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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与垃圾“死磕”的这五年

戴海蓉(右)在壶瓶山镇大胜村给村民指导垃圾分类的处理方法(4月20日摄)。  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戴海蓉(右)在壶瓶山镇大胜村给村民指导垃圾分类的处理方法(4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龙弘涛摄

作者:史卫燕

无论在哪个岗位,戴海蓉和农村垃圾处理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从孤独另类的号召者,到众人尊敬的行动派,她影响着群众一点点改变生活习惯,使得在大城市都还未完全落地的垃圾分类,在这里深入人心。

她的人生履历中,大学生,规划师,副局长,全国人大代表,这一个个不断变化的身份不断刷新了人们对这个女人的认识。

她的手曾经画过最精密的规划图,签过影响全县住建工作的文件,也在人民大会堂庄严地表决过。

可如今,这双手却伸向了农户家一堆堆又脏又乱的垃圾中。她用实际行动亲手给自己贴上“环保人”的标签,在别人惊诧的目光中,坚定地向前走了5年。

在有着“湖南屋脊”之称的石门县壶瓶山区,人大代表戴海蓉为探索农村垃圾处理,从孤独另类的号召者,到众人尊敬的行动派,影响着群众一点点改变生活习惯,使得在北上广等大城市都还未完全落地的垃圾分类,在这里深入人心。

世界难题

我国广大农村幅员辽阔,垃圾收集、运输成本非常高,套用城市“日产日清”的模式成本无法估量,农村垃圾必须是“源头垃圾分类减量”处理。

2013年,石门大山里的戴海蓉当选全国人大代表。

“当选的那一刻,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感不知不觉就落到了我肩上,我特别怕自己辜负‘人民代表’这一称号。”戴海蓉说。

一次,在基层调研时,她来到位于壶瓶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壶瓶山镇。这里青山秀美,白云缭绕,多年前因环境宜人,被有识之士选中来种植一种娇贵的红茶,顺着澧水,经过洞庭,再下长江,远销海内外。可当戴海蓉来到这里时,抬头看,这里仍是“阿凡达”,低头一瞧,满地的垃圾污垢让人不能直视。

响水坑是当地的自然天坑,洞极深,石头扔进去,许久才能听到地下水清脆的“叮咚”声,因而得名。但是由于垃圾无处填埋,镇里所有的垃圾都塞进响水坑中,不到3年,各种脏东西溢出了洞口。

五斗坑是村道边另一处露天天坑,冲天的臭气熏得过路村民直流眼泪,倒是吸引了铺天盖地的乌鸦来此觅食,农民种植的蔬菜也连带被糟蹋得一干二净。常年堆放的垃圾发酵成了沼气,不小心点燃就烧了大半年,青烟缭绕,水扑不灭。

戴海蓉想,要造福群众,首先就要去除这些青山绿水之中越来越多的环境“肿瘤”。

大学毕业后,先是搞了多年规划设计,后来在乡镇分管环境卫生,再到县住建局任副局长,最后当选为人大代表……无论在哪个岗位,戴海蓉和农村垃圾处理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她认为自己必须做点什么,“如果不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我对不起上天的安排!”

谁知,这个想法刚一冒出来就被泼了冷水。石门是湖南省级贫困县,戴海蓉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这里的第二位全国人大代表。在不少人看来,“人大代表”这顶帽子金光闪闪,戴海蓉应该多关注能让地方发展上快车道的大项目,垃圾处理这样“难登大雅之堂”的“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应进入她的视野,有领导甚至当面就给她脸色看。

戴海蓉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冲击,斯斯文文的她红着脸和人理论:“垃圾处理不仅是环境问题,更是资源问题,是全世界共同面对的难题。这可不是乡村农妇才关心的鸡毛蒜皮小事!”

壶瓶山镇一位干部得知她想解决农村垃圾问题时,很直接地劝她说:“你挑了个最难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是的,垃圾问题越来越严峻,但我们连处理的方向都没有找到,总不能坐以待毙吧!”戴海蓉说。

她见过太多农村垃圾“就地处理”的“一次性工程”——最后变成白色垃圾的分类桶,引导村民焚烧垃圾制造二噁英的垃圾池,用一两年就变一堆废铁的小型焚烧炉,征块地挖个坑就倒垃圾的填埋场……浪费巨额资金不说,还会造成严重的二次污染。

通过多次在农村调研,她分析,我国广大农村幅员辽阔,垃圾收集、运输成本非常高,套用城市“日产日清”的模式成本无法估量,而目前农村垃圾就地处理技术不过关,遗留问题很多。

因此,农村垃圾必须是科学合理的“源头垃圾分类减量”处理。

孤军奋战

连续多年提出农村垃圾分类相关建议,住建部发现这位“死磕派”人大代表并不是在“玩票”,她的精神是现在这个亟须让垃圾分类落地生根的国家最需要的。

低成本、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戴海蓉一开始就确定了垃圾分类试点的目标,但怎么试点?

石门县已退休的环保局局长朱建业当时还在任上,他有些心疼地看着愣头愣脑跑过来要做“垃圾分类”的戴海蓉,说:“你说得都对,但是你还不明白,低成本、可持续、可复制、可推广意味着——无利可分、无例可鉴、无人可用、孤军奋战。”

戴海蓉何尝不明白自己的窘境,有时人家一句:“国内垃圾分类有成功的吗?你给我举一个例子,我就支持你!”就问得她哑口无言。

向外争取试试,她想。她满怀希望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和住建部联系,反映自己调研中的问题,希望争取一些专家资源。谁知住建部回复说,2000年他们就在一些地区做了试点。她跑去这些城市看,发现效果不好,没有取得实效,“说实话我对这个回复是不满意的”。

这样的碰壁不胜枚举,甚至有人在背后说,若不是看在戴海蓉“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上,都不愿意搭理她。

幸好,戴海蓉没有被现实打垮,而世界似乎也逐渐向她展现一点希望。

她在网上到处查资源回收公司的电话,感觉靠谱的就打过去,看有没有人购买分类后的可回收垃圾,为乡亲们争取“福利”。

“我非常意外,一般都是我们去垃圾填埋场联系业务,主动找我们的就她一个。”湖南蓝田再生资源公司一位销售负责人回想起戴海蓉跑来联系业务的样子,“圆圆的脸,语速很快,看得出来很热爱家乡。尽管农村垃圾运输成本太高,买卖划不来,但她的热情打动了我们。”

她不厌其烦在大会小会、各种场合借机和领导、部门负责人、甚至是村干部套近乎,“软磨硬泡”寻找合适的试点机会。一些乡镇负责人开始流露出进行“合作试点”的意向,朱建业在感受到戴海蓉的决心后成了她最坚定的支持者。

连续多年提出农村垃圾分类相关建议,住建部发现这位“死磕派”人大代表并不是在“玩票”,她的精神其实是现在这个亟须让垃圾分类落地生根的国家最需要的。住建部环境卫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晶昊多次带领专家团队来到石门,为这个僻远的小县量身打造农村垃圾处理规划。

戴海蓉拉着专家和她一起思考心里反复琢磨的问题:为什么要推行垃圾分类?根据对垃圾填埋场、焚烧发电厂的服务半径、选址情况等的分析,包括石门在内的我国中部山区,垃圾填埋场或焚烧厂30公里外的垃圾收运成本非常高,必须进行垃圾分类。

如何进行垃圾分类?通过持续两年在农村的调研,戴海蓉发现厨余垃圾、厕所垃圾量很大,且在农村可以不出户就地消化,除掉这两个污染源后,问题的关键就是对白色垃圾和玻璃进行分类,这一观点得到专家认可。

回收站应该建多少?在中部山区,一个自然村落的规模一般在500人左右,每500人建一个回收站利用率最高。

一次外运多少可回收垃圾最经济实惠?石门山路崎岖,根据地形对车辆转弯半径、车速的限制,结合路程、消耗油量、车辆的折旧率、废品回收的规模效益等成本核算,无论是塑料还是玻璃一次性运30吨比较经济合理,并由此可确定资源回收总站的建设规模。

相信群众

“这么多年行政工作,我最了解的就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是绝不会有好效果的。”戴海蓉说,“垃圾分类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符合他们的心意”。

通过一番努力和科学设计,壶瓶山镇大胜村成为戴海蓉的试点村。规划和选址都已妥当,就差关键一步——老百姓身体力行地支持。

农村垃圾分类在我国长期以来面临重项目轻管理、重面子轻实绩的问题,其关键在于很多人对改变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望而却步。

“你还能让一个农妇学会干湿分离?”一位官员不相信,“我们还没达到这个水平。”

“你和群众接触过、说过垃圾分类问题吗,你没有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呢?”戴海蓉的直言让他无言以对。

知易行难,何况戴海蓉有着专家都认为激进的“理念”:做垃圾分类不能靠奖励,也不能靠政府一头热,必须走群众路线,群众有了环保意识,再转化为环保行为。

戴海蓉有着“湘妹子”的泼辣劲儿,她首先跑到大胜村提出开村民大会,而不是一般的村干部会议。

“这么多年行政工作,我最了解的就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是绝不会有好效果的。”戴海蓉说,“垃圾分类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要符合他们的心意。”

开会前,她反复设想,如何用语言去冲击村民的内心。

“垃圾分类就是为我们的健康和生命着想。”她试着打了个手势,继续说:“混合焚烧垃圾等处理方法,会产生一级致癌物。有些东西气味难闻,可有毒的二噁英其实无色无味,你不知道有毒物质在哪里,但它却在影响我们的身体。”

为了让村民理解垃圾分类的意义,她从老百姓关注的经济价值着手:“纯净的农膜5000元一吨,如果当做塑料回收,就是700元一吨。但要是混进去食品,成了无法回收的垃圾,那就一钱不值啦,还要出钱拉出去处理呢!”

越说越起劲,她索性用故事说明每一个人都处于“环境共同体”中:“世界上第八大洲是什么?是太平洋上的漂浮垃圾!它就是由千万条小溪里的垃圾聚集成的。海龟把塑料当成水母吃掉,垃圾在体内聚集,一只原本有几百年寿命的海龟不久就会死掉,整个群体也濒临灭绝。”

“我没有当众讲过这么长时间的话,从小就不善言辞,不知为什么和村民沟通就能讲几个小时。”戴海蓉暗自吃惊。

见村民们听得入迷,她又特地邀请村民发言。村民们你一言我一语,一些群众的认识水平让戴海蓉大吃一惊,对不出户的厨余垃圾如何沤肥、垃圾分类如何更合理等等问题都提出了建议。

在之后的一次沟通会上,甚至还有人提出“尿不湿”难以处理的问题。在城里生活的戴海蓉咨询技术监督局等部门之后,得知许多尿不湿都含塑胶材料,既污染环境,又无法回收使用。

最让她意外的是,在和村民说明之后,有人自动放弃这种“洋气”的育儿产品,使用起传统的棉麻粗布尿片来。

“其实农民的素质没有那么差,在戴代表来之前,我已经在电视上看到过垃圾分类的介绍,心里也愿意这么做。我们在这里生活一辈子的人,就希望村里不要尘土飞扬、垃圾满地,关键是要把办法宣传好。”大胜村60多岁的村民吴贤豪说。

这几年,只要有村民大会,她都会从县城坐四五个小时车到村里。只要知道她来,村民也都会从村里各个角落聚到村委会来“听代表讲故事”。

让在农村长大的戴海蓉倍感亲切的是,在现代化浪潮下,农村还是保留着“门不闭户”的熟人社会传统,她可以直接推门进去和村民面对面交流垃圾分类工作,村民也会热情地沏茶水给戴海蓉喝。

慢慢地,垃圾分类的观念开始在村里生根发芽了。在大胜村,家家户户都珍藏着2016年大胜村的村级联欢晚会的碟片。当晚,村里500多人参加了垃圾分类有奖问答环节,场面十分热闹。一些积极的村民还自发编排小品、顺口溜等节目宣传垃圾分类,让戴海蓉十分感动。

愚公移山

观念的改变只是行动的基础,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一步一步来。通过耐心讲解垃圾分类的好处、介绍自己的方案,她发现最后效果都还不错。

观念的改变只是行动的基础,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一步一步来。以村里的回收站的建设为例,由于一些误会,也颇费了一番折腾。

刚开始,有些群众以为回收站又是垃圾站,要求选址离住户远一些。经戴海蓉挨家挨户解释,回收站要离居民点近一些,才方便实用,分类后的垃圾是塑料、玻璃、织物等生活用品,没有臭气和污染,完全可以放心。

经村民重新选择,回收站位置最终设在村中心,村民起名为“再生资源回收站”。村里的能工巧匠还自告奋勇设计和建造了再生资源回收站。最终,中式风格、古朴明亮、干净清爽的回收站,成为村中心一道美丽的风景。

一晃,垃圾分类在石门大山里搞了3年。让大胜村村主任郑昌英开心的是,以往村里“赈酒”产生垃圾量很大,一次就至少产生两三车垃圾,强调垃圾分类后,村规民约提出酒席取消一次性塑料薄膜桌布和一次性塑料杯,给村民发了玻璃杯后,垃圾量直线下降。

村里的厨师都“抱怨”,到别的村去帮忙搞红白喜事用的都是塑料杯,自己的村里“赈酒”村民却用玻璃杯,洗涮起来费劲。当然,洗涮多了,垃圾就少了。

烦恼也不是没有,戴海蓉发现做垃圾分类,“孤独”和“另类”似乎宿命般相随。

有难度,无收益,难以激发一些干部干事的动力。有熟悉的基层干部向她抱怨,各种工作已经应接不暇,而垃圾分类却需要沉下心来做,一时半会儿看不到成绩,何不大家一起“眼不见为净”?

在戴海蓉的印象里,通过耐心和这些基层干部讲垃圾分类的好处,介绍自己的方案,最后效果都还不错。“不能太‘端着’,更不能想着自己是人大代表就如何如何,得设身处地从人家的角度想问题。”她笑了笑说。

特地隔了一段时间,她没有去村里,再去时发现资源回收屋垃圾分类依然摆放得很有秩序,村民在回收站遇到她,都热情地打招呼“代表来啦”。

在小道上遇见吴贤豪,他赶紧告诉她,村里的老年协会发起了“清山”行动,五六十人爬山三小时义务将沿途垃圾清除干净。

“戴代表,垃圾分类好,咱们一定要不抛弃不放弃呢。”他认真地看着戴海蓉,她觉得,那眼神,穿透灵魂。下一步,还是要把垃圾分类继续做下去。

文章来源:新华网

原文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12/25/c_112216265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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