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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小区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习惯?

文章来源:商业生态

通过5年来在200多个社区(截至2016年底)中的实地历练,爱芬逐渐摸索出一套在社区推广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技术,我们姑且称之为“爱芬模式”。在这套模式中,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元素:推动个体参与、可持续的管理机制、技术诀窍和社区自治。

2010年的世博会,台北馆的垃圾分类实践让前来参观的人们反问一个问题:台北能实现垃圾分类,我们的城市什么时候也能做到呢?

在这之后,在社区层面的垃圾分类推进工作陆续在一些试点小区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不同的小区,采取的垃圾分类的管理办法并不一样,有些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将任务“布置”给了居委会,以旋风一般的运动方式在小区居民中进行推广;有些通过补贴的方式请保洁员将湿垃圾分了出来;也有通过持续的宣传教育,让越来越多的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这些不同的方式,看上去都在一定期限内在一个特定的区域内实现了垃圾分类,但到底哪种方式算作“成功”呢?

通过5年来在200多个社区(截至2016年底)中的实地历练,爱芬逐渐摸索出一套在社区推广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技术,我们姑且称之为“爱芬模式”。在这套模式中,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元素:推动个体参与、可持续的管理机制、技术诀窍和社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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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有人认为居民参与率高就是成功,但参与率怎么评估?有人认为分出的湿垃圾多就是成功,但是,这些湿垃圾到底是由谁分出来了呢?”在爱芬环保项目总监郝利琼看来,居民自主分出来的湿垃圾数量以及一个社区居民自主参与分类的比例的多少,才是有意义的一项衡量指标。

在上海,生活垃圾分为四大类——湿垃圾、干垃圾、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其中湿垃圾占日常生活垃圾的62%。因此,生活垃圾减量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湿垃圾的分类。

郝利琼的看法与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玛丽•哈德(Marie Harder)的研究结果不谋而合,哈德近几年一直潜心研究上海的湿(厨余)垃圾分类项目,“真正的成功是,如果人们开展了一些活动,你看到他们从家中带出湿(厨余)垃圾,并且把它们丢进湿(厨余)垃圾桶,而不是普通的垃圾桶,如果这行为能持续六个月,那就是成功。因为六个月人们会养成一个习惯,这个习惯不会轻易被改变。”

根据哈德团队所调查的爱芬所工作过的40个小区样本的研究结果,这些小区能够分出湿(厨余)垃圾的比率达到70%以上,在爱芬撤出一年之后,这个比例依然能维持在45%以上。

自2011年起,爱芬开始关注城市垃圾问题,把视线定位在“在社区推动分类减量,助推城市垃圾问题的解决”的思路上,在社区实践垃圾分类减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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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6年底,爱芬工作过的社区达到229个。通过5年来在200多个社区的实地历练,爱芬对社区有了较深的了解,逐步掌握了在社区开展工作的方法、技术,并且摸索出一套在社区推广垃圾分类的工作模式。在这套模式中,包含了四个重要的元素:推动个体参与、可持续的管理机制、技术诀窍、社区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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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爱芬如此看重居民自主分类?这和垃圾分类背后所包含的真正价值息息相关。垃圾分类所带来的经济价值,只有在循环产业体系建立之后才能得到体现,所以,很多时候垃圾分类所消耗的成本要高于它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所创造的价值,简而言之,就是不具备经济性。这也解释了仅仅从市场的角度来推动垃圾分类,其实是动力不足的。那么,垃圾分类所带来的垃圾减量到底有什么用?人类的生存状态,除了用经济衡量之外,环境与社会因素也是其他两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垃圾分类最重要的价值恰恰体现在这两个方面。从环境的角度出发,如果垃圾不减量,那对于寸土寸金的城市而言,最终的选择就是树立起一个又一个焚烧炉。这样的处理方式可能会排放危害人类健康的物质,招致民众的反对,而没有分类的垃圾导致燃烧热值降低,并且很难控制有毒物质的排放量。

从社会角度来说,当个人能够主动承担起自己作为一名公民的责任——“管理好我自己产生的垃圾”,分类到位,那么这就是一个社会的素质与文明的提升。这是一个教育与训练的过程,并且也是建立社区自治能力的过程。这个过程对于当下的中国尤为可贵,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通过垃圾分类这样一件连接个体行为和社区行为的公共管理事务,提升了居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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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价值包括公民价值和社区价值,所以,我们会非常看重是由居民自己去分类垃圾,而不是让别人代劳,否则,就失去了这部分的价值”。郝利琼认为,正是这样的衡量标准让爱芬在推动小区垃圾分类工作的时候,将着眼点放在了“推动个人参与”上面。事实上,垃圾分类管理作为一个典型的公共事务治理议题,它的实质问题在于“社会参与”。如果没法唤起多数人的自愿参与,并且形成长期的习惯,从而内化为个人的文明素质,那么垃圾分类并没有在小区层面真正实现。

在这一点上,一直与爱芬合作的上海市静安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环卫管理科副科长曹倩很认同爱芬的做法。“跟其他区的第三方比起来,爱芬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它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区里下达的指标和考核要求来推进这个事情的。他们是真正在推动垃圾分类这个工作,改变居民的投放行为,是从这个根本点来出发的。”

当“推动居民参与”成为垃圾分类管理工作的主要切入点的时候,可以试问一下——作为一名小区的普通居民,到底是什么可能成为让他(她)自愿对垃圾进行分类的动机呢?可能的动机来自于这些方面:有一部分人本身有一定的觉悟,并且也愿意化作行动力,当发现小区垃圾分类的硬件得当、了解了小区关于垃圾分类的宣传推广的时候,就主动进行了分类;有一部分人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教育培训活动,提升了环境意识和公民意识,并且被辛勤工作的志愿者们所触动,逐渐成为自愿分类的一份子;有一部分人被“绿色账户”所提供的“积分换礼品”所吸引;当有一天“如果垃圾不分类就要被处罚的话”,有一部分人会担心被罚而进行分类。

为促使居民进行自愿垃圾分类的动机,爱芬的工作方式是为小区建立起针对居民的持续教育项目,聆听个人的反馈并进行持续改善,最终形成一套开放的促进社区自治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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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分类管理最艰难的一步在社区层面,这个介于家庭与城市之间的社会基础区域,成为垃圾分类真正实现的场所,这样的场所成为权利与责任界定并不清晰的空间,同时包含了私人和公共的因素,尤其是中国正处于城市化的阶段,社区人口具有一定的流动性,不同的社区人口构成、环境差异很大。与此同时,曾经担负着上海的社区基层管理工作的社区居委会,它承担的工作范围和内容,以及它所聘用的工作人员也发生变化,新的责任相关方也开始进入社区的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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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社区是不容易的。国内很多做环境工作的社会组织,都在做面上的宣传和社区活动,真正触及到社区肌理、从深层次带来社区改变的并不多。”爱芬团队在一次次跑遍合作的小区之后,对这片进行深入工作的实操地,有了更切实的认识。

无论是遇上怎样不同的“社区面孔”,对于爱芬开展推动垃圾分类的工作来说,需要在地建立起一套以促进个人参与垃圾分类为目的的管理机制来。这套管理机制,和企业的管理机制不一样,因为参与的人并不是自己去挑选聘用的,也没有明确的责权指定;和项目管理机制也不一样,因为这是一套长期运行的机制,并不会因为某一个项目的结束而停止运行。这套历经5年多、在众多小区的垃圾分类管理实际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管理机制有着三个重要的方面。

【1】联合核心利益相关方形成领导力

爱芬每进入一个小区,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识别出核心利益相关方。在社区里,垃圾分类的核心利益相关方包括:

社区管理者——“三驾马车”,包括了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这三者在爱芬开展工作之前,往往是各做各的事情。作为第三方,爱芬通过持续的沟通,将三者联结起来,达成共识,让这“三驾马车”各司其职,充分互动,形成合力。

社区志愿者——来自居民中的党员或积极分子,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与培训,让这些积极分子承担起社区的宣传和监督工作。

居民——垃圾分类的执行主体。

社区管理者——“三驾马车”,包括了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这三者在爱芬开展工作之前,往往是各做各的事情。作为第三方,爱芬通过持续的沟通,将三者联结起来,达成共识,让这“三驾马车”各司其职,充分互动,形成合力。

社区志愿者——来自居民中的党员或积极分子,通过各种宣传、教育与培训,让这些积极分子承担起社区的宣传和监督工作。

居民——垃圾分类的执行主体。

【2】创造便利可行的硬件环境

对于很多居民来说,促成垃圾分类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是否便利。这就关系到在社区内的垃圾分类基础设施是否满足了这样一个需求。针对各个小区现有的硬件评估和改造,爱芬提出专业的咨询建议,包括垃圾厢房改造、高楼撤桶、多层楼并点、新投放点的选点等。

【3】教育与宣传

垃圾分类也不是一个强迫性的行为,教育与宣传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爱芬为小区建立起一套教育的机制,针对不同的层面,从街道到小区志愿者、物业、保洁员,进行不同形式的培训。

其中,爱芬的“志愿者课程”,是针对垃圾分类工作中最重要的力量—志愿者。志愿者是直接联接小区居民的现场人员,许多居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看到这些志愿者的辛苦付出,我们被感动了,觉得应该尽一份自己的责任。”因此,爱芬通过这样的课程,帮助社区管理者在志愿者招募、管理、培训、使用过程中更加规范和专业。

除了教育之外,爱芬为社区提供系统而专业的宣传品,为社区管理者提供宣传工具,从而影响到更多的居民。

通过这三方面的推动,爱芬这样一个专业的第三方社会机构,与合作的小区共同建立起一套针对垃圾分类的管理机制。这是一套有机而可持续的管理机制,即使在爱芬撤走以后,依旧能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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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垃圾分类,无论是居民本身,还是社区管理者或城市管理者,都曾经将信将疑,其背后有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在社区层面的垃圾分类管理的技术工具缺失,没有一个现成的可以遵循的方法来指导这样的工作。

爱芬在多年的社区工作中摸索出了一套“技术诀窍”(know-how),也就是爱芬持续在推广的“三期十步法”,这也是来源于爱芬的现场工作发现每进入一个小区推广垃圾分类,大概需要半年左右的时间,这包括了前期的导入期和具体的执行期。半年之后,居民基本已经养成了分类的习惯,而后期的维持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三个期间,爱芬将推进工作细化成十个步骤。

虽然“三期十步法”也会面临因地制宜以及不断升级的调整,但是,这样一个流程的描述和总结,对社区垃圾管理工作起到了相当于“实现路径”的指导作用,同时,也让不同的利益相关方有了共同的工作流程,让相互合作成为可能的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样一个“技术诀窍”对推动社区垃圾分类,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除了贯穿社区垃圾分类推进工作的“三期十步法”的技术指导,爱芬也为社区提供专业的垃圾分类工作工具包,包含各种培训教材、教案、视频、游戏、海报等,供社区根据需要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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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爱芬的工作目标设定为“推动居民的参与”的时候,事实上,另外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也自然而然地推进了起来,那就是社区自治或社区营造。在大部分的居民小区中,从前存在的“邻里之情”已经越来越淡漠,很难形成共识共同推动社区的建设。

凭借垃圾治理这样一个公共议题,爱芬通过建立一套管理机制和新颖的培训交流方式,聚集起之前相互不熟识的居民,共同商议小区的垃圾分类对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相互协作,建立起情感的连接和信任。很多小区的居民正是通过垃圾分类这件事情培养起了社区自治能力,他们将这种能力扩展到了其他的领域,比如创建小区友爱互助的“邻里节”,组建小区的舞蹈队。

通过社区自治来提升小区居民的社会参与以及自治能力,是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只有建立起这种能力,中国社会才有可能真正拥有针对公共议题的社会参与治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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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芬通过多年的实地摸索,逐步建立起了这套包括“推动个体参与、可持续的管理机制、技术诀窍、社区自治”四大元素的社区推广垃圾分类的方法和模式。

这四大元素之间存在着相互独立、同时相互作用的关系。在“推动个体参与”的同时,让“社区自治”成为可能;“可持续的管理机制”中所包含的“联合核心利益相关方形成领导力、创造便利可行的硬件环境、教育与宣传”,能够发挥真正的作用,是基于“个体参与”的前提,同时也帮助推动更多个体的参与;技术诀窍成为各个利益相关方达成共识的“目标实现路径和方法”,成为教育与宣传的其中一部分重要内容。

在“爱芬模式”中,这四大因素各自起着关键的作用,相辅相成,当它们形成合力时,将会让垃圾分类这项看起来并不容易实现的公共治理事务在社区更持续地“落地生根”。与此同时,外部法律的制定与监管、社会的精神文明倡导、循环产业的发展等因素,也会进一步促进社区垃圾分类更长久、更大范围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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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社区垃圾分类的爱芬模式》报告

本文选自《社区垃圾分类的爱芬模式》报告

中国垃圾分类17年,但是至今仍有很多人在头疼垃圾分类到底怎么做,怎样才能吸引更多人的参与,从而达到更好的效果,而不是一个停留在空气中的口号而已。作为一家深耕上海社区垃圾分类的NGO组织爱芬环保,5年来在上海的229个社区里实践了垃圾分类。其中有着很多成功的经验,当然也有失败的教训。在深入调查爱芬环保的工作方法和社区实践,在采访了众多爱芬的利益相关方之后,商业生态工作室与爱芬共同总结出了一套社区垃圾分类的模式,并且产出了一份报告,我们试图分析什么样的模式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社区垃圾分类这件事,这个模式不是一个完成的版本,还有待于更多组织来探索、讨论,并且在实践中不断完善。

文章来源:商业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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