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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朝话》:何为理想的生活态度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如何才能得到痛快的合理的生活?”“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这几句话出自一代大儒梁漱溟先生,是他在山东进行乡村建设运动时期,每日朝会上与研究部同学们所讲,后由唐现之先生和黄省敏先生整理成文字,后集结成书,取名《朝话》。自1937年首次问世以来,《朝话》至今已再版11次,其魅力何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为什么还要再读这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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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话》的诞生

梁漱溟先生在学界成名甚早,1917年被蔡元培先生聘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1920年左右写成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甫一出版便被译成十几国文字,使其成为彼时最知名的文化人士。作为文化学者,梁漱溟极其关怀民生社会,作为思想家,他又讲求知行合一。1931年,梁先生与梁仲华等人在山东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由此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朝话”,便是这个时期梁先生每日清晨与研究部同学们的谈话辑录。

“‘朝话’是在朝会上讲的话。我若干年来办学,大都率领学生作朝会;尤其自民国二十年夏至二十三年夏一段,我自任乡建院研究部主任时,行之最勤。天天黎明起来就作朝会(冬天都须点灯),极少间断过。”梁先生在本书叙言中如是写道。几年的讲话,大致都由学生记录下来,并存于学生手中。1935年,著名教育家唐现之先生发现了稿子,陆续清出一部分在《乡村建设》半月刊发表,两年后出版成书,其中大部分为黄省敏同学整理誊抄。虽是朝会所讲内容,但只是笔录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

首次问世后,社会反响热烈,尤其受到青年读者的喜爱。经过80年岁月洗礼,《朝话》已到第11次的再版,梁先生的长子梁培宽先生在2010年第10次再版时写到:“首次出版距今已七十三年,七十多年来社会巨变,人们的思想面貌的变化也是‘今非昔比’,而且似较以往更为混乱与浮躁。在这种情况下,一本七十多年前以注重讲求身心修养为主的书,至今仍为人们所爱读,应该说是件值得欣慰的事。

“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

在浮躁风气甚嚣尘上的今天,焦虑症、抑郁症、强迫症、“空心病”等时代病层出不穷。当代青年面临着种种困境,焦躁不安,手足无措,像陀螺一样不由自主地旋转,被整个社会裹挟着前进,终究无法求得内心的解脱。

“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妒、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

夜深人静时扪心自问,还是要回到那些终极问题:人究竟为了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何在?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思考?如何立身?

《朝话》一书中,梁先生从各方面入手为青年人解惑,例如人生修养、治学方法、议论社会、学术文化,甚至更实用的择业、合作、婚姻问题等均有涉及。

在这个时代的青年,能够把自己安排对了的很少。

容易让他误会的一件事,就是把欲望当志气。这样地用功,自然不得其方。

越聪明的人,越容易有欲望,越不知应在那个地方搁下那个心。

心实在应该搁在当下的。必须不是从自己躯壳动念,而念头真切,才是真志气。

“高级鸡汤”,文火慢炖

《朝话》并非系统的学术讲演,而只是对同学之日常生活有所诏示启发,或自同学提出之问题,予以当下指点。其内容包括治学、修养及人生、社会、文化各方面之问题,多由阅历得来,语重心长,亲切隽永,足以发人深省。

谈习气,“一切罪恶过错皆由懈惰中来”;谈如何反省,“念头要转,感情要平”;说合作,“气要稳,心要通”;对待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要明白“冲突之所由起,即在彼此都自以为是”;最重要的是要“有以自乐”,工作越重,做事越多,越要在其中找到乐趣,不然“那真苦死了!”。——正能量,好鸡汤。但梁先生又说:“整个生命的本身是毫无目的的。”话锋一转,人生虽不好说有目的,但未尝不可说有意义。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在于创造!

对待人生有无目的、有无意义这样大的问题,梁先生几句话便切中要害,通俗简切,明白如话。很复杂很沉重的宇宙,在他手心里是异常轻松的——所谓举重若轻。只有以梁先生的人生阅历,以其思想的圆融、系统,才能真正做到“文火慢炖”,煲出这一道浓缩的“高级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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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话》文摘

秋意

现在秋意渐深。四时皆能激发人:春使人活泼高兴;夏使人盛大;秋冬各有意思。我觉得秋天的意思*深,让人起许多感想,在心里动,而意味甚含蓄。不似其余节气或过于发露,或过于严刻。我觉得在秋天很易使人反省,使人动人生感慨。人在世上生活,如无人生的反省,则其一生就活得太粗浅,太无味了。无反省则无领略。秋天恰是一年发舒的气往回收,*能启人反省人生,而富感动的时候。但念头要转,感情要平。心平下来,平就对了。越落得对,其意味越深长;意味越深长越是对。我在秋天夜里醒时,心里感慨*多。每当微风吹动,身感薄凉的时候,感想之多,有如泉涌。可是*后归结,还是在人生的勉励上,仿佛是感触一番,还是收拾收拾往前走。我夙短于文学,但很知道文学就是对人生要有*大的领略与认识;他是与哲学相辅而行的。人人都应当受一点文学教育。这即是说人人都应当领略领略人生。心粗的人也当让他反省反省人生,也当让他有许多感想起来。当他在种种不同形式中生活时,如四时、家庭、做客、做学生、当军人、一聚一散等等,都应使他反省其生活,领略其生活。这种感想的启发都是帮助人生向上的。

谈学问

一说到学问,普通人总以为知道很多,处处显得很渊博,才算学问。其实就是渊博也不算学问。什么才是学问?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地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如何才是得要?就是在自己这一方面能从许多东西中简而约之成为几个简单的要点,甚或只成功几个名词,就已够了。一切的学问家都是如此,在他口若不说时,心中只有一个或几个简单的意思;将这一个或几个意思变化起来,就让人家看着觉得无穷无尽。所以在有学问的人,没有觉得学问是复杂的,在他身上也没有觉得有什么,很轻松,真是虚如无物。如果一个人觉得他身上背了很多学问的样子,则这个人必非学问家。学问家以能得要,故觉轻松、爽适、简单。和人家讲学问亦不往难处讲,只是平常地讲,而能讲之不尽,让人家看来很多。如果不能得要,将所有的东西记下来,则你必定觉得负担很重,很为累赘,不能随意运用。所以说学问贵能得要。得要就是心得、自得!

再则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在学问里面你要能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若被书本知识所压倒,则所消化太少,自得太少。在佛家禅宗的书里面,叙述一个故事,讲一个大师对许多和尚说:“你们虽有一车兵器而不能用,老僧虽只寸铁,便能杀人。”这寸铁是他自己的,所以有用;别人虽然眼前摆着许多兵器,但与自己无关,运用不来;这就是在乎一自得,一不自得也。问题来了,能认识,能判断,能抓住问题的中心所在,这就是有用,就是有学问;问题来了,茫然地不能认识问题的诀窍,不能判断,不能解决,这就是无学问。

没有勇气不行

没有智慧不行,没有勇气也不行。我不敢说有智慧的人一定有勇气;但短于智慧的人,大约也没有勇气,或者其勇气亦是不足取的。怎样是有勇气?不为外面威力所慑,视任何强大势力若无物,担荷任何艰巨工作而无所怯。譬如:军阀问题,有的人激于义愤要打倒他;但同时更有许多人看成是无可奈何局面,只有迁就他,只有随顺而利用他,自觉我们无拳无勇的人,对他有什么办法呢?此即没勇气。没勇气的人,容易看重既成的局面,往往把既成的局面看成是一不可改的。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孙中山先生,他真是一个有大勇的人。他以一个匹夫,竟然想推翻二百多年大清帝国的统治。没有疯狂似的野心巨胆,是不能作此想的。然而没有智慧,则此想亦不能发生。他何以不为强大无比的清朝所慑服呢?他并非不知其强大;但同时他知此原非定局,而是可以变的。他何以不自看渺小?他晓得是可以增长起来的。这便是他的智慧。有此观察理解,则其勇气更大。而正唯其有勇气,心思乃益活泼敏妙。智也,勇也,都不外其生命之伟大高强处,原是一回事而非二。反之,一般人气慑,则思呆也。所以说没有勇气不行。无论什么事,你总要看他是可能的,不是不可能的。无论若何艰难巨大的工程,你总要“气吞事”,而不要被事慑着你。

我们应有的心胸态度

人与人彼此之间,都相差不多,距离是很近的;如果有距离,只是到末流时才大,开头是很小的。社会间的人,需要彼此了解;否则彼此隔阂,将会增加社会的不安,是社会扰乱冲突的主要因素。

过分责备与过分看重这一个人,同样是很错误的事。我们应当看重社会关系与其历史的演变。个人在社会中的分量真是太小了,社会环境之力真是太大啊!昔时有人批评曹孟德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为能臣,为奸雄,其权不在于他自己,而在于治世乱世的社会环境,在此种社会中则如此,在彼种社会中则又将如彼,这真是*确实的话。因此,我们所要做的工夫,要紧的就在转移社会之大势,把每一个人放在一个合适的场合中,使他们得以尽量发展其天才,各得其所用。我的用心与认识就是如此。乡村建设运动,必能如此转移社会大势,才有其意义。

至如何转移社会大势的话, 我在《乡村建设理论》中都曾述及,现在不再细说。但都必须先认清中国社会的形势才好讲。中国社会的形势与其他社会的形势是颇相反的。尤其是在想借着这形势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更将走入不同的路径。照一般的例说,每一个国度内,都有几种样、几部分、几方面不同的势力,在他们彼此间,一面是相互依存,一面又是互相矛盾,如果互相依存的一面多有发挥的可能时,那么,这社会就平顺地向上进步;如果进步到满了那可能的限度时,则其矛盾的一面就严重化、尖锐化,而免不了要爆发革命。所有其政治构造都是依于此形势而建立;所有其社会内各样的政治运动,亦无非本着其为某种样、某部分、某方面势力的背景和立场而向前竞争或斗争。在竞争斗争中,也有走调和联合路的,但没有单纯走调和联合路的;因为其间常有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而无法言调和联合。中国今日恰是落到一个散而且乱的情形,其社会内部没有清楚的分野,一切人的背景立场可以说都不同,又都差不多,其间的矛盾都不重大、不坚强;因此几乎无法形成一种政治构造。但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尽着力量抛开各自特殊的背景、立场,而单纯地求调和、联合,以谋其社会内部的调整统一,以应付国际环境。

我深刻相信,人当初的动机都是好的,没有谁安心去害人。我们在这时切不可把人家看得都不好,把自己看得都太好;应当深切认识人都是差不多的——人情大抵不相远。把自己的心先空洞起来,打破一切成见,去掉一切隔膜,彼此才可以求了解,才可以沟通一切而联合一切,才可以转移社会关系,才可以挽救这垂危的民族!唯有这条道路可以走。现在所要的是要合不要分,要通不要隔。谁能联合一切,打通一切,谁就是能转移社会关系而让民族复活的。民族的生命就维系在这一点上。所以,我们都应当有这样的心胸态度,并以此相信、相谅、相勉!

文章来源:凤凰文化、《朝话》

原文链接:http://culture.ifeng.com/a/20170504/51045897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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