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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水稻和青蛙,在过去是如何相处的?

中国历史上的水稻和青蛙

作者:游修龄(浙江大学教授)

现代口语和书面语通称的青蛙,秦汉古籍上叫“虾蟆”(或蛤蟆),古书上另有一个称呼叫“蟾蛛”的,现在也很普通。在古代虾蟆是青蛙和蟾蛛的统称,虾蟆可能是古代种稻的百越人的称呼,百越汉化以后,这称呼被记录下来,又产生青蛙、蟾蛛等名称。现今浙江南部和福建,因历史上长期的交通不便,这一带的方言口语还保留称青蛙为虾蟆,说明虾蟆可能是最古老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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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生态的角度看,自从有了水稻的人工栽培,稻田即成了青蛙萦殖的理想场所。春天里,古代农民先行耕翻稻田,然后放水平整水田,以备下种或插秧。这整好的水田,是青蛙最好的交配产卵场所,是蝌蚪获得顺利成长、较少天敌的场所。

随着稻株一天天长大,吸引许多昆虫来吃食稻叶,对于青蛙来说,正是替它们送来现成的食物。青蛙捕食这些昆虫,保证了水稻的正常生长,直至结谷成熟。青蛙和水稻在稻田这个特定的环境中组成一种共生互利的小生境,在古代没有施用农药的场合下,水稻依赖青蛙才有丰收的保证。

不仅如此,古代农民从青蛙和水稻的相互关系中,还产生许多的推理和联想。比如,春季稻田整地时,正需要雨水,而从清明到谷雨这段时间里,正值南方多雨的季节,青蛙需要在雨水充沛的浅水中进行交配产卵,雄蛙高声咯咯不停的求偶曲,总是与雨水相伴随,雨水越勤,青蛙叫得越欢。这引起农民一种联想,认为这雨水是青蛙所召唤来的,因而附会出青蛙是主雨水的、通天的神物,产生了对青蛙一种敬畏的神秘感觉。不论是汉族或少数民族,都有许多青蛙和稻谷丰收联系在一起的诗歌、民谣和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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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人称青蛙为“田鸡”,也是一个古老的称呼。杭州农民在清明节时,倾听蛙声,以卜丰稔,称为“田鸡报”,说是“田鸡叫于午前时,大年在高田;田鸡叫于午后时,低田勿要愁。” 江西《上饶县志》说“ 三月三日( 阴历) 听蛙声,午前鸣,高田熟;午后鸣,低田熟。” 同杭州一样。青蛙的皮肤对空气的湿度很敏感,提早在午前鸣,是因空气湿度高了,可能意味着即将降雨,这对于高田更需要靠天雨是有利的。午后鸣则不一定意味着降雨,因为每逢临近傍晚,不管是否下雨,青蛙都要因求偶而鸣的。这种传说的起源是很早的,明朝李时珍在其《本草纲目》中即提及“ 农民占其声之早晚、大小,以卜丰歉。” 南宋大词人辛弃疾的“ 西江月·夜行黄州道中”描述他一个人在半夜里赶路的情景:“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蝉鸣;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唐人章孝标也有诗句云:“ 田家无五行,水旱卜蛙声。”这样不断往前追溯,可见据蛙声卜丰歉的起源是很早就有的风俗。

青蛙是冬眠动物,每年开春“醒”来,在雨后鸣叫,进行求偶交配。因而青蛙的鸣叫成了农民种稻的物候标准。这在各地农谚中都有反映。如浙江农谚说:“青蛙叫,好落谷。”“青蛙田里叫,谷种田里挑。” 广西农谚说:“清明田鸡叫,谷雨齐种稻。” 广东农谚说:“ 蛤蟆咯咯叫,种子莫烂巢。” 湖北农谚说:“青蛙呱呱叫,正好种早稻。” 但是,有时开春天气提早转暖,青蛙也提早鸣叫,就不可以作准,农民对此也有体会。如浙江农谚说:“ 惊蛰蛤蟆叫,秧要种三道。”

气候变化无常,既然有雨水充沛的时候,必然也有雨水不足的干旱之时,遇到天气久旱不雨,人们便想起请青蛙出面,向老天求雨。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中详细记载有求雨的仪式,包括编札大苍龙一,小苍龙八,儿童八,以及田音夫等人,捉取虾蟆五只,放入水深二尺的池中,然后进行舞蹈求雨的仪式。这是两千年之前的情况。这种让青蛙求雨的做法,直至本世纪30年代,仍然没有消失。如浙江乐清县的农民在久旱不雨时,就捉青蛙几只,放入水缸,进行燃香拜祭的求雨仪式。

在春秋战国时,我国云南西部和中部的少数民族,即有使用铜鼓的风俗,可能同云南这一带铜锡的资源丰富、青铜冶炼技术发达有关。铜鼓以其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结合稻作的传播而逐渐蔓延至周边地区,甚至南下传播到泰缅和印度尼西亚群岛。铜鼓的一个突出之点是其鼓面的四角铸有四只青蛙,几乎少有例外。据广西的民间传说,天上的雷公最怕蟾蛛,因蟾蛛能压制雷公。天上有四个雷公, 铜鼓上也铸四个蟾赊,以资互相对抗。云南低族人民说,铜鼓上的蛙饰象征雨水,“青蛙愈叫,人愈欢喜。”傣族的古歌谣中,有:“ 四月雨水天,青蛙叫得欢,点点滴滴胜蜂蜜,哥哥扶犁耙田把歌唱。” 缅甸的克钦族至今还是每逢祈雨,即敲击铜鼓,并唱道:“ 蛙鸣咯咯雨水落,雨水落时鱼欢跃;鱼欢跃时河水涨,……木漂浮时国丰饶。”他们称铜鼓为“蛙鼓”。

本世纪早期研究南洋一带铜鼓分布和分类的奥人海格尔(H .R. van Heekeren)在印尼的罗安岛上看到一面铜鼓,当地人非常崇拜这面铜鼓,他问当地岛民这面铜鼓是从哪里来的,岛民回答说,这铜鼓是沿西部岛屿带进来的,是与水稻种植一起传进来的。海格尔对在印尼大小九个岛屿(包括爪哇、苏门答腊、巴厘、松巴哇等)上发现的铜鼓,逐个加以描述,指出鼓面上都有四只青蛙。他解释这些青蛙是象征rain makers,可译“雨师”或“雨司”,显然是按中国人的理解转译成英语的。由此可见中国秦汉时的百越族,曾把稻作带入南洋岛屿,虽然没有文献记载可考,却籍铜鼓的传播,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而青蛙的传说故事亦随着跟了过去。

在原始狩猎采集时期,人们除了猎取大型动物外,更多的是捕食各种的小动物,其中即有青蛙,所以食蛙是不足为奇的。问题是青蛙成为稻田的益虫以后,人们既要依赖它,保护它,又要吃掉它。这个矛盾一直成了历史沿袭下来的难题,可说是自古已然,于今更烈罢了,因为现在有些地方不仅捕食青蛙,还捕食蟒鲜或以蟒鲜喂鸡鸭,是断子绝孙的行为。明代大植物学家和医药学家李时珍也倡食蛙, 说“田鸡,水鸡,土鸭,形称虽异,功用则一也。四月食之,味最美,五月渐老,可入药, ……” 李时珍只是从食物营养价值介绍。

又, 浙江《乌程县志》(今湖州市) 说“ 蛙,其类不一,唯色青而花者,至秋肥美,可食,俗名稻花田鸡。” 而历代负责农业的官员则不然,他们往往注意保护青蛙,严禁捕蛙食蛙。如宋代的沈文通任钱塘(今杭州)太守时,鉴于“浙人喜食蛙”,就严禁捕蛙食蛙。可是他离任以后“文通去, 食蛙如故也。” (见宋·彭乘《墨客挥犀)更有趣的是宋代的处州(今丽水) 知县马裕斋也禁民捕蛙,因为禁令甚严,人们不敢犯禁。有个人为了陷害他人,教唆他可以将青蛙藏在挖空的冬瓜里,进城出卖,就不会被发觉。同时,这人又去告密,说明天有个进城卖冬瓜的人,内里藏有青蛙。第二天那个把青蛙藏在冬瓜里的人,到了城门口,就被查获拘捕起来。

蛙的种类甚多,古书上的稻田青蛙或虾蟆,不知道是指那些种类,也不知道青蛙所食的是否都是害虫。张继秀等(1966) 在浙江义乌、乐清、开化、庆元、杭州、温州、东阳等地对2种蛙类作了全面系统的食性调查和分析,是迄今为止唯一详细的研究。检查被蛙吞食的小动物,包括了螟蛾、蟒蛤、蝽、蚜虫、蜗牛、蚊蝇及其幼虫等害虫,占所食虫类的82%,被吃食的益虫只占5.16% ,说明青蛙的功是远大于过。

在所调查的19 种蛙类中,生活在平原水稻区的主要是中华大蟾蛛、黑眶蟾蛛、泽蛙、沼蛙和黑斑蛙(即青蛙)。在丘陵和山区水稻田和池塘的青蛙主要是中国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蛙类的是否有益和益的大小通常用“有益系数”来表示,蟾蛛和黑眶蟾蛛的有益系数分别高达90.14 %和71.88 %,雨蛙、三港雨蛙和小弧斑姬蛙分别高达71.1 5%、93.33%、97.84%。

现在的问题是,稻田青蛙不仅面临非法的滥捕滥食,还因农药的过分使用而直接杀害蛙卵和蟒蚌。很需要在春季建立蛙类繁殖场,采集蛙卵,集中于蟒鲜繁殖场中饲养,待它们长到一寸左右,再放送到大田中去,每亩蛾鲜繁殖场,可供30 亩至10 0 亩大田之需。同时,在大田施用农药、搁田、烤田等措施方面,都要为青蛙“留一条生路”。在市场经济效益的驱动下,短期行为总是占了上风,这些生物措施恐很难实行,而蛙类的前途将更令人担忧。

人、水稻和青蛙在历史上曾长期处于相互依赖、共生共荣的境地,形成了一种融洽的文化景观,充满了神话般的天真的传说和故事,铜鼓的艺术创作,“稻花香里话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抒情之词。这一切都随着人口的增长、短期行为的失控而归于淡漠。人类的环境问题,不论从大处看或从小小的水稻和青蛙的关系看,都是共通的,是该引起注意并采取有力措施的时候了。

文章来源:中国稻米(1996年第5期)

原文链接:http://mp.weixin.qq.com/s/CeWSWvR-2fTHV6dbKFYpFg

图片: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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