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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年农夫与朴门农艺

作者:石嫣

千年来东西方农业从差异走向融合

中国农耕文化形成是从生活中来的,是自在的、自觉的

朴门农艺是有意识的设计生活和农业

西方农耕的转折点在16世纪,以显微镜观察细胞走向微观

东方农耕同样在16世纪出版了《农政全书》时达到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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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早接触朴门农业是在读《四千年农夫》的时候,因为《四千年农夫》的副标题是“中国、日本、朝鲜的永续农耕”,永续农耕是对permanent agriculture的翻译,而朴门农艺也经常会被翻译为永续设计,其英文原词是permaculture,这个单词是永续农业的集合词,而朴门农艺应该是对这个单词的音译而成。

同样是在人类历史的16世纪,东方的农耕走到了它最鼎盛的阶段,明代万历年间的《农政全书》将中华农耕文明中的核心要素: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荒政等12目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而此时西方也到达了农耕的转折点,开始用显微镜观察细胞,从而农业走向微观,也走向了农业更精细化的分科。正如我们现在的农业大学中的专业分类,土壤、植物、昆虫、营养等专业正是沿着这种显微镜式的思考而设立的,但也就意味着难以建立整体化、复杂化的思维方式。

东方的农事是从生产和生活中自在的形成的,因此,谈到农业生产就一定与之结合的是生活的吃、穿、住,并因为各地的地理地貌物候的差异而形成文化,农业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只作为第一产业存在过。

在中国传统农耕思想中,施用肥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培肥土壤”,而不仅仅是西方农业模式中满足N、P、K等所谓大量营养元素的需求,中国农耕历史上使用的肥料有几十种,这包括:人粪尿、家畜禽粪尿、蚕屎、蚯蚓粪、草木灰、草木落叶、绿肥、堆肥、骨肥、泥肥、土肥、秸秆、蜗牛壳、豆饼、灶灰等。因为人地资源的限制,所以集约有效利用时间和空间就成为了中华传统农耕文化最深刻的内涵,像间种、套种、一年多熟、轮作等,都是为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获得更多产出的有效做法。而这些内容,也多数被现代科学的数据所证实,在农业生态学上有着重要价值,在朴门农艺一书中也有多处体现。

在中国乡土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几十年后,很多人意识到似乎我们和老祖宗在农法上的传承断裂了,我们的社会中更不乏认为他国农法更先进的群体,崇拜现代化代表的美国的大农场、机械化,抑或日韩的小规模自然农业和农法,唯独对我们自己的农耕文化缺乏信心,不愿意给那些在大地上的实践者们一些时间。其实,这些名称都只是各自对农业可持续的愿景和说法,名字不重要,我们自己得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真知识来自于实事求是和知行合一。

中国城乡之间、乡村内部进行的物质循环,“地力常新壮、用粪如用药”,中国传统农业倡导的“种养结合、精耕细作、地力常新”,核心就是处理好农业与天、地、人之间的关系,农业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农人则需要处理好这几个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便是农事的管理。

农业提供给了中国人衣食住行的原材料,养蚕、种茶、种烟草、建筑、燃料、织物等都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乡土生活有关的就是在这种生活方式下形成的乡土文化,诚实、节俭、幸福、满足、忙碌、平和……在农耕文明的条件下,这样的生活方式或许就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与土地近了,人类无论是在主动还是被动的条件下,都会更接近自然的节奏。生命过程中包含了丰富的物理、化学和心理反应,而时间是所有这些反应的函数。农民就是一个勤劳的生物学家,他们总是努力根据农时安排自己的时间。

费孝通说过:“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出生,食物取之于土,泄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

50年代建国以来,由于工业化的需求,农业剩余变成工业化的提供方,80年代中后期农业逐渐成为第一产业,更多侧重了农业的生产功能和经济功能,而农民和农民的生活部分被“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话语正确所弱化,现代化的进程中,规模化、机械化、集中化等也就成为了这个时期中国农业所追求的目标,仅仅过了三十多年的时间,2017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开始指出我们的农产品已经处于结构性过剩的阶段,而同时农业的生态、社会的双重负外部性也突出显现,乡土社会衰败没有年轻人务农,农业一举成为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者。

21世纪以来,有意识的人群开始返乡,从事生态农业的相关工作,生活在乡土,从土壤到食物,从乡村到城市,从土壤菌群到人类大肠菌群,整体的思维,微观的阐释。

古代农人用天地人和谐的思想来管理农业,现代农业科学正在不断尝试用科研成果来解释农业。正如我们对于植物养分吸收的原理的理解,从简单的输入三种营养元素,到微量元素,以至最近对于复杂的土壤中微生物相互作用的关系的研究。

数千年来,植物已经形成了与其根系定殖的真菌的共生关系,创造了菌根(my-corrhi-zee),字面上是“真菌根”,将植物根系的覆盖范围扩大到百倍。 这些真菌细丝不仅将营养物质和水转移回植物细胞,它们连接植物,实际上使它们能够相互通信并建立防御系统。一些菌根真菌还能分泌出抗生素,这有助于防止植物感染土传病害。英国的一项实验表明,菌根丝作为植物之间信号传导的渠道,加强了它们对害虫的天然防御。当被蚜虫攻击时,蚕豆植物通过菌根细丝将信号传递到附近的其他豆类植物,作为早期预警系统,使这些植物能够开始产生排斥蚜虫和吸引黄蜂的防御性化学物质,这是天然的蚜虫捕食者。 另一项研究表明,病害番茄植物还使用地下菌根丝网来警告健康的番茄植物,然后在自身攻击之前激活其防御。

1970年代开始由澳洲生态学家开始提出的朴门农艺正是一种有意识的思考农业生产、生活、生态、生计的方式,中国古人在无意识之中建设了非常美丽又环保的乡土建筑,当然类似风水的学说也是古人设计的一种有意为之,而当下我们可以通过研究古人的智慧利用现代的技术和信息去设计生活的空间。西方微观、结构化的去思考整体的方式也是对我们从整体到局部分析思考的有力补充。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可以让乡土生活生产变得更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找回设计的主体,不是设计师而是乡土生活者。一个优秀的农民,应该是顶天立地的人,可以照料设计、建筑、农业、水利等。

生活是一种不断的再设计的过程。一个设计师一年要设计很多房屋,而一个农民一生只设计一处生命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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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农业的阶段式发展

《四千年农夫》一书之所以在有机农业领域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应该源于它是最早出版的一本反思西方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的农业耕种形态并介绍东亚持续几千年农耕文明的书,很有意思的是,在金完成了这本书之后,一个英国的土壤学博士霍华德被皇家派往印度教授农业耕作技术,在印度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他却产生了对英国农业耕作方式和科研体系的批判和反思,并完成了同样对有机农业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一本著作《农业圣典》。几乎所有早期的反思西方农耕不可持续的书里都有提及《四千年农夫》的影响。

之后,鲁道夫史坦纳、罗代尔、福冈正信代表的生物动力农业、有机农业、自然农法、朴门农艺等都有相似的核心思想,只是在技术操作上有所不同,不过,它们都是国际有机农业运动的一个部分。

这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直到20世纪的7080年代,都是各类有机农业思想、哲学发端的时代,这个时代所面临问题的背景是西方大农场模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何能够让农业更加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这是这个时代农业思想孕育的基础。这个时代也被称作有机农业的1.0时代。

有机农业所面临的农业问题百年来在西方仍在加剧,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随着发达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也带来了很多发展代价的转移,农业污染、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也就随之产生了对有机农业更大的产品市场需求,这个时期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立了不少民间有机农业协会,也有不同的区域联盟的生产标准,也就产生了标准不统一造成的贸易困难;到了七八十年代,各个国家的国家标准开始出现,不过,这些国家标准基本都是参照了行业内的不同区域的标准,也是对有机农业各个不同利益主体的平衡。有了标准,也就容易形成市场规模,1970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是有机农业贸易大发展的时期,在有机农业运动舞台上都更多活跃着有机产品的进出口、国内市场开拓、大型展会等现象。这个时代有机农业的特点是有机农产品更为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

这个时代也被称作有机农业的2.0时代。

当然这个阶段也有很多问题出现,比如有机农业也被工业化,为了压低生产成本,以更低的价格销售,美国很多大型有机农场都会雇佣墨西哥非法移民工作,很多人认为有机农业在这个阶段偏离了“生态、健康、公平、关爱”的四大原则,尽管有机产品对消费者有了更多好处,可是公平关爱的理念并未在有机农业体系中体现出来,也就是在有机农业体系里经济又脱嵌于社会了。还有一些关于有机农业标准降低的讨论,很多人认为有机农业的标准降低是为了不断扩大国内有机产品的市场份额以应对日益增长的对有机农产品的需求,比如是否允许使用转基因的种子的问题。还有很多人认为有机认证本身简化了有机农业的思想,在认证标准中仅能体现对种植方式的要求,而没有体现有机农业对人与人关系特别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关系的思考,一件商品是否体现了四大原则中的关爱原则,或者说关爱原则是否可以被标准化,这些都是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因此,这个阶段又出现了一个平行于有机认证的第三方体系——参与式保障体系PGS,这个体系最早出现于巴西的一次有机农业的会议上,很多人提出现在的有机认证割裂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而变成一个获利方式,应该有一种新的认证体系被生产者和消费者所拥有,而认证过程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巴西、印度、新西兰、美国有了国家认可的PGS体系,他们所认证的产品有的可以贴“PGS有机”的标签,有的只能使用“生态”的标签。在有机农业2.0阶段的1970年代在欧洲和日本还出现了一种倡导“直销、当地、友好”的产销模式,在日本被称为“teikei提携”,在美国被称为社区支持型农业CSA,这种模式的实质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建立长期的、超越食物简单买卖关系的合作。在中国,我们将这类模式统称为“社会化农业”,意即区分于产业化农业只重视经济功能的模式,产业化农业只是将农业看做一种生产方式,农产品看做一种商品,而忽视了农业的环保、生活、休闲、就业等其它方面的功能和价值,社会化农业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农业生产和流通方式,2008年后兴起的市民CSA农场、农夫市集、消费者共同购买等模式都属于社会化农业的类型。

有机农业ORGANIC AGRICULTURE和生态农业AGROECOLOGY 或者 ECOLOGICAL FARMING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早在1.0时代的那些经典著作或者思想中,在中国4000年农学思想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农业生产中最重要的三个要素就是天、地、人,有机农业的目标应该是实现天时、地利、人和。天,理解物候、温度、节气、阳光、空气等相关的因素;地,理解土壤,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肥,用肥如用药,如何使用好肥料是种好地的首要问题;人,人在自然系统中既不是控制自然的主宰者,也不该是自然的奴隶,而是通过人来协调天与地之间的关系。

争议比较大的是有机农业被当作一个认证结果,认证体系限制了有机农业的扩大,特别是对很多后发国家来说,就像哥斯达黎加这样的国家,因为主要生产的咖啡豆要出口,必须与出口国家的认证匹配,有机标准更多参照了欧美国家,导致本国的很多小农被排斥在咖啡贸易之中。中国也有这样的情况,比如当我们提到有机农业的时候有几个非常普遍的问题:“中国有真的有机农业吗?土地空气水都被污染了”,“恐怕只有深山里才有有机农业吧”,“北京雾霾那么严重,怎么可能做到有机”,“不用农药,菜肯定都被虫子吃光了”,“我的产品通过了300多项农残检测,是有机的”。有机农业被认证的结果过度简化了,大部分人不愿思考我们的农业和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该如何解决,如何贡献自己的力量,刻意忽视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是每个人造成的结果。我们都要在自己日常柴米油盐酱醋茶之外,努力思考更多的问题,特别是已经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源的人。每个人反思自己的日常,我们需要了解自己生活地区的土壤、水等自然资源到底是什么情况,农户从事有机农业的目的是什么,是否有相关技术,是否有市场,是否能够可持续。

有人认为生态农业可以涵盖超过有机农业思想之外的内容,比如有机农业可能被简化为无农药、无化肥,但是生态农业需要更多考虑轮作、绿肥、间作、水土保持、肥料使用等问题,是系统的、整全的思维方式。但是,如果了解有机农业最好实践的人肯定知道这也是有机农业的最好的目标。对于生态农业这个提法,最大的争议是生态农业是否要制定标准,因为有的称为生态农业的农场可能使用农药化肥或者本身是很工业化生产的。生态农业意味着3.0时代吗?我觉得只要简化问题的思想存在,一个词的更换并不能解决问题。有机农业也好,生态农业也好,我们作为人本身特别要注意的是简化的思想,而且要特别谨慎简化的做法。

2010年起,在世界有机农业的舞台上更多的农场主越来越活跃,他们提出有机农业应该回到关注生产者的本质上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的主席就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有机农场农场主。于是,有机农业3.0时代出现,这个时代仍然会发展有机农产品贸易的部分,但会更多回归有机农业四大原则的核心部分。这个3.0时代,我们看到IFOAM开始推动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CSA,降低认证成本让更多小农加入有机农业运动的PGS参与式保障体系。IFOAM曾经与CSA国际联盟URGENCI谈判希望将URGENCI变为IFOAM平台下的一个分支机构,但这个提议被URGENCI理事会否决。IFOAM后期对于PGS的推动力度越来越大,在2014年土耳其的第18届国际有机农业大会上,专门设置了会前会讨论PGS的发展,并通过国际交流项目将国际PGS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派到中国来交流一段时间。

有机农业在中国的呈现有着与西方不一样的内容。如果将现代话语中的“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作为首要评价标准的话,那么乡土文化则是在这个标准下最高的文明形态。农业在乡土文化中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同时也是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文明的形态下,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少数对多数的“剥削”,如若农业价值高,城市不能再源源不断向乡村抽血,则城市化本身的低价劳动力就难以获取,中国农民安土重迁,如果能在乡土获得一份足够体面的收入,并不一定想要进城务工。而乡土文化本身的正外部性并不能通过经济效果去简单评价。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的政策导向仍然沿着不断城市化的方向前进,越来越多的乡土社区被破坏,则城市也要为此承担更高的风险成本。低廉的农产品价格使得农民不能在依赖土地为生,只能进城务工,成为城市里的打工者,多数在建筑业;低价也给予城市人一个维持城市生活的低廉生活成本,都市的生活消耗着无数“低价”的产品,从食物到服装,而这些低价的产品却有着极高的环境和乡土社会的成本。因此,有机农业在中国不应是简单的对农业生产标准的一种认定,更应该包含对乡土文化的保护和认可。中国有句俗话:“人没有吃不了的苦,却有享不了的福。”人的欲望无止境,只靠人类自己的道德约束恐怕要求太高,而保护和珍视现有的文化,并不是一种抱残守旧,这反而是对中国文化中“大道中庸”内涵的发展。

说到这里,我觉得有机农业不应该是建立一种农业耕作模式,而是建立一种农业社会化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有机农业链条中的各个主体都应该具有反思精神,不能因为拥有了短期的利益而忘记初心。

我们有机农业也需要反思,在常规农业体系中,我们有大量的农民、学者、商人,有大量的研究、贸易、加工,可是那个体系并没有变得越来越好,反而日益创造问题,整个食物体系从经济上越来越庞大,但却没有多大程度上改善农民的生计,只要劳动力、资金、土地三要素外流,就不可避免乡土的衰败,没有愿意以土地为生的人,也就难以提及土壤的改良,土壤无法改良,那么有机农业的根基也就不存在,大量技术的研究恐怕也只是空中楼阁,甚至为了研究而研究,研究一些毫无意义的课题,浪费大量资金,如果落地只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技术,技术为谁服务是否是目前农业生产所必须,两者就必然会产生脱离。所以,无论何时我们都要警醒,就是我们从事农业生产、研究和政策制定的人必须落地而不是制造空中楼阁,偏离问题的重要方面太远。

所以,我认为的有机农业3.0时代,就是我们在拥有了足够的理念、技术之后,反思在哪些方面我们做过了,在哪些地方我们做的还远远不足。

也许有一天,当农民成为了一个具有竞争力的职业,很多年轻人愿意回到乡村工作、生活,农业更加生态,这个时候我们的农业系统也一定会变得更加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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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反思,就不得不谈什么样的人可以反思能够及时反思,我们需要一直抱着开放和学习、包容的心态,我们不能用先入为主的意识限制了我们的创新和实践,我们要向其他相关的运动学习,在经济、社会、生态三个方面,比如慢食关于社会公众宣传方面的经验,他们的视频、手册、文章等针对社会大众更具有吸引力;公平贸易,更直接的建立了生产者和消费者关系的理念;CSA更好的表达了社会人主体在产消关系中该承担的责任……作为有机运动本身,要多学习并且多交流,引入我们所需要的理念,只要符合生态、健康、公平、关爱四大理念的经验我们都可以拿来学习。

因此,有机农业3.0不是主流化消费本身,而是通过信息、资源的交流开放共享的平台,让有机农业社会化、生态化。有机农业倡导:公平、健康、生态、关爱这四大原则,希望在有机农业3.0时代回到有机农业起源地中国,重新探讨城乡关系、生活方式、生态价值。

石嫣2017年于柳庄户村

文章来源:分享收获农场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A_bPhW6uCB6-SIQ9Ultk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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