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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所稀缺的精神贵族 —《柯布自传》

作者:樊美筠 王治河

来美国加州旅游的人们都知道,圣地亚哥的海豚是个必看项目。然而,美国密西根伟谷大学哲学系主任劳尔(Stephen Rowe) 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却说,他来加州只想看两样东西:一是柯布博士,一是圣地亚哥的海豚。在他眼里,柯布博士是个“真正意义上的南方绅士”,系我们这个时代所稀缺的“精神贵族”。

初识柯布博士

1998年夏天,我们有幸与这位“贵族”结缘。那时我们俩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杨深,南京大学蔡仲等其他几位中国学者受邀参加了在克莱蒙举行的第三届世界怀特海大会。正是在那次大会上,大卫·格里芬博士预言,21世纪将是怀特海的世纪。我们俩皆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应该说对西方哲学还是略有涉猎的,但彼时的我们,对怀特海哲学却几乎一无所知。乍然听到格里芬博士的这一预言,震惊之余,也对怀特海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王治河恰在这一年收到克莱蒙研究生大学(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的录取通知书,师从格里芬博士,柯布正是格里芬的老师。冥冥之中,似乎一切都早有天意。

从那时至今,近二十年过去了,在学习与实践怀特海哲学的过程中,在柯老(鉴于柯布博士的德高望重,中国学者喜欢尊称他为“柯老”)的言传身教下,我们与柯老也结成了亦师亦友亦家人的非同寻常的情谊。

柯老自传封面

柯老自传封面

记得多年前,在克莱蒙举行的一次中外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祖国宝岛台湾东海大学的一位学者在接触了柯老等过程世界的学者之后十分羡慕地对我们说:你们这里的美国学者真是太亲和了。她早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那里的美国教授们的待人之冷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想起还心有余悸。

确实,柯老个子不高,为人温和,乍见之下,以为就是邻家那位和蔼的老伯。殊不知这位低调的学者原来是美国著名的过程哲学家、神学家、怀特海哲学的第三代传人、生态经济学家、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领军人物与美国著名的环保领袖。他曾被推选为全球50位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也被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Gary Dorrien教授 称为“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两位神学家之一”。2014年,柯布以哲学家的身份当选为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2015年,在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为庆祝柯老九十大寿而举行的宴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纷纷分享了他们多年与柯老相识相交的各种经历,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大家的心目中,柯老一生没有私敌,因为他十分擅长将误解甚至敌意创造性地转化为双方都享受的一种积极的体验。

柯老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思者。多年来一直从事过程哲学,后现代文化和生态文明研究,发表著作50余部,他既是世界第一部生态哲学专著(《是否太晚?》)的作者,也是西方世界最早提出“绿色GDP”的思想家之一。

反思生态问题,批判现代经济学

倡导文明对话和宗教对话

作为一位对现实、对人类、对自然有担当、有关怀的思者,他对自己以哲学家身份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颇有不满。2016年初,他曾对一位来访的中国学者说道,他到是希望以神学家的身份入选。因为在美国学界,哲学家囿于分析哲学的局限,早已将现实置于视野之外,倒是神学家们敢于直面现实,尝试寻找出一个破解现代各种困境的方案。早在1971年他就开始反思生态问题,其成果便是《是否太晚?》这部世界上第一部生态哲学的专著。按照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尤 金·哈格罗夫( Eugene Hargrove)教授的考证,这是“第一本由一个哲学家独立写作的、以书的篇幅来讨论环境伦理的专著”。在该书里,柯布认为如果从现在开始关心我们所处的星球,也许我们还有时间来避免生态灾难的发生。他那时就已经预见性地警告了生态危机的严重性,并提出要适当调整国家事务的优先顺序以有效地回应这种挑战。他认为,在这里,仅仅依靠不断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依靠新能源的发现,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哲学观念上的根本性的变革,必须要深入反思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基于实体概念之上、以非此即彼的二元论思维为特征的现代西方哲学,才可能使现代性这辆疯狂的马车悬崖勒马,避免灾难的发生。

与此同时,他也开始反思与批判现代经济学,其结果便是与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达利(Herman Daly)合著了《为了共同的福祉》(1989)一书(中文版名为《21世纪生态经济学》)。达利博士曾于1988-1994年担任世界银行环境部高级经济学家,也曾被誉为“可以改变人类生活的当代100位有远见的思想家之一”。1992年,该书因其思想有助于改善世界秩序而获Grawemeyer大奖。其基本观点不仅获得环保人士的强烈支持,而且教会领袖们也愿意接受它们。但在现实中,该书却被主流经济学家们集体无视。柯布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说:“同行经济学家对待达利之方式,让我开始明白他们多么强烈地信奉现代思想。达利的观点基本上被忽略,即使有人承认其存在,也轻蔑地不予理会,更没有严肃的讨论随之而来。自然,他失去了他的学术地位,从那时起,他就被排除在经济学系的门墙之外,被禁止教授经济学。现代人以对思想和信息开放而自豪,但当这些思想和信息威胁他们学科之假定时,这种开放性就消失了。”

柯布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是基于极端个人主义之上的,它已经给整个星球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他追问:这种永无止境的增长是否是必需的?他指出:“经济学家们已将我们带入了可怕的境地。……那些被视为‘专家’之人,继续在其领域误导那些跟随他们之人。看到心地善良之人,想做正确之事之人,是怎样求助于这些专家,听从他们的建议,真令人痛苦。” 然而,这里是否有一种替代方案?柯布与达利的答案是肯定的。这个方案就是生态经济学的新范式。

1981年,柯布与澳大利亚的生态生物学家查尔斯·伯奇合著了《生命的解放》一书,该书中文版由曾在克莱蒙访过学的复旦大学邹施鹏教授和麻晓晴女士担纲翻译,在杨虚杰主编和田松教授的大力帮助下于2015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在该书中,两位作者向多年来占据主流地位的机械主义的生物模式(biological model of mechanism)发起了挑战,提出用“生态模式”(ecological model)来取而代之。他们认为,这种生态模式不仅破除了有生命的与非生命之间的藩篱,也破除了有机体与其环境之间的藩篱。他们也强调,物种的进化离不开其环境的作用(A species co-evolveswith its environment),因此,在进化过程中,智能的意图(intelligent purpose )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除了生态经济学和生态生物学领域的杰出建树,柯老还是西方世界倡导文明对话和宗教对话的先行者。与哈佛大学的亨廷顿热衷“文明的冲突”不同,柯老则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就积极推进“文明的对话”,他认为不同文化、不同宗教均各有其优点、各有其长处,均值得学习。在与日本著名佛教学者阿部正雄对话的基础上,他撰写了一系列东西方宗教对话的著述,其中《超越对话:走向佛教基督教的相互转化》一书已成为西方世界研究宗教和文明对话的经典性著作。书中他不仅力倡向他者学习的开放心态,而且创造性地提出一种新的对话模式,即走向彼此转化的对话模式,这种对话模式超越了传统的排他模式、兼容模式、多元模式,将对话引向了一种推陈出新创造性转化的健康大道。此书为他在国际上赢得很高的声誉。也正是出于对其他文化和宗教本真的尊重,柯布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向其他国家或文明传教。

钟情怀特海过程哲学

柯布博士上述的研究成果无一不有赖于怀特海的过程哲学。不仅《是否太晚?》一书,就是《生命的解放》一书也是基于怀特海的机体主义之上来重新反思现代生物学的。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柯布说:“伯奇属于一个很小的人群:服膺怀特海哲学的生物学家。” 而《21世纪生态经济学》“整本书中所采取的方法都是基于怀特海的”。

那么以柯布的眼光,在20世纪众多的思想大家中为什么单单钟情怀特海呢?在著名的《为什么选择怀特海?》(Why Whitehead?)一书中,柯布给出了他的理由:“我之所以在20世纪的所有著作家和思想家中惟独选择怀特海,主要是因为他最接近于提供出一种综合性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是世界克服这个世纪所面临的严峻挑战所普遍需要的,” “我已经表达了两个基本判断。一是世界需要某种综合思维,这种思维已经越来越罕见。二是怀特海对源于20世纪的这种综合提供了最有希望的著述。”

柯老不仅是一位思者,更是一位行者。1971年,他与莱维斯·福特(Lewis Ford)合作创办了《过程研究》(Process Studies)杂志; 1972年,柯布与同事们组织召开了全球第一个有关生态灾难的学术会议(“Alternatives to Catastrophe”)。正是在此次会议上,赫尔曼·达利提出了稳态经济概念,保罗·索拉里提出了生态建筑作为替代方案。1973年,柯布与大卫·格里芬一起建立了过程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使克莱蒙成为世界研究怀特海过程思想的中心。1990年,柯布退休,成为荣休教授。

将学问与生命打成一片的人

退休后,柯布博士似乎更忙了,不仅著述不缀,而且身体力行,不知疲倦地为建设生态文明鼓与呼。2004年,他创立了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并亲自担任第一任院长。2015年,柯布博士更是倾其所有,罄家办会,举办了举世瞩目的生态文明国际大会,来自30多个国家的2000余名研究生态文明的专家学者和环保主义者包括200余名中国代表参加了此次盛会。他在“让我们一起为建设生态文明而奋斗”一文中说,“我的使命就是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不久之前,我还认为我只对美国人民负有使命。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将努力在美国促进生态文明。但如果我们在中国也能起到一点作用,那我也很高兴把我的使命延伸到中国。”

柯布毕生践履知行合一的理念,是个真正意义上“将学问与生命打成一片的人。”学问上,柯老研究与倡导生态文明,生活中他追求的就是一种简单至极的绿色生活方式。为了支持过程研究,柯老卖掉了他的祖传豪宅,一开始租住在老人院的两居室中,夫人过世后,则租住在一居斗室中。虽然身为美国国家人文与科学院院士,他的生活却异常的简朴,他已经25年没有买过新衣服了。他眼睛做白内障手术,术后樊美筠载他回家,因为已过饭点,遂问他中午吃什么?他说有昨天吃剩的方便面。美筠说“那怎么能吃呢”?他满不在乎地回答:“没问题,我可以吃”。虽是刚做完手术,虽是剩饭,但他认为每粒粮食都是神圣的。尽管如此,他认为他还做得不够,现在他已经开始向素食主义者转变。

柯布博士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柯布博士似乎与中国有不解之缘。他的父母原计划是去中国的,结果由于中国正值内战,所以滞留在日本长达数十年。要不然的话,柯布也许就会出生在中国,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呢。可惜历史从不会有“如果”一说。

不过,柯布常常开玩笑说,他猜测他也许见过前中国国家荣誉主席宋庆龄女士哩。根据是他母亲曾经是宋庆龄女士的大学同窗好友。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宋夫人访问日本,其间也拜访了柯老的母亲,那时柯布刚出生。他说,两位大学好友久别重逢,柯夫人肯定要抱着刚出生的小儿子向客人“秀”一下。当然,伊人已逝,此事不可查考。可以查考的是,宋夫人确实有信件给柯夫人,2014年10月,当柯布博士访问中国时,将宋夫人的此信原件捐献给了北京宋庆龄博物馆。据说,这是该博物馆收到的第一封英文原件信。

言归正传。柯布博士与中国的结缘更多的是思想上的。作为怀特海哲学的再传弟子,柯布博士接受了其祖师爷怀特海对传统的厚道态度。确实,与现代启蒙思想家把传统视为可以随意抛弃的垃圾相左,传统被怀特海视为一个民族魂魄之所系,是一个民族的根,它使一个民族具有某种归属感。在怀特海那里,尊重传统不仅是诚实厚道的表现,也是富有智慧的表现。因为传统是我们参与世界的宝贵资源,是我们带给世界的宝贵礼物。这也就解释了怀特海对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的标杆人物胡适的不满。据贺麟先生回忆,当胡适拜访怀特海时,怀特海对主张全盘西化的胡适相当不满,认为这其实是在使中国“美国化”,让中国人成为“20世纪的美国人”。

反对中国西化,

提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

长期以来,柯老都在严厉地批判美国的帝国主义,现在更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失望。他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说道,我们“已经不太相信中央情报局操纵下的标准新闻,我们一般会多看看多听听。我们俩(指他与格里芬—作者注)是美国帝国主义的强力反对派,对中国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代表我们对限制美国权利肆意泛滥全球的支持。在我看来,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有希望。还在克林顿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我就加入了绿党。此次总统选举(指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我也把票投给了绿党。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煽动对俄国和中国的仇恨,那会导致一场核战争。川普的胜利意味着美国将支持对环境的剥削和掠夺,那将把世界引向一条自我毁灭的道路。”

所以,柯老一再告诫中国不能模仿美国,强烈反对中国西化,他一直对中国传统智慧寄予很高的希望,并提出“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这一著名论点。他多次强调:“直接进入生态文明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逢的伟大机会。这个机会是中国独有的领导世界的机会。抓住这个机会,将选择生;重复西方的错误,将西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则是选择死。我恳求你们:请选择生!请抓住直接进入生态文明这一千载难逢的伟大历史机遇。”

这也是为什么已届耋耄之年的柯布博士,十余年来几乎每年都不远万里飞往中国,如到北京参加“乡村文明论坛“(2014),到浙江安吉参加生态村剪彩(2015),飞贵州黔东南参加有机州大会(2016),亲赴苗寨的田间鼓励村民种有机作物等,不知老之将至地为生态文明鼓与呼。洛杉矶飞北京要十多个小时,我们要给他买商务舱或头等舱,他说“省点吧!”我们心疼老人,坚持要给他买,他最后居然说你们要给我买,我就不去了。无奈之下,我们找到一个折中办法,多花100多美金,给他买了个“长腿”,就是经济舱第一排,那样腿可以彻底伸开。老人接受了这个方案。就这样,到了北京腿还是肿了,后来还是安金磊老师找到一个著名的道医给老人推拿了一下才好些。
柯布博士关于中国应该引领世界生态文明的思想已经引起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重视。最近,新华社记者对柯布博士做了报道。习近平主席亲自对报道做了批示,希望有关方面予以重视,已经引起社会各界较多关注。

环保部长陈吉宁不久前在京做“十二五”生态环境保护成就报告时曾专门引述了柯布博士的观点。 2015年10月27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姜春云在京亲切接见了柯布博士,对柯布博士及其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在世界范围推动生态文明的努力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柯布博士因此成为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唯一的一个外籍专家顾问。

《孟子·尽心下》有一段话用来描述柯老非常贴切,即“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柯老因其知行合一的风范,化己、化人、化世界,几瑧“圣人”之境。按照中国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女士对柯老的评价,柯老的一生可以说是“学术求真的一生,问题求解的一生,知行合一的一生。”此言我们还没有转达给柯老,老人要知道了估计一定又会说:嘿,俺还在世呢!因为在许多庆祝的场合如80大寿,88大寿,90大寿,面对人们的贺辞,柯老总喜欢说:行,这下我的“悼辞”也有了。这样一位影响深远的思者与行者,亲述其心路历程,使我们得以一窥大师是如何形成的,得以理解何谓真正的高贵,从而觉悟到自身的责任,使文明有机会得以转型,人类何其幸也,星球何其幸也!

译者周邦宪先生是我们所敬重的一位严肃认真的译者。多年来,他以一种勇猛精进的精神矢志于过程哲学著作的翻译工作,翻译过程哲学著作于他是一件几瑧神圣的志业。他曾亲临克莱蒙,亲炙大师,直面柯老的风采,见证了柯老的思与行,如此独特的经历,增加了他译文的可信度。这里向邦宪先生表示最诚挚的谢意与敬意!

北京华文出版社独具慧眼,发现了《柯布自传》的价值,并以最快的速度使此书的中文版得以面世,惠及四方。这是要特别提出感谢的。责任编辑胡慧华博士为此书的顺利出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显然是用心在编书。在这个日渐浮躁的世界上,还有如此拥有人文情怀之人,实属难得。我们唯有送上我们的钦佩与感激。
还是那句我们所服膺的老话:高尚的灵魂都是相通的。

 关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IPDC)

于2004年在美国西海岸著名的生态城克莱蒙成立,是全球进行生态文明、后现代研究和过程思想研究的核心学术机构,汇聚了当代最卓越的过程哲学家、后现代思想大师:小约翰·柯布院士是IPDC的创始院长;菲利普·克莱顿博士、大卫·格里芬博士等是主要成员,安乐哲、白诗朗、巴坎南、盖尔等过程哲学家长期担任IPDC顾问。

据美国北德克萨斯大学哲学系主任、《环境伦理学》杂志主编哈格洛夫教授考证,“最早详细讨论哲学与环境的著作是1972 年小约翰·柯布的《是否太晚? 》”

早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诞生以前,20世纪六十年代柯布与格里芬等人就已经基于怀特海哲学提出并使用“后现代”一词。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被认为“后现代”的鼻祖之后,格里芬提出“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区别于法国的解构性后现代主义。

世界上第一个有关生态危机的学术会议,Out of Ashes of Disaster,于1971年在克莱蒙召开。

IPDC倡导一种建立在有机整体和内在联系概念之上的过程思维和有机思维。创始院长小约翰·柯布是著名建设性后现代思想家、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第三代思想家、西方社会绿色GDP的提出者之一、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

文章来源:后现代生态文明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EE4B8Hc7qCTfhE0VHj5z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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