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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空间不仅存在于庙宇里,更存在于荒野中

敬畏自然之旅

作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张文凌

郭净在攀登说拉山口。此里卓玛/摄

郭净在攀登说拉山口。此里卓玛/摄

11月中旬,在北京举办的第二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上,郭净和藏族女孩此里卓玛合拍的纪录片《卡瓦格博》,被中国民族博物馆永久收藏。

事实上,这部影片,仅是郭净在藏区拍摄的众多影像中很少的一部分。

作为一位人类学家,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净,曾有10年时间与云南迪庆高原的藏族人生活在一起,背着简单的行李与他们一起朝圣、旅行。他用摄像机和笔,记录了2000年以来,外来探险、开发和旅游等活动,对当地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他历时4年完成的《雪山之书》,以口述历史和调查笔记的方式,用50多万字呈现了卡瓦格博地区的神山文化、民间传统文化在自然保护中的有益作用。

在云南德钦县的乡村,村民们都把郭净叫做“桑匹记者”。因为他曾和村里的牧人桑匹在山里住了一段时间,“桑匹身上的虱子都爬到了郭净身上”。多年来,村民们从没有把和他们同吃同住、背着摄像机的“桑匹记者”当外来的“甲”(藏语中指汉人,也通称外来人——记者注)。

郭净也没有把自己当外来的“甲”,他认为《雪山之书》就是他和当地藏族人合写的一本书,“我不过是个执笔者。很多调查过程都是和他们一起完成的,很多想法、观点和认识都来源于他们”。

在德钦的高山村子里做田野调查时,郭净发现,当地藏族人很在意上个世纪90年代的登山事件,“只要和村民聊天,他们就会说起梅里山难的事”。

梅里山难发生于1991年1月3日,那天,中日联合登山队在攀登梅里雪山活动中,17名队员罹难,其中中方6人,日方11人。这是日本和中国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

梅里山难和1999年的“梅里雪山千年登顶”行动,把梅里雪山炒得名声远扬。当地藏族人反对攀登神山的呼声,也经由环保人士的转达和媒体的报道,引起了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2001年,德钦县人大常委会正式立法,禁止任何登山队攀登这座山。

《雪山之书》的开篇,对山难事件进行了陈述,包括官方的、媒体的、民间的、网络的。山难事件不仅催生了中国的山难救援组织,也第一次在网络上展开了登山运动和环保、文化冲突的公众性讨论。

郭净把这些讨论都保存了下来。“它们比登山活动本身更具有历史价值。人们曾以与大自然斗争为荣,可大自然却用它自己的方式‘报复’人类,沙尘暴、气候变暖都是人类不尊重大自然的结果”。

灾难带来了思考。中国登山队队长王勇峰在参与了一次又一次山难救援后,改变了对山的看法,“不要怀着征服者的心态对待山。山不是对手,山是朋友”。

“在藏区,神山不只是神山的概念,也是环保的概念。”郭净说。

多年的田野调查,让他看到,藏族人与山、荒野、动物有着一种亲密关系,那是城里人无法了解的。只有到了那里才发现,它是真实存在的,就在他们每天的生活空间。

郭净收藏着一本画册,画册上的狮子、绵羊、金丝猴、老虎、兔子等动物,都是德钦县雨崩村的村民们画的。

尽管村民们会抱怨动物给他们带来了麻烦,但村民对动物的排序和评价,都与使用价值无关,更多的是审美色彩。

比如,他们把狮子放在所有动物之首,他们认为,狮子是雪山的象征,没有它就没有冰川;他们还认为,没有宝山就没有马鹿和老虎;尽管豺狼和老熊吃牲口、吃庄稼,但它们“是卡瓦格博的狗”,兔子吃麦苗、青稞苗,但兔子走在林中很好看。

“动物之美,被他们一语道尽。”

村民对动物的评价,让郭净等研究者大开眼界。那次,他们进入雨崩村的一队人中,有研究野生动物的、有管理自然保护地的、有探讨文化变迁的。“尽管我们都受过科学训练,想用自己的学问为当地社区提供帮助。可一旦身处深山,以往的知识便丧失了解读的能力”。

“从对动物的看法,能看出当地人对山的看法。”郭净说:“他们对环境、山林、大地的认识,和他们对生命的认识是相互关联的。”

这种关联,通过纪录片《卡瓦格博》中救青蛙、喂蚂蚁的短片展示了出来。

这部片子是2003年6月,郭净与藏族朋友仁钦多吉、此里卓玛等人,在绕卡瓦格博外转之路上拍摄的。

那是在一个开满野花的山谷里,两位转山的老妇人,扎着大红包头、满头白发,蹲在一个准备竖电线杆的小泥洞前,用两根棍子把3只青蛙夹了出来。获救的青蛙蹦蹦跳跳,跳向水边。老妇人在背后对青蛙说:“你们没事找事,为什么跳进电线杆洞去。人家一来竖电线杆,就会被压死的。”

然后,她们继续前行。在一棵有半人高的树根下,老妇人拿出一个塑料袋,抓了把糍粑面往树根上撒,边撒边念:“红蚂蚁爷爷来喝茶。”果然,红蚂蚁都从树根里出来了,大的蚂蚁还站了起来。原来,有的藏族地区一直还保持着每年上山喂蚂蚁的习惯。

“一些我们日常生活中看不见的东西,在藏区到处都看得见。人与自然共存的关系,渗透在他们的生活中。”郭净记得有一次去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草原上的公路笔直地伸向天边,然而司机开车却扭来扭去,原来他在躲避迎面而来的小鸟和昆虫。

在果洛,郭净和朋友们前去拜访年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的负责人扎西桑俄。从小就喜欢观鸟的扎西,是个跑遍藏区拍鸟、并把每种鸟都能画出来的“牛人”。他的家在草原上,他告诉郭净:“一个巴掌按下去,手下会有7种治病的植物;整个身体扑下去,医治所有病的植物都在你身子底下。”

郭净感叹,“和他们在一起,才真正理解什么是生态文明、山水文化,它们就活生生呈现在你面前。”

这其中也包括那些常年打猎为生的人,他们对动物也保持着敬重之心。

比如猎手“阿尼洞”。藏语里,“阿尼洞”的意思是熊爷爷。因为过去他打过很多熊而得名。

有一段时间,熊爷爷突然变得成天坐立不安,他总是看见各种动物来找他讨债。于是,他决定不再打猎。他开始在村里成立老年协会,做一些与环保和文化相关的事情。他收集当地的经文,找年轻人帮他记录,最后汇编成《卡瓦格博秘籍》。

和其他游客一样,郭净来到德钦,首先是被卡瓦格博的自然风貌所吸引,但时间久了,他发觉那些终年与山相依为命的人更有意思。

他在《雪山之书》上写道:“卡瓦格博能成为中国第一座拒绝人类登顶的雪山,他的力量,不仅来自于风暴和雪崩,更来自于给他命名的那个文化。来自于那些始终坚持着那个文化传统的人们,凭借代代相传的信仰,使一座信仰的山,成长为一座神圣的山。”

让郭净和当地藏族人感到最不安的,是人们把卡瓦格博的名字叫成了梅里雪山。

据郭净的考察,梅里雪山是德钦佛山乡境内的一段山脉,是当地的一座小神山,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登山队用了这个名称,旅游业就用了这个名字。此后梅里雪山的名气越来越大,而卡瓦格博却没有太多人知道。

在《雪山之书》中,郭净专门用了一章来讨论和反思雪山的名字。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卡瓦格博是“圣地”,梅里雪山是“景区”。

藏族人不会把卡瓦格博和梅里雪山搞混淆。“在藏族人看来,纵然雪山沉默不语,它也永远是众生的庇护者”。

所以,郭净认为,当“甲”们来传授科学和旅游开发时,要认真倾听当地人的声音。他们世代与荒野、自然相处,了解人和自然、野兽本来应该各自处在什么位置,保持什么样的关系。

“村民就是树的一部分,是森林的一部分,是资源的拥有者和保护者。没有他们的合作,外来的专家和管理人员连一棵树、一只鸟也保护不了。”郭净说。

在藏区的游历让郭净看到,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藏族住得更高,与山的关系比他们更亲密。凡与雪山有关的一切都被赋予了“洁净”的意义,对话雪山要手心向上五指弯曲,而不是用一根手指。

“当我看见雪山的时候,我才对家园这个词有了触感。”郭净说,大山不仅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更是思想和生命诉说的对象。藏族人依偎在偌大的宇宙中,他们的房子和家,就是山的一部分。

《雪山之书》的出版,在云南迪庆藏族人中引起极大反响。云南省社科院研究员、藏族学者章忠云(熙饶桑波)认为,像郭净这样以参与性的目光,把卡瓦格博地区当地人的发展作为自己的思考对象,“以当地人的思想为出发点,全面详实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当地人的空白,也让外界重新认识了卡瓦格博地区”。

至今,《雪山之书》在德钦县都是畅销书,迪庆藏区的多个公众号都在对此书进行连载,其中包括德钦县委宣传部的微信公众号。

作为一位人类学者,郭净认为自己的田野调查不是为了去注释经典的正确性,而是要把老百姓看到的、思考的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传达出去,特别是“在东部飞速发展中,认识西部生态的重要性”。

《雪山之书》是郭净用写一个旅行作品的方式写出来的一本书,他认为带着信仰的旅行很重要,“一个人应该有两个世界,一个世俗的,一个神圣的。”

就像在藏族地区,很多独居深山修行的人都选择了这样的环境:静谧的林间牧场,开满鲜花的草地,近在咫尺的雪峰,深邃湛蓝的天空,都透露出一种淡泊、清凉的气氛,日常生活的繁琐和激情变得虚无缥缈。牧人半年在村里过日子,半年在山里,以劳作的方式修炼内心。

“对藏族人来说,神圣的空间不仅存在于人造的庙宇里,更存在于荒野中。”郭净说。

文章来源:中国青年报

原文链接:http://zqb.cyol.com/html/2017-12/15/nw.D110000zgqnb_20171215_1-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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