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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农业崩溃倒逼生态农业回归、农业再组织化

作者:张庭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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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社会的高消耗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不仅表现在非常昂贵的政府、金融系统,更不可持续的是高消耗的生活方式和濒临崩溃的石化农业。由于中国人羡慕、效仿、追求美国式以肉奶为主的饮食方式,在过去30年中,中国肉类、河海鲜类、蛋类和牛奶等动物蛋白消费量增速惊人,但是,中国的人均耕地不足美国的 1/6,根本提供不了这么多合格的动物蛋白。于是,中国一方面从国外大量进口动植物蛋白,其中进口大豆占比消费高达86%;另一方面,则在动物饲养环节,大量采用激素和抗生素促使动物速生,使毒害肉类成为普遍现象,这虽然满足了国人一时口腹之欲,但导致癌症等恶性病患迅速上升,国人家庭财富与医疗体系不堪重负。

而在中国人饕餮的口腹之欲背后,是中国农业不堪重负,濒临崩溃。过去十几年来,粮食“12(年)连增”的幻象掩盖了中国农业的诸多问题。首先“12连增”的粮食是一个假象,中国粮食总产量虽然从1998年的5.12亿吨增长到2015年6.2亿吨,增长了1.08亿吨。其实主要是从玉米增产而来,1998年中国玉米总产量是1.32亿吨,而2015年是2.29亿吨,增加了0.97亿吨。而玉米增产主要原因是国产传统非转基因大豆的种植面积转为种植玉米──由于玉米的单产远高于大豆,一度其经济效益超过传统大豆,农民弃大豆种玉米。这就造成“一俊遮百丑”的假象──这背后是中国粮食结构的严重恶化──低蛋白含量的玉米取代了高蛋白含量的大豆,并导致中国大豆对外依赖度急速上升到86%,而且,这些进口大豆都是转基因大豆,而以前中国自产的非转基因大豆!由于2016年秋季玉米收购价格暴跌了30%,也导致了2017年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严重受挫。2016年中国粮食产量已经下降了0.8%,今后几年粮食增产后续乏力已成定局。

撕开粮食“12连增”的假象,中国农业千疮百孔,不堪重负已经到了非常严峻的地步了:

1.耕地面积因为城镇化而迅速萎缩,虽然国家统计数据似乎无需悲观,但事实上全国城市周边的大量良田都变成了工厂、楼盘。特别是原先“苏杭熟,天下足”的苏州、杭州农田已经所剩无几;珠三角的农耕田也基本消失。

2.对于土地地力的透支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化肥、农药和塑料薄膜的单位面积使用量都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化肥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中国农地常年都是满负荷运营,基本没有轮休,过去30年石化农业对土地肥力的透支伤害远远超过此前5000年的累加。

3.由于严重的工业、农业和生活污染叠加,中国耕地已经普遍被化肥、农药和重金属污染,不少土地已经因严重污染而失去了种植的价值。

4.中国包产到户的小农经济,十分分散,生产效率低下,致使农田水利等公共工程长期被荒废失修,使得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尤其是抗旱能力远低于30年前。我国原本就是一个严重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美国的1/5,在世界上名列121位,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且分布极不均衡,北方和西部极为缺水。近些年来,中国水资源情况加速恶化,除了城市和工业大量消耗浪费污染水资源外,全国兴建了超过500家高尔夫球场,每天消耗了巨量的水资源,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这一隐患已极为严重。

5、由于国家长期压制农产品价格,加上农民人均土地少,农业生产的利润非常菲薄,甚至亏损,因此青壮年劳动力纷纷流往城市打工,致使农村一般只有老弱在维持农业,土地撂荒现象相当严重。

现在中国政府似乎意识到这种局面不可能继续,已提出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农业的集约化经营。但在这个方向上存在着三个重大课题,如果不能深刻透彻认识到位,仍然会有重大隐患。

1.谁是土地流转的主体?是城市的下乡资本,甚至是外资;还是种粮大户或农民合作社?如果是前者,则中国农业将重蹈菲律宾和拉美的覆辙,农业生产的财富最终将被极少数人,特别是国际粮食寡头所获得。其结果是人民的天赋财富被剥夺,国家的粮食主权沦丧。粮食──这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生命资源将被垄断在少数寡头和外资手中。

2.如果农村集约化成了美国模式,整个中国农业只需要1000万农民,那多余的6亿农民能到哪里去?尤其是在中国外向型经济盛极而衰,政府大规模投资无以为继的趋势下,不要说城市无法消化更多新入城农民,相当可能以亿计的农民工需要返回农村。倘若如此,中国的贫民窟规模将远远超过巴西城市边缘的平民窟,那里将成为犯罪的天堂,社会动荡的渊薮。

3.中国还能继续以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塑料薄膜等为主的石化农业吗?如果这条路走到黑,中国耕地潜力达到极限,最后崩溃怎么办?石化农业的另外一种重大风险是,假如石墨烯等充电技术成熟了,它替代了汽柴油成为主要汽车动力,整个石油化工行业大规模萎缩,下游产品化肥等产量将大跌,那怎么办?

简单而言,要解决中国农业的长期低成本高效率的可持续生态和社会发展问题,就要同时解决好三个可持续性──农业主体的可持续性、社会稳定的可持续性和农业生态的可持续性。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农业应该走“农村合作制+绿色生态农业”的道路。中国学者余云辉2009年在其文章《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在农业和农村》中就指出:“对于一个拥有13亿人口、近8亿农民的大国企图照搬西方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模式显然是不可能的。即使把全世界的生产线都搬到中国、把全世界的能源和原材料都运到中国、把全世界的商品销售市场都给了中国,也难以实现近8亿农民逐步转变为产业工人。更何况面对国内的环境约束、土地约束、能源约束、产能过剩约束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约束。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工业带来的‘石油农业’‘化肥农业’‘农药农业’难以持续,即便可以持续,那么,我们还能期待着农村农民大部分转变为城市蓝领、城市蓝领大部分转变为高端服务业白领和金领、可以继续近乎疯狂地把城市近郊的良田变为别墅或四合院,把远郊的沃土变为迪士尼乐园吗?遗憾的是,写字楼的计算机键盘上敲打不出粮食和面包。那么,城市最终将在动荡甚至动乱中重新长草而变成乡村甚至墓地。”因此,他提出了中国农村应建立新型集体所有制,走再组织化的道路,我是非常赞同的。

我与余云辉先生对于上述三个问题提出的合理答案如下。

1.中国农业必须实施以股份合作制主要形式的新型集体合作社,实现“再组织化”。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废除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旧组织”后,实施的“土地承包到户”本质是去组织化,虽然一度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但也极大地限制了农业的集约发展,各种弊端如今已经显露无疑。而再组织化不是对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复辟,而是以股份合作制的新型集体合作制。各户农民以自己的承包地入股,有专业能力的种粮大户或乡村能人,以自己专业能力获得一定比例的技术管理股份,拥有相对独立的经营管理权,接受董事会的领导和监督。农民的股东和劳动者身份分离,股东身份参与分红,劳动者身份按劳取酬领取工资。这样既可以确保农民土地承办权的基本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也能够形成组织化集约经营的优势,同时能够发挥出农村能人的积极性。在此,土地股份合作制是基础,政策引导是关键。国家政策引导须包括财政补贴政策引导、金融扶持政策引导、政府采购政策引导、科技扶贫政策引导等。

2.中国必须告别“石化农业”,因为这种对土地涸泽而渔的农业模式已经达到极限,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重建低成本的生态循环农业势在必然。应该在农村再组织化的基础上,在国家扶持引导下,重建农村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比如在一个村级股份合作社范围内,如果自然条件允许,按照生态循环的原则,按合理比例配种小麦(稻谷)等主粮、大豆(花生、油菜籽)等高蛋白油料作物和高产量的红薯(或土豆、魔芋)等;可合理匹配一定规模的畜牧业和鱼塘。如此一来,这三类粮食除了卖粮给城里或农民自己食用外,还可以混合作为饲料用于养殖业;动物粪便、鱼塘腐泥和动物秸秆可混合发酵,成为有机肥料;农民应集中居住在节能生态楼房中,一方面可节约土地用于种养,还可以集约利用太阳能、节省能源。这也有利于改善生活卫生条件;此外还应实施严格的垃圾分类,固态垃圾进行回收,而厨余垃圾则用于生产沼气,可以为农民做饭提供燃料,其废渣可做肥料。如此可建立一个村级单位的小循环生态农业。

在这种生态循环农业模式下,农业基本可以实现自给自足的自我循环,不仅将可极大地改善环境,也能使农业成本大幅降低,同时也可以消化较多农村人口就业。为此,农业科技进步的方向应转向──如何发挥好自然生物相生相克技术以治理病虫害;水资源高效利用的技术(比如滴管技术);微生物对现在严重污染的土地、水质改良技术;生态绿色高产量育种技术等。这就需要国家通过产业政策和资本市场大力支持,实现科技新突破。

我们对于这种生态循环农业的未来充满信心,它不仅已经被中国生态农业科学家蒋高明的弘毅生态农庄(注8)等试验初步证明可行──粮食产量并不比化肥农业低多少。更重要的是,生态循环农业在5000年中华文明史上被证明是卓有成效的:在清朝乾隆时期,农业育种技术十分原始的情况下,中国都养活了4亿人口,更何况现代科技水平!只要国家和人类能够把科学技术发展引导到生态循环农业的方向,我相信在未来10~20年中国和人类能够重建生态循环农业体系,这将极大地改善自然环境,改善人类健康,极大地降低医疗等系统的消耗。对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扎实基础。

诚然,中国农业再组织化还要包括──以国有资本为主导、以分层次控股的股份制形式,建设覆盖所有乡村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网、科技服务网、物流服务网和医疗服务网。这样才能将以村级股份合作社的“小宏观”相互联系起来成为“大宏观”,形成区域化集约经营和品牌规模效应。这其中也包括农村垃圾分类的回收再利用等等。

此外,在资本市场上,应该通过订立“社会责任企业”融资和上市标准,创设“社会责任企业板块”,与主板、中小板和创业版并列,鼓励那些以履行社会责任为主的微利的农村综合金融服务企业、科技服务企业、物流服务企业和医疗服务企业借助资本市场融资并上市。通过创设“社会责任企业板块”将现代公司治理制度和监管制度运用于农村各项服务网络的建设、运营与维护之中,并将社会游资组织起来运用于农村建设,建立起城市资金向农村回流的金融机制,从而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落到实处。

倘若中国决策者能够团结社会精英,领导社会大众,采取如上措施,进行一场基于人民、国家和人类的根本利益,为了国家、民族和人类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彻底系统的改革:在政治体制上实现社会精英自上而下地示范管理+人民民主自下而上的自治制衡;极大地降低官僚消费和投资,使政府完成“全能管制老爷型政府”向“有限责任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土地、矿产等天赋财富国民公正合理分享;在严格专业监管的前提下,实现金融体系中下层对民间开放,极大地降低金融成本;同类金融市场建立多家充分竞争,公正、透明、民主监管;中国制造走向自主研发和新型集体所有制道路;农业实行生态循环模式,农村实施再组织化……那么,中国将实现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次变革,其历史意义将超过秦孝公+商鞅的变法,中国必将成为未来人类文明升级的领导力量,而中国新领袖将成为人类共同推崇尊敬的“新圣王”。

文章来源:蒋高明的博客,原载于《人类的出路》

原文链接:http://blog.sciencenet.cn/blog-475-10961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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