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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者”黄灯: 对乡村困境, 我无法视而不见

作者:孙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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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出生于湖南凤形村的黄灯嫁到了湖北丰三村。从此,她的目光就被丈夫家每一个人的生活牵动着。在这个并不富裕的农家,因为政府工程欠款,妹夫债台高筑,哥嫂一家也连带着损失了10万元的积蓄。一时之间,许多原本潜藏的问题纠结在一起,愁云惨雾笼罩在每个人头上。去年春节前,黄灯将这个农村家庭中的辛酸与无奈写进《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下称《乡村图景》)。就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篇原本为一次学术会议准备的文章一经微信公号“当代文化研究”刊发,便在朋友圈迅速发酵,触发了一次返乡手记热潮。随之而来的一系列返乡手记,应和着年前返乡的洪流,成为那一年游子回乡情结的承载物。

事实上,《乡村图景》并不是黄灯第一次对家乡的书写。在撰写丈夫一家生活轨迹之前的10年,这位从事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的大学教授便对自己出生地湖南岳阳凤形村进行过精细描摹。“只是当时还没有新媒体,所以没有引起很多关注。”下个月即将出版的《大地上的亲人》,收录了黄灯大部分书写乡村的文稿。作者始终以家人的身份介入,情感丰沛,笔触细腻,其间充满悲悯、不平与担忧。

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在《论中坚农民》中这样写道:“当前中国大约70%的农民家庭存在这样的‘半工半耕’结构。”黄灯的婆家与娘家都属于这“70%”,的确可视为当代中国农村家庭的一个微缩景观。那里聚集着一个个生动的、存在于转型期的农村新角色:被剥夺的农民工、破产的生意人、进入城市中产阶层的知识人、农民工二代、病弱的老人以及留守儿童。“我想,我的家庭和很多农村家庭的生存状态相差不大,所以能够引发一定的共鸣。”接受采访时,黄灯这样说。

黄灯提供的仅仅是看待乡村的一个视角,她的叙述方式也仅仅是出于个体的观察与感悟。如果变换视角,人们眼中的乡村有可能是另一番图景。作为社会学学者,贺雪峰更强调的是“理解”与“解释”。“你要真正理解发生了什么,要理解现象背后的具体原因是什么。比如,一个农村老人自杀了,那么我们会追问,老人自杀在当地有多普遍?他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在贺雪峰看来,诉说农村的悲苦与萧条,是一种文学化的表达,是一项类似于诗人的工作。“它可以唤起人们对乡村困境的关注,同时,人们也需要用理性的评判方式去看待乡村。”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2017年3月,台海出版社

《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2017年3月,台海出版社

我无法视而不见

在新书里,黄灯将目光投向与自己生命密切关联的三个村庄:婆家所在的湖北丰三村、娘家所在的凤形村以及外婆家所在的隘口村。相比于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的调查报告,黄灯坦言“也许书中的诸多表述都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显得杂糅和不纯粹”。这些非虚构写作的资料基础,来源于她的日常感受以及与亲人闲话家常时得到的信息。可因为是带着同情的情感去描绘至亲,其文字之晓畅、情感之丰沛依然是这批文稿的重要特征。

黄灯的字里行间透着无奈,如她在《大地上的亲人》后记中所写:“在城市对农村以市场和效率为名的碾压和傲视中,无论是丰三村的亲人、凤形村的亲人还是隘口村的亲人,包括我自己,都不得不承担在夹缝中抗争的命运,不得不在无数轰轰烈烈成功者的叙事中,小心而卑微地蜷缩着自己的躯体,舔舐个人的迷茫和无力。”

三个村子里的亲友们都面临着个体难以突破的困境:丰三村的家人“代表了中国农民中最为沉默而广大的人群”,他们“面对时代转型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困境和危机,并没有太多的认知,也无应对的经验”。老实、本分的生活态度让他们在时代洪流中显得被动。湖南凤形村的娘家人们则多了一份血性,更希望拥抱变化以获得财富。然而,这种努力显得徒劳:“他们在南方财富的昏眩中,一夜暴富的心愿,成为他们隐而不宣的暗语,但身份的卑微注定他们努力、抗争的收效甚微。”对财富的渴求反而让他们中的很多人走上了赌博、买码的歧途,乡村的风气急转直下。隘口村的外婆家是黄灯长大的地方。这个村庄毗邻千年古镇,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可依旧面临困境。“在守住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消费主义、享乐主义为特征的城市文明,已深入村庄的肌理,两者的对峙和杂糅,深深作用到亲人的生存中,在此,打牌、赌博、买码的风气和凤形村并无二致,因为经济实力的优势,反而变本加厉。”

全然悲观显然并不理性,也绝非事实的全部。在接受采访时,黄灯也表示:如果仅仅是纵向比较,农村物质生活已是大有改善。“现在农村的生活水平比从前高多了,从前他们连饭都吃不饱,现在衣食住行没有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因为国家的投入,村中的基础设施也比以前好得多。”

她的悲观来自城乡之间的横向比较。“相比于社会整体的财富增长,农村肯定是弱势的。农村面临的,是后续发展的问题。”哥哥打工一年依旧没有拿回被拖欠的工资,亲戚因结扎而出现身心异常并最终影响到子女……亲人身上发生的种种磨难是黄灯心中无法抹去的伤痛。“哥哥在工地上付出的体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却没有拿到应得的工资,这是极为不公平的。”

“我也并没有带着城市精英的视角来看待问题,也没有认为他们的生活都要同我一样。”黄灯说,“他们都是我的亲人,一切同情和关心是很自然的。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一切,我无法视而不见。”

激变中的一员

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对传统中国基层的社会关系结构做了深刻概括。“直接靠农业来谋生的人是黏着在土地上的。”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不流动”的形态,塑造了中国的“礼俗社会”。然而,1990年代以后,这种人与土地的稳定状态成为历史,农村社会迎来史无前例的变局。

黄灯对费孝通的一段论述记忆深刻:“大旱大水,连年兵乱,可以使一部分农民抛井离乡;即使像抗战这样大事件所引起基层人口的流动,我相信还是微乎其微的。”自视为“转型期的当事人”,对照费孝通1940年代的观察,黄灯感叹:“这30年来,农村社会的变化超越了战争所能带来的变化。90年代以来的激烈动荡是惊人的。”

令她感受最深刻的变化之一,就是教育的再估值。黄灯的少年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尚未扩招,大学生依然是“天之骄子”,享受着毕业分配的待遇。她记得:“10多岁的时候,村里的风气还是很好的。每个人都把读书视为一种出路。”

当时的黄灯是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可教育市场化以后,农民面临的情况让她对第二代、第三代的出路备感担忧。“现在,农民接受教育的成本更高,但接受教育之后的出路却更窄了。”在黄灯看来,农村的家人们似乎生活在这种悖论中:“对兄弟姐妹而言,送孩子念书,孩子不见得有一个美好的前程, 但不送孩子念书,孩子肯定没有一个好的前程,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现实难题。”这种两难带来的是一种放任自流的绝望。“现在家长对孩子要求不高了。很多人读完中学就出来做泥瓦匠、厨师。事实上,靠着读书改变命运已经太过艰难。”

农家子弟面临教育资源匮乏、教育回报率降低的双重困境。这令黄灯担忧他们的命运终将走上“父辈的轮回”。变化的确在发生:村里的学校数量减少,优秀师资慢慢流失。

另一方面,消费主义迅速蔓延,农村青年对时尚的追求被激发。消费行为在带来欢愉的同时,也挤压着农村青年的时间与精力,带来了另一种不幸。“侄女可以为了心仪的手机,忍受打工的折磨;侄子则可以为了婚礼的排场,忍受夫妻分居,重返工地以偿还之前欠下的债务。”

“对农民而言,真正的苦并不在于他们的物质生活不够,而是他们的消费欲望被激发和调动了,看到社会平均消费水平与他们的消费能力形成差距以后,出现了心理失衡。”不过在贺雪峰看来,消费社会对农村青年而言也意味着另一种赋予:积极参与到消费社会,也意味着一种生活动力,这可能促使他们更努力地提高自己。

在黄灯夫妇还抱着“老人机”的时候,家族的孩子们便早早用上了智能手机。微信、QQ等社交工具也改变了这些青年人的社交方式,甚至有几段姻缘都是通过网络聊天工具结下的。可黄灯却从未听到家中的第二代、第三代们聊起她对家族命运的书写。那些上大学的孩子近期并未与黄灯见面,而另一些孩子则“不会看这些文字,因为真正读懂是需要一定教育水平的”。孩子们的这种状态,在黄灯看来,正是他们所处困境的显现。

一年前,丰三村的这户农家因为媳妇的文章成了舆论中心,还上了中央电视台。可丈夫一家生活并没有多大改变。黄灯丈夫的哥哥对外界的关注并不敏感。“媒体关注的作用对他们而言其实是很有限的。”黄灯说。

除了返乡手记,我们还能怎样认知乡土?

“乡愁”是这个农耕大国千百年来挥之不去的情结。春节的返乡大潮,触发了人们对家乡观感的抒发。当出生、成长的乡村成为城市新移民需要重新观察的客体,乡愁的诉说,本身就带着对自身命运轨迹的反思和自我认同的确认。与《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同期问世的,还有《北大才子:真实的中国农村是这样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以及虚构作品《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等文字。这些对家乡的书写将乡土情结、农村问题推向了舆论中心。相比于纯然理性的社会调研,这些文字情真意切,但也有一些带着猎奇、偏激与哗众取宠。

一批“返乡手记”集中涌现后,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反思与质疑。有人认为,某些文章站在城市精英立场,片面矮化自己的家乡,将城市同样广泛存在的问题归结到农村社会。也有学者如孔继德认为,大批返乡文章强化了“作为精英的作者代表落后的家乡人”的二元结构关系。

贺雪峰所在的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是中国学界最大的农村问题研究团队之一。自2013年至今,中心近60名师生用另一种方式撰写“返乡笔记”,目前已积累逾600篇。

在接受第一财经采访时,贺雪峰谈到了他对这些手记撰写方式的看法:“撰写所采用的立场是价值中立的、不介入的立场,这些文章中不会有煽情的语言,写的时候也只为了自己的研究,不会太多考虑读者的感受。”在他看来,也正因此,每年连续累积的记录并未在公众中散播开来。

情感充沛的“返乡手记”容易失之偏颇,而价值中立的“返乡笔记”则缺少阅读快感,传播性和话题性都差了很多。今天中国所缺少的,可能正是像费孝通《乡土中国》那样,能将情感、视野、学理、文笔融合得恰到好处的文字。

贺雪峰(左)、黄灯(右)

贺雪峰(左)、黄灯(右)

对乡村需要更理性的评判和对照

第一财经:在对家乡的记录中,萧条的农村成为很多返乡者笔下的重要意象。作为学者,你怎么看待这些关于萧条的描述?

贺雪峰:我看到很多写返乡手记的人说农村萧条,但什么是萧条?今天农村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这个“最好”指的是物质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他们所说的“萧条”其实是指进城打工的农村人更多了。但打工其实是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拓宽了他们的就业渠道。在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城市化中,必然有大量农民进入城市,所导致的结果一定是农村的空心化,也就是很多人嘴里的“萧条”。这是必然的、普遍的规律。现在的问题不是农村人都进城了,而是对于那些不想进城、不能进城的人,如何保障他们的生活。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第一财经:在一些返乡手记中,我们似乎也能看到某种“个人中心主义”色彩。很多人进城以后,以自己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乡村,最后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居高临下的、偏颇的。

贺雪峰:农村很大,问题也非常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观察生活、表达自己观察所得的感受,是知识分子的义务。每个人都有表达的权利,不同的人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在表达上有所倾向,这是无可厚非的,只要这种表达是真诚的,就没有错。但一个人所看到的不可能是全部,它是局部的、表面的。

第二点,因为专业的不同,一些搞中文的同志看待问题会更加感性,在表述上更能把握读者的需要,情感表达上也很准确。不管是黄灯还是王磊光的返乡手记,都是很好的关于农村的观察。我觉得,表达出来都是好事。

当然,他们看到的不可能是农村的全部,还需要更为理性的评判和对照去看待乡村。

第一财经:虽然物质生活是整体提高了,城市化的过程中,农村的社会机构也发生了改变。这催生了很多失范行为,如赌博、高额婚丧费用等等,这些在黄灯等人的笔记中都有详尽描述。今年春节,一些地方出台文件,对酒席的规格进行了限制。你是怎么看的?

贺雪峰:从前农村稳定,有坚实的基层社会组织。但是大量农民尤其是农村精英进入城市以后,对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影响。同时,从城市蔓延到农村的消费主义,导致了新的社会分层。男女比例的失衡,导致了光棍问题,也催生了高额彩礼。因为人情往来和攀比之风,一些地方也流行办“无事酒”,就是没有什么由头就办一桌酒席,拿回一点礼金。对于彩礼、酒席的问题,政府不应该出台法律来做硬性规定,但可以出一些文件,做移风易俗的倡导。

今天,农民有大量闲暇时间,繁重的体力劳动逐渐远离,而他们的生活习惯却还是维持原来的模式。比如,高油、高盐的饮食,在闲暇时间喝酒赌博。如果把闲暇时间组织起来,农村人的生活相信也会大大改善。

第一财经:“贫困的代际传递”是黄灯在她新书中的重要关切。农家子弟若没有能力接受良好教育,是否真的意味着他们的人生会走上“父辈的轮回”?

贺雪峰:教育是最基本的能力,没有教育,更谈不上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一点确实令人担心:中国城市的教育总体而言是成功的,但农村与城市教育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对农民的向上流动肯定造成了很大障碍。现在,农村很多能力强的人都把孩子送到城里去念书,很多留守儿童就生活在祖父母身边,这些孩子的教育资源是极度缺乏的。

每个人回家去,都有自己看问题的角度。这种看法一定与现在农村教育的衰败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缺失有关系。孙立平说过一句话:“绝望比贫穷更可怕。” 不过,中国农民似乎从来没有绝望过,即便是他们自己无法体面地生活在城市,他们也会不惜一切支持子女接受教育,体面进城。上一代进城农民其实为子女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打下了更好的基础。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原文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52285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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