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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加拿大来到台湾乡村,“半农半教”的他收获了什么?

作者:胡芷嫣

起初很难想象,他们来自大洋彼岸,却住在台湾乡下,生根成家。他们在找什么呢?他们又找到了吗?

英语岛特约作者胡芷嫣采访了Jennie Miller跟John Sullivan,倾听台东海浪的声音、脚踏美浓泥地,原来推着他们移动的,是全世界都在掀起的“移住风潮”。

John Sullivan

John Sullivan

这里不像他的家乡,没有七呎深的雪。

分明是二月隆冬,山脚下的烈日却像一头饿虎紧紧扑咬行人的后颈,光是站在田畦上,什么也还没开始做,汗水便一直滑落。

“我原本还以为下田工作可以减肥,”身形高大的他手里忙着摘叶除草、俯身剪杂枝,突然间转身对我说,“结果大部分工作只有这样——站在原地摘叶子!哈哈。”

眼前说话轻声细语,笑起来很有中气的人是约翰。他来自加拿大,在高雄美浓住了13年。今年是他第一年在山脚下耕作。

美浓田地里的魁梧身影

农历年前一大早,他开着载满农具杂物、烤漆剥落的小轿车,穿过灰扑扑的小镇街道,领我们来到他洒满阳光的菜园。接近300坪的田地,分成两个区域,一边栽种美浓特产橙蜜香小蕃茄,另一边则有点像来乱的种了各式各样、数十种蔬菜水果。高温在白色网室内浮动,魁梧的约翰巡梭于窄小的田畦间,身上的旧蓝色汗衫干了又湿,湿了又干。

“我以前住高雄(市区),但从来没有喜欢都市生活。”他领着我们在菜园里一边晃踏,一边漫聊在高雄市工作时和太太认识的经过,“她跟我说她是从乡下地方来的。所以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不敢相信这里居然有超市和7-11。”

他拍拍腿上的泥土说,“我在加拿大的家,连一条柏油路都没有。”我们一边顶着日头拼命滴汗的同时,他那位于北国梅尔维尔湖畔、只有8,000人的家乡Goose-bay,正沉埋在1980年以来最深的二月雪中。

难道经济价值优于家庭价值?

14年前,约翰的女儿诞生。太太提议,让美浓家乡的母亲照顾宝宝,夫妻平时留在高雄市工作赚钱,假日休息再回乡下看女儿。

听到这个提议约翰不可置信地狂摇头。对部分人来说,留在工作机会较多的城市里赚钱,把孩子交给乡下的祖父母和学校,是一种经济理性选择,但对约翰来说,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比看见自己的孩子一天天长大、全家人守在一起更重要的?“也许算是一种文化差异?我不想让其他人照顾我的孩子。”约翰的淡色眼珠看向远方。

于是他们抱着强褓中的女儿,搬到中央山脉尾端山脚下,在这个务农人口近半的南方小镇,开设美语补习班,建立他们的新家。

路过的一名邻居太太热情的与Sullivan分享经验

路过的一名邻居太太热情的与Sullivan分享经验

这个老外玩真的!

去年八月,他身体力行参与当地的生活方式,开始业余种田的“半农”计划,一个人搭棚,架网室,播种,施肥,浇水,摘叶子,并且一直摘叶子。除了一天至少在田里待上三小时,有些夜晚,他甚至会在补习班打烊后,来到田地,戴头灯继续忙活。

那些夜晚,邻居早已关灯上床,小黑狗在门檐下睡着,街道没有来车,世界浸润在月色如水的安静中,一片美好的农村景致——约翰尤其知道,因为他那双淡色眼珠,曾经每天看着不一样的东西。

在加拿大那些年,他受训为抢救生命的紧急救护员,工作日常就是面对一幕幕血腥现场和生死交关。“我没办法忘掉看到的那些东西”,约翰说,人间的各种凶惨暴烈,在脑海里纠缠挥之不去,经常让他在夜里惊醒。要是再继续下去,大概5年内就会自杀吧,他说。于是他辞职,回到学校主修生物,从洁净光亮的实验室,透明的显微镜、滴管、培养皿,认识大自然界的微观样态。

但是,是在他脚下这一分混沌土壤里,从夭折的小幼苗(“啊!这个小东西没有撑下来。”他惋惜地喃喃),从翠绿壮硕却结不出任何果实的谜样植株,约翰踏实地为生命和脆弱感到沉醉。“现在我能做的是,尽力让作物长出来、活下去。我的意思是,即使你失败了,还是可以从生命的不同阶段里学到东西——特别是当你失败的时候,你学到更多。”

他呵呵笑,“一开始大部分人可能觉得我种田只是好玩,我想我多少证明他们错了吧?”今日,田地的左邻右舍、走过路过的大婶阿伯,知道这个老外是玩真的后,都会100%发挥长辈的热情,不请自来和这个种田菜鸟分享撇步。

发现问题1:乡村劳动力凋零

对约翰这个种田菜鸟来说,去年开始他的半农计划,时间点有些倒霉。

先是去年秋天太热,西红柿被大规模病毒感染,再是入冬后一波波寒流,温差剧烈,连日绵雨……所有这些不利西红柿着果的因素,总导致今年美浓橙蜜香西红柿整体产量下滑三成,约3,000万台币损失。

他曾试着雇人,却找不到人手帮忙。这并不意外。事实是,这个小镇上大部分年轻人建立家庭的迁徙方向,和约翰一家完全相反:这里的孩子长大后,大多数飞离开家乡田野,没有再回来。就算回来了,也可能只是暂时托育后代的季节性停泊。

年轻工作人口单向涌往都市,导致乡村人口凋零,性别失衡,劳动力缺乏……这些问题,经常在媒体上读见、黑体字型不痛不痒的标语,在农村的感受分外直接尖锐。

比如说,4万人的小镇上,不存在任何电影院、酒馆、或其它流行娱乐场所;比如说,插秧季节,你可以看见路边驼背老农独自将一盘盘15公斤重的秧苗从货车搬下田,每吃力搬完一盘,就得整个人扶靠在车斗边,擦汗喘歇一会儿;比如说,约翰估猜,附近约九成的下田工作,都是外籍移民完成的。

“我前面这块豆子田就是一个印尼女人在种。”他接着告诉我,女儿去年开学,班上1/3同学的母亲是新住民;自己的补习班也是,一班16个小朋友,有8个孩子拥有一半中国大陆、泰国、越南、印尼、柬埔寨……的血统。

新住民女子填补了乡村大量流向都市的年轻女性空白。她们只身来到这里,组织新家庭,孕育美丽的后代;她们在烈日蒸腾的土地上劳动,维系这座农业小镇的血脉。

发现问题2:父母纷纷将孩子“赶走”

年轻人纷纷离开家乡、从乡村流向都市的这条单行道,经常通往农业问题。毕竟,大部分台湾乡村都是农业为主,美浓为例,超过40%的家庭是农户。

1952年,台湾农户占总人口的45.5%,这个数字到了近期2015年,只剩下9.2%。光是1996至2006十年间,就有36万农夫从台湾土地上消失。然而真正亮红灯的讯息是,他们越来越老:近几年统计农夫平均年龄都在60岁上下,目前39岁以下的年轻农夫,全台只剩10万1,500人。而农业又是特别需要体力、肌肉、以及脊椎健康的行业。

这个现象的成因,除了产业转型、低价进口农产品冲击,约翰和我们谈到,还有社会价值观和父母亲施予的推力。

他说,老一辈都叫小孩不要回来——和都市冷气房工作相比,留在家乡种田被看作是没有选择的选择,曾滋养文明胚芽的农业,如今在这片沃野上,被视为出外失败和走投无路的无奈结局。

2

只愿不再为土地哭泣

约翰环顾他的田园。

现在他差不多确定,半年来的所有心血都白费了。小农菜鸟统计第一年成绩,“惨赔”25,000元台币——不用农药和除草剂,意味着必须投出大量精力除草,限制了耕地大小;不用化肥,则意味在有限产量上,再减去一笔收益。而这一切,都是“自找”的。

去年西红柿病毒疫情爆发,他和其他农夫一样,到农会求助。在那里,他们塞给他一长串、名称眼花撩乱的农药名单,要他洒在西红柿上。约翰来到他的田,带着杀死病毒、却不可逆转地伤害更多东西的药剂,那时西红柿还小,约翰一语不发地将药洒在他亲手种下的小幼苗上。

他照做了一次。但是,第二次这么做的时候,这个魁梧大汉一个人在田里差点哭了。

“这不是我想要的!”约翰说着,还带着那天的情绪:“我不在乎。”

“我真的不在乎这些西红柿会不会死掉,或是卖相好不好看,或是这一切白白浪费……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对自己的土地下毒……”那天他回家,把所有瓶瓶罐罐都一股脑地扔掉。

3

在哪里才能掌握人生,农村还是城市?

“为什么要孩子不要种田?农业不会输的。”约翰曾经和另一个旅居美浓的加拿大友人谈及这个问题,两人相当不解:科技如此进步,可能以后我们出门只要带翻译麦克风,就再也不需要去英文补习班了,“但不管地球上发生什么事,每个人总要吃饭的,不是吗?”

在半农五个月,历经西红柿病毒、连日冬雨的心碎后,今年约翰终于切身体会,务农父母亲心心念念要自己的孩子离开,不愿意看到他们回来“继承家业”的原因:在艳阳下劳动的体力折磨是一回事,看天吃饭有太多难以控制和随之而来的万念俱灰,他说,只消天下起一场大雨,就足以将你数个月的心血投资,和整个家庭半年的收入,哗啦啦地给无情打落一地。

但是,都市里的处境一样风雨飘摇。美好的资本迷梦泡灭,眼下,大部分的人,日以继夜在办公室爆肝工作不见天日,来来回回在捷运系统中被推挤排泄,无时无刻不感觉肩头压着一朵厚重的黑云,直往下沉。

4

U-turn青年:一种生活方式的追求

在日本,年轻工作人口正面临相似的沉重工作处境——环境狭窄拥挤、超时加班、不合理薪资待遇——生活沉重得陷进了土里,却从中长出了另一种可能:移住乡村。

他们称之为“半农半X”,一面务农维持生计,一面经营副业,创造自主价值。这些拥抱新信念、回到家乡“重新做人”的返乡青年则是U-turn人口,而那些生于都市长于都市、但决定归根乡村的人,则是I-turn。(注:U-turn即掉头,或180°拐弯;I-turn为新造词,大意即指向新目的地出发。)

返乡务农的青年潮,正好提供日本社会困境的可能药方。为了纾解乡村凋零、粮食自给率低、农业人口老化等台湾相似问题,安倍政府在2014年祭出“地方创生政策”,编列百亿预算,执行地方活络计划,鼓励年轻工作人口继续大量移住乡间。事实上,如果我们把目光拉回台湾,也可以立即发现类似趋势:台湾的农家这几年一直维持在1990年以来数量新高,农夫在过去10年之间,新增了2.1万人,且大部分是25-44岁的年轻人。

一种世界潮流正在诞生

怎么解释这些变化?我想起阿青说的话。

阿青来自阳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州,现定居在潮湿多雨的兰阳平原——那里,是在美浓、水林、寿丰……台湾各地乡村之间,移住乡村的青农数量最多、密度最高的地区。友善小农社群的生活成熟开花成当地特色,强力吸引如阿青这样的国际移住人口,用身体投入参与。

“其实,最终这些人都在追求一种生活模式。”电话那头传来在砧板上利落切葱的清脆声响。“什么生活模式?”我问。

“呃……和台北生活模式相反的生活模式。”阿青放下菜刀,将葱花卖力揉进面团里。农闲时节,她收到邻居太太送的一大把葱,正在制作葱油饼。

她接着描述这种生活模式的理想:“想要更接近土地,想要和餐桌上的食物、在地的文化,有更深刻直接的连结。”

他们追求什么呢?或许只是赤脚踩进泥土里的感觉。或许只是拉一把椅子,沐浴在阳光里。好天气时就下田,天气不好时就在屋檐下看书或工作;煮饭的时候,往炉子上看,知道锅子里的东西来自哪里,感到安全。

脱掉皮鞋,打直身体,此心安处是吾乡。I-turn也好,U-turn也好,对他们来说,都是重新建立和土地的连结,根一样的归属。

5

文章来源:英语岛

原文链接:https://udn.com/news/story/6895/3182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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