统完备的制度,避免各自出现的问题。政治实质上是与人性的博弈,制度往往输给了人性。那么,最终,除了依靠每个人提升道德和精神修养,人类是否还有出路?

《幸福是什么》中的很多思考融汇贯通了个人、社区、国家治理和国际问题的多个层面,将很多国际议题拉回到了国内层面,又具体到了社区和个人层面。“国民幸福力”不仅涉及一国之政,还涵盖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和平等宏大问题,我们应更多地从中获得建设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和实践的启发,采取新的思维与行动,以生态文明和人的幸福为目的,设计政治、经济制度和政策,彻底改变生产和生活方式,并不断致力于建设新的全球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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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们的启示:

1、 人类究竟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如何构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

“若想改掉以GDP为基础的消费或以市场为中心的总体经济模式,采用GNH的范式,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就得做大幅而彻底的调整。”“赶紧替旧有的发展模式找到替代模式,改变国家与个人追求的方向。”(第175页)“我们的社会组织与经济必须重新安排,具备以往不同的功能与结构。”(第168页)尽管西方目前的社会政治制度不是一个值得其他国家效仿的好制度,但目前“不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我们都远远无法使GNH成为当代任何政府体系和政治结构的基础,这些政府和政治体系中最为大家所接受的就是自由民主体系。”(第227页)

在现行的全球金融和货币体系中,美国占据主导的优越地位,特朗普政府还在不断对其他国家征收巨额关税以转嫁本国的危机,表明资本主义制度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已经无路可走。那么,能够结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长、避免其弊的、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社会制度究竟有什么新内涵?与此相应的任务就是如何构建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对于这个制度和道路的研究,我们的社会科学和国际研究显然比较薄弱,因为这些年我们忙于在实践和理论上追随美国模式,在“全盘西化”中丧失了独立思考和批判思维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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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系统的变革和社会共识:

建设生态文明,方向明确,但还未形成共识,路径也不清楚。重新定义财富与繁荣,校准航向,需要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到政策、工作机制、教育和社会共识诸多方面,进行系统的变革和努力。“这些观念对于企业界的意涵又是什么?我们的工厂、银行和其他事业体要怎么办?教育制度的形式与内涵又该如何改变?民主政府的基本原则又该如何?GNH概念下的市场将如何运作和规范?金融与贸易制度又该怎么重新架构?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并正视的问题。”(第174页)这些都很考验政府的决心和魄力。

3、教育:实现生态文明的途径和方法:

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找到适当的路径和手段,“我绝对确信,除了充分、适当的将人道与生态的原则,以及GNH的价值注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之外,再没有更有效、广泛以及无远弗届的方法,来将GNH充分付诸实践,并实现我们共享的愿景与目标——不是以一种令人气馁的零碎方式,而是用实际的方式,让我们集体的国家意识自然地转化为觉悟的行动。”(第232页)“一个注入GNH的学科,它实际的课程会像什么样子?我们要如何学习数学、历史、语言,甚至体育,才能充分反映GNH的价值?真正的社区服务于禅修的训练,要如何实际地整合到我们的学习中心?如何从生理上来设计我们的学校,才能让GNH的原则具体化?用何种方法来评量教师与学生,才不会像现行定型化考试那般严格、具竞争性以及沉重的压力?”(第234页)“贪婪、物质主义以及消费主义的谬误,已将我们变成漫不经心的经济动物,并且正在摧毁我们的星球,要处理这些问题,所需要的正是意识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在生活方式上的改变。教育正是其中关键。”(第232页)其中,媒体的传播、教育力量不容忽视,“一个GNH取向的社会,必须要有来自教育制度和媒体的动力,因为这两者是影响人们理解、认知、行为和决策最有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必须变成影响力得以发挥的领域,能够推展和支持集体幸福。媒体必须扮演的角色是,从GNH的观点,提供目前的议题一种持续的评论,以便人们可以尽量多获取一些GNH对于他们自己人生和影响他们的社会与事件的观点。对年轻人来说,GNH的价值与做法,必须纳入他们的教科书。”(第132页)“现在是媒体在教育我们的孩子、灌输他们价值观,反而不是父母亲。媒体既反映现状的变化,也型塑新的现状。”“媒体可以成为加速幸福化的核心,也可以是加速摧毁幸福的推手。”(第53页)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建设一个富有生态知识、理念和行动的社会,可能我们很少在这样的高度去认识教育的作用,当然,首先也取决于我们怎样去理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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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建立支持生态文明的全球治理体系?

“何种形式的全球与区域治理最适合推广幸福呢?在庞大的问题中只有少数问题我们能问,而且我们一定要问。”(第316页)“无论是国民幸福力还是生态文明,都不只是通过国家内部的公共政策就可以实现,还需要国际环境的支持。“在一个国家的管理几乎无法独立于全球化世界的国际背景之际,治国和国际关系是如此前所未有地彼此联结,因而出现了很多的机会。它提供了机会和理由去深思、去质疑,去反复考虑国际关系和全球情势的内容和本质,我们必须去询问和考虑,是否专注于幸福能够引领我们走向一个更为平和、和谐与公平合理的世界,一个真正永续且文明的人类社会?”(第228页)

但现实是,国际社会在这方面一直收效甚微。“史迪格里兹在他发表的《迈向全球经济新公约》一文中提出,我们正处在类似布列登森林机构时代的关键时刻——绝不能放弃集体责任这个概念,应尽全力避免毁灭性的灾难发生,确保国际体系继续支撑永续而公平的发展。”(第181页)“(印度经济学家、印度计划委员会副主席)阿鲁瓦利亚曾经提到,人类永续的关键之一在达成全球协议,但很遗憾的,国际协商一直谈不出什么好的结果。”“全球亟需具有远见而果断的领导者。我们此刻所处的世界深陷泥沼,若没有足够的洞察力和果断的毅力道正人类的发展脚步,不仅人类社会难以存续,连地球的生命也将陷入危机。”(第177页)“即使世界朝向多极体系发展,我们还是看不到任何理性与和平的迹象。相反地,军武竞赛如火如荼地继续上演,战争伴随着饥荒、疾病和匮乏。”(第166页)

从历史上看,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幸运地能够获得均衡发展的外部机会。(第324页)近代以前,中国的“重农抑商”曾经也是均衡发展的国策,以精神抑制商业的过度发展,较好地体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均衡发展,但外部的国际环境不一定给它这样的历史空间。中国近代以来直至改革开放仍然是在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课程,“韬光养晦”中是卧薪尝胆的忍辱负重,内在地充满了历史的焦虑和非理性,遭遇外部侵略迫使中国要依靠经济实力、技术和军事使国家变得强大。但在同一时段内,四个支柱目标的均衡发展会影响其中一个或几个变量的发展,或者说,某个变量的发展必然以同时牺牲其他变量为代价?一个维度的发展必定是在发展到极致后才能得到遏制?这是一个在必然规律的名义之下难以逃脱的宿命,还是可以靠人类的集体理性能够自觉地去避免?国际环境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最大的外部障碍,而不丹是幸运的,它的资源和市场没有得到其它国家的青睐,能一直坚持自己的国家哲学和发展模式,没有受到太多的外部干扰。

我们都已经看到,人类的欲望无止境,拥有的越多,期望的就更多。在经济和社会的层面,如何满足人们物质生活的需要,又能不让物欲极度膨胀,危及社会。但人们对于逐利竞争已经视为当然,熟视无睹,“发展”在另一个意义上意味着占领、抢夺能源、资源和市场。但是,深入思考,逐利通过竞争对于世界、国家和人心造成了巨大戕害,“淘汰弱者,把获利当做企业的主要目标,以及利用嫉妒和贪婪这些不正当的天性,这都不是一个和谐社会的组成元素。”(第2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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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让人与人之间充满你死我活的竞争,人们不会幸福;如果国家与国家间存在逐利的竞争,世界也不会和平。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将不再以少数国家为中心,而是多中心的区域化均衡发展;社会企业不是以自己获取财富为唯一目标;经济学真正能够让大家幸福,而不是让少数人越来越富有。做到这些,需要具有类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价值观和使命的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充当主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

有人说,这么宏伟的志业是佛陀的事情。是的,要实现生态文明和国民幸福力的目标,需要人人都是佛陀,才有可能。

(注:本文所引《幸福是什么—不丹总理吉美·廷美国家与个人幸福26讲》英文原著题《Happiness: A Shared Global Vision 》,由陈俊铭翻译,台湾全佛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2年12月第一版,2013年2月第一版第30次印刷。)

文章来源:三生谷生态村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7pOQ6AiGx0u-xdlSgYZhs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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