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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川田纪事:一个乡村的转型与迷茫

作者:禾刀

《满川田纪事》  汪冬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满川田纪事》  汪冬莲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对于从小生活在农村世界里的笔者,总是对农村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有着20多年媒体工作经历的汪冬莲,始终高度关注农村发展问题。本书中,她以老家安徽黄山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为典型,通过37篇饱含泥土气息的生活随笔,试图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

乡村文化,是所有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最无法忘却的乡愁。穿越历史幽深的时光隧道,满川田的嬉鱼节活动虽然依旧活跃在乡村,但相较于历史上人们精神层面对活动仪式感的丝毫不敢怠慢,对活动自娱自乐的看重,今天的嬉鱼节明显带有更多招揽游客的功利色彩。对于饱尝黄山毛尖行销大江南北甜头的村民而言,抛弃传统乡村道德范式,敞开怀抱迎接市场经济再正常不过。只是这样一来,乡村变成了城市的附庸,或者说沦为城市的缩微版。

汪冬莲就此指出,“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钱穆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的重心一直安放在乡村,并不安放在都市”。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活水源头正是农村。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逐渐完善,特别是当中国经济汇入到世界经济大江大海后,各种“化学反应”结果必然波及方方面面,包托像满川田这样原本僻静的山村。

满川田虽然有自己的特色,但作为本质上的农村,满川田并不能超越农村群体的普遍特征,那就是农村人口的快速流出。虽然满川田依然可以安身立命,但对于渴望走向外面世界的新一代年轻人,城市才是他们奋斗的归宿。另一方面,满川田残存的质朴本色,又吸引了外地人特别是许多城里人的欣赏目光。当然,这种欣赏只是居于表象,不太可能促使这些人转化为农村人,既而以同样身份真正融入满川田的世界,这本身象征着一种天然的差别。

近年来,乡村调查著作颇多,其中不乏精品。比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申赋渔的《匠人》等,这其中也包括去年上半年一经推出便引起较大反响的《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阎海军著)。这本书同样是对乡村的解剖,其聚焦对象是西部一个贫穷的乡村。阎海军也提到了农村人口特别是“精英”的快速出走,农村工匠的大量流失,光棍司空见惯,乡村出现了空心化,乡村治安恶化……在所有阵痛中,农村传统养老模式因为大量青壮劳动力的出走而格外严峻。

因为地理等原因,崖边更像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个极端,相对经济条件要好的满川田面临的转型阵痛不似那般鲜明激烈。不过,这种阵痛的弱化,并非全然因为满川田自身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那些走出乡村进入城市者的反哺。这从另一方面折射出农村对城市的高度依赖,农村自生能力的日渐羸弱。

1990年代中期,温铁军等人指出,中国历来没有纯粹的“农业”问题,而是包括农民权益问题、农村治理问题和农业可持续发展问题在内的“三农”问题。也是自那时起,“三农”问题成为农村研究的范式思维。像许多自发开展乡村调查者一样,汪冬莲也试图通过自己的铁脚板,得出破解乡村阵痛的密码。每一种尝试都值得认真对待,但对于一个历经数千年农业社会的国家而言,转变根深蒂固的农村观念,这不单属于农民自身需要直面的问题,更是全社会均应思考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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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满川田纪事》序言——最后的农民

作者:汪冬莲

自从走出乡村,走进城市,并有余力回眸曾经的生活场景开始,我就没有停止过对农村、农业问题的思索,对农民的生产、生活过程的观察。

20世纪后20年至21世纪前20年,是中国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的工业化、城镇化社会的裂变时期。毫不夸张地说,整个社会在这40年中发生的嬗变,超过以往5000年。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是一场自发的由乡村迁往城市的迁移过程,缓慢但稳定。80后农民工登上历史舞台后,以其特有的时代特征,加快推进了这一进程。2013年开始,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高度出发,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的战略构想,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民工在城镇安家落户的政策,我国的城镇化进程由此大大加快。

随着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放活耕地经营权,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实施农村宅基地财产权的抵押、担保、转让等农地流转政策,人们在撬动着乡村这块沉睡多年的海量财富的同时,也推动着传统的农耕社会变化的步伐,乡村建设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为了记录那些亘古以来就在土里刨食的人们的生活嬗变,记录他们面对千年一遇的社会转型时那种突围与奋进、固守与涅槃,我决定选取我的家乡——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下辖的一个1000多人口的山村满川田作为典型,做一个内陆乡村40年社会变迁的全景描述,以此献给伟大的变革时代,献给那些在这波城镇化浪潮中,注定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土里刨食事业的最后的农民。

在书中,我将细细描绘40年来乡村农耕方式的变化,婚姻市场的渐变,交通状况的改善,传宗接代观念的瓦解,基础教育的撤并之痛,皖南民居的零落,亲属称呼的流变,传统风俗的遗失;描述泥腿子上岸后,如何充分挖掘山村的土特产潜力以实现经济的自我救赎,进城农民工有融入的喜悦也有受伤甚至丧命的悲痛;以及城镇化和市场化浪潮下,当今中西部农村的普遍景象:无心向农的农民对农业生产实行粗放式管理,大量山地遭到弃耕,村庄在萎缩,赌博成为乡村最有生命力的娱乐方式,化肥农药成了农民的亲密伙伴。

我在书的最后指出,历史已经把我们这一代人推向了使命的前沿,我们必须传承农耕文明的遗产,又必须超越前30年农业生产在品质上和投入上的倒退和亏欠……以社区为支撑的生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生产模式(简称CSA模式),是拯救化学农业即当下中国的主流农业的唯一出路。

本书解剖的虽是满川田这只小麻雀,实则想挖掘出当今中西部农村典型的生产生活形态,从描摹我国著名的三大地域文化之一——徽文化(其他两项为敦煌文化和藏文化)所在地古徽州乡村社会近40年来的变革与遗失、突围与困窘、承继与湮灭出发,为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留下记录与思考,留下一份内陆乡村的历史档案,展现一个文字工作者的村庄史记录以及由此发散的对三农问题的人文思索。

文章来源:现代快报、《满川田纪事》

原文链接:http://book.sina.com.cn/review/cbsp/2017-02-13/doc-ifyameqr747360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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