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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城市对身心健康更有利?

记者:杨江妮、陈岑
20160530030505204

姜 斌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博士、博士后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 城市环境与人类健康实验室(UEHH) 主任
香港大学建筑学院园境建筑学部 助理教授
曾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景观系 讲师

设计与研究方向:城市环境对大众健康的影响、亚洲城市环境与人文危机,虚拟现实技术的研究与应用,可持续城市发展策略。

Q: 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康城市,健康景观”?以及这个研究方向的意义?

A: “健康城市”概括来说,就是通过城市功能和空间的规划设计,来调节和改善市民的身心健康,从而达到整个社会的公平与健康。众所周知,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城市化进程发展非常迅猛,很多人把精力都放在发展非常高效、而且是“经济发展至上”的城市体系价值上,就因为如此,我们却忽略了针对改善人类健康的城市设计对策。所以,在设计层面,对市民身心健康和社会健康的重视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试想如果连最基本的人的健康都没有办法保证,那么我们社会所有宏大的目标会不会都变成无根之木,无本之土呢?

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健康危机,这些危机与城市化、城乡环境恶化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首先,我想强调的是常常被忽视的“精神健康”问题。紧张、快速、充满压力和刺激、却缺乏精神舒缓和疗愈场所的都市生活已经给国人的精神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报告,2013年中国有约25万人自杀既遂,有约200万人次的自杀尝试; 在2013年,全国因为抑郁症所带来的经济损失预测值为50亿人民币,这些数据表明:精神健康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而且精神疾病往往是许多器质性疾病的重要诱因,最先只是在精神上出了一些问题,然后慢慢地演化成身体的疾病,两者是紧密联系的。精神健康问题已经在西方引起了广泛关注,每年有大量的研究经费和资源来开展相关的课题研究,但是在中国,对于精神性疾病的研究却很少。因为社会文化的特殊性,中国人一般比较忌讳去谈论“治疗精神疾病”的话题,所以很多时候抑郁、自杀常常是一种隐秘的症候。

注:选择自杀的90后前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和他的诗作:高强度工作、激烈竞争、缺乏尊重的社会环境使许多人罹患精神疾病、甚至放弃年轻的生命 (图片:http://cz.7xingtang.com/news/20151209/1226.html?uid=)。

注:选择自杀的90后前富士康工人许立志和他的诗作:高强度工作、激烈竞争、缺乏尊重的社会环境使许多人罹患精神疾病、甚至放弃年轻的生命 (图片:http://cz.7xingtang.com/news/20151209/1226.html?uid=)。

此外,其它健康数据也是触目惊心的:我国2013 年过劳死人数大约是6万人;在交通事故中死亡人数约为26万人; 2010年因为空气污染而导致的死亡人数为120万人。这些健康问题,根据我们的研究,和城市景观资源的匮乏、分配不公及城市环境的低质存在着千丝万缕和显著重要的联系。城市设计师和景观设计师在改善城市环境和提升市民健康方面是完全可以,也必须承担起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我们相信,很多健康症候是可以通过对日常工作、生活环境的改善得到预防或治愈的。

注: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致死疾病,科学研究证明这些疾病与生活环境的品质显著相关 (图片:http://www.solutionsjournalis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vox-leading-causes-death.png)

注:心血管疾病已经成为全世界最主要的致死疾病,科学研究证明这些疾病与生活环境的品质显著相关 (图片:http://www.solutionsjournalism.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vox-leading-causes-death.png)

Q: 目前有哪些主要的问题需要研究?您是如何开展“健康城市,健康景观”的研究?

A: 我们长期处于一种充满压力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面对很多日常的困扰和重压,如果我们不采取有效的方式去应对的话,它们就会像积沙成塔一般,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最后可能发展为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等致死疾病。很多人表现的酗酒、吸烟、长期上网,在很多情况下是对精神压力的发泄或逃避,是在用一种消极的方式去应对他身心所受到的挑战。当然也有一些人会采取积极的措施,比如园艺活动、户外健身等。但我们所处的城市环境,对这类积极生活方式的支持是远远不够的。

说到如何用设计去改善健康问题,首先我们要尽可能通过规划设计去防止每个人生活中所遇到的小问题变成大问题。比如当你从办公室或住所步行至餐厅,有机会途经一个静谧优美的花园,当你漫步其中,享受片刻的绿色和宁静,这短短几分钟的体验会使你有机会舒缓心中积累的压力或不良情绪。相反,如果你一直呆在充斥着硬质人工景观的、灰色的生活或工作环境中,经过几年时间积累的日常压力或不良情绪,就可能会导致明显的精神健康或身体健康问题。如果我们能设计出更好的城市空间来解决两个关键的问题,那将是一个非常大的贡献:其一,应提供优质的绿色城市空间来舒缓日常的压力;其二,应提供优质的绿色城市空间来刺激积极生活方式的发生。

在政策的层面,必须要关注景观资源分配的公平性。目前,城市景观资源,稀缺的滨水景观、湿地景观、山地景观、甚至是普通的市民公园绿地都已经出现私有化、贵族化的趋势。房地产商常常觊觎并倾吞这些景观资源,以提升其私有商品的价格。这些景观从公共开放空间逐渐被转化为富有阶层独享的后花园。不仅在我国,在西方很多国家,都存在景观资源分配不均的现象。在制定城市规划政策时,我们不仅要关心绿色景观的总量,而且要关注其分配的公平性。对于重要的城市景观需要严格保护,保证其完整的公共性、保证空间分布和景观质量的公平性。

Q: 健康城市,健康景观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不是和生态城市中的土壤,水,空气,人有关,是不是更突出人的心理以及生理方面的需求?

A: 从理论上讲,健康和生态是不可分的。营造健康城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营造整个社会、整个城市的健康生态系统。为什么要单独说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下的城市规划设计工作对于健康方面的问题是一笔带过的,没有很多的关注和支持,缺乏深入、系统、专注的研究。它虽然也被包括在规划设计的成果里,但却像是摆放在客厅的一件平常家具,你觉得它应该存在,但是你却常常忽略它的存在。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把“健康城市,健康景观”这个概念单独提出来,并且结合不同专业的研究方法和设计方法来一起整合,而不是什么方面都提一下,却并没有做到深刻的了解和研究。

Q: 如何将“健康城市,健康景观”的研究运用到设计及实践中?这可能会要结合哪些不同的专业?

A: 首先讲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专业,土壤科学、水文科学、大气科学,这几个学科可能是和健康直接相关的。比如说跟土壤科学家的合作,我们会对一个场地的土壤进行分析,知道哪些地方适合做什么, 接触到被污染的水体或者裸露的土壤可能会造成的危害,何种人群的何种活动不能在何种被污染的环境中进行。从行为心理学方面来说,人的心理健康和行为健康都是跟环境的品质息息相关的。 我们观察城市环境如何影响到人的行为和心理,然后人又是如何反作用于一个环境的。

我认为将设计科学化是非常重要的。城市设计和景观设计,目前还都是比较软的学科。在评价一个设计的贡献时,我们缺乏能力呈现确凿的证据去证明它的价值和影响。当然,健康价值只是设计的诸多价值诉求中的一个,但却是一个可以实现设计科学化(或循证设计)的重要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与临床医学、环境心理学、运动生理学、环境工程等多个学科的融合,借助这些学科的思想和技术,对设计的价值做一个客观的评鉴。对设计师来说,并不是要求他们亲自去做复杂的实证研究,而是希望他们能成为一座桥梁,能够做科学观念和方法的倡导者和传播者,通过规划设计活动去应用、检验、和发展科学理念和方法 。

Q: 可否请您介绍下最近的研究课题?

A: 我和我的学生正在进行“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城市污染问题”的研究。贵屿是全世界最大的废旧电子产品回收基地。这个镇从80年代起就开始从事回收处理电子垃圾,提取贵重金属以及有用的配件、塑料。最先开始,这个地方对于电子垃圾的处理方式是极为原始和粗放的,大部分污染物质直接排放到土壤、河流和空气里。由于完全没有考虑生态和健康的损失,这个产业被认为是进入门槛非常低、利润却惊人的一个产业。

注:触目惊心的电子垃圾堆:和香港大学研究生团队现场调研及多学科讨论,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 (摄影:Ruby 季鲲)

注:触目惊心的电子垃圾堆:和香港大学研究生团队现场调研及多学科讨论,广东省汕头市贵屿镇。
(摄影:Ruby 季鲲)

电子垃圾产业从80年代到现在,已经在贵屿存在将近40年的时间了。当地政府和居民对这个产业产生了非常强的依赖性,因为这是一个很容易挣钱的行业,并且他们也不知道除此之外,还可以做什么其他的产业。这里应该算是最大的电子垃圾非法处理基地之一。我们一方面告诉政府和当地居民,这种简单的方式会引起什么样的健康危害。我们会帮助他们采取生态修复手法,告诉他们怎么修复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还有对污染的控制,通过科学的方式回收废料以控制污染的排放;另一方面我们会帮助他们做产业规划,告诉他们绿色电子垃圾回收产业链是怎样的,怎么能够保证每个作坊在绿色的工业体系下能够持续发展;另外,帮助他们寻找当地的文化、自然、和市场资源,培育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这样综合起来,才能够在未来形成一个健康可持续的城市环境。

在珠三角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很多涉及到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环境污染、健康危机的问题,都是可以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和设计实践的。关键是我们的设计师有没有空间、有没有时间、有没有知识储备去做这些事情。我们不能要求所有设计师都去做这些事情,因为目前绝大部分设计师还是在为客户做商业服务,他们能做的是针对比较具体而微小的场地和服务业主去做一些工作,为创造健康的城市环境、改善使用者的身心健康状况做一些贡献。但是,对于有些已经得到广泛认可、掌握较多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设计师或者设计机构,他们有更多的责任去解决这些问题。

Q: 请问健康城市和绿色城市有什么区别?

A: 我觉得应该是研究的方式方法有些不一样,健康城市是依托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我们会去了解城市环境对人的个体及社群的心理、生理、或社会资本的影响。 这是自下而上的、建立在大量的科学研究基础之上的观点。我们不是只有一个动听的理念而缺乏对内容或技术的充分掌握。一个空洞的理念可能只是如同一个餐厅的名字,不管它多么悦耳,却与饭菜的质量毫无关系。

需要警惕的是, 创造健康城市并不是仅仅提供很多绿色景观,尽管绿色景观是很重要的部分。此外,创造健康城市不仅仅是靠设计师独自努力就可以达成。设计师需要各个专业的帮助,将客户、社区、政府等方方面面的资源整合起来, 健康城市不只是对物质空间、视觉景观的营造,也包括对社会公平、城市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注:不仅仅是绿色:城市绿道研究发现空间格局和植物特征对使用者心理行为的显著影响 。(摄影:车迪)

注:不仅仅是绿色:城市绿道研究发现空间格局和植物特征对使用者心理行为的显著影响 。(摄影:车迪)

Q: 您在美国及亚洲建立的“健康城市”专家合作网络,目前有取得哪些工作成果?

A: 我们有三个平行的关于“健康城市研究”的实验室,一个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由William C. Sullivan教授主持;一个在台湾大学,由张俊彦教授主持;香港大学的实验室由我来主持。我们关注的既有跨文化的问题,也有关注我们本土的问题。可以说,中国很多方面在走美国发展的老路,特别是城市化方面。所以中西方的联合研究和对比研究,对于帮助中国发展可持续的、健康的城市系统和城市空间是大有益处的。

Sullivan 教授是国际景观认知领域的最重要学者之一,曾担任美国白宫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专家,现任伊利诺伊大学景观系系主任;张教授是台湾景观界的领军人物,我们相信我们的紧密合作,能够为创造健康的城市环境做一些贡献。此外,我在香港的研究离不开香港大学建筑学院院长Chris Webster 教授和景观部主任 Matthew Pryor教授的全力支持。今年初,我们五人在香港进行了两天的会晤,希望将来可以开展更深入和广泛的合作。

我的实验室关注中国及亚洲各国在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健康危机和生态危机,以及与这些危机相关的人文、经济等方面的问题。此外,我们利用最新的虚拟现实技术、生理心理活动水平及荷尔蒙水平的测量分析技术来衡量不同的城市环境对人们健康的影响。同时,我们还对一些将东西方进行比较的研究感兴趣。比如说,我们正在研究不同的城市噪音在不同城市环境中对人们情绪的影响,然后发现同一组声音景观和视觉景观对不同文化和地理背景的受测者具有一些显著不同的影响,但也有普适的影响;Sullivan 教授的实验室关注包括美国和亚洲的城市环境对人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规划的影响。他的研究团队来自世界各地,因此具有极强的国际视野,其研究非常关注居住环境、教育环境、医疗环境对健康的影响;张俊彦教授的实验室会比较集中在生理学及神经学的方面,会有一些核磁共振、生理、心理测量的技术,通过这些手段能够观察到不同城市环境对人的影响, 然后张老师还有在做很多城市生态规划的研究,比如说生态系统的构成与健康生活环境的关系。

我们也比较关注城市环境对普通市民,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影响。目前我们在研究香港及芝加哥某些重要类型的都市空间对市民安全感,特别是对女性安全感的影响;深圳的绿道设计方法对市民心理行为的影响等。此外,我们也在研究工厂景观质量对长期从事高强度工作的工人的精神影响、大学城规划设计方法对社会安全的影响等多个项目。希望通过一些具体的研究和设计项目,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智慧网络,鼓励更多的学者和设计师加入到我们的研究实践中。

我们实验室在陆续发表一系列重要的国际SCI和SSCI论文,并在中国、美国、东亚、南亚举办讲座和论坛。我们与《景观设计学》杂志合作过一期跟城市有关的健康议题,在科学界和业界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我觉得通过这些努力,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开始跟进这个事情,在政府的层面也开始就城市与城市居民的健康问题开展工作。

健康也不仅仅指个人身心的健康,也包括社群、社会的整体福祉。人文环境跟物质环境总是相互作用的,人的健康又是和这些环境相互作用的。这里面有很多机会可以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宏大的领域。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会群体的健康将决定我们国家的命运。

注:2016年2月在香港的会谈 (右起:张俊彦、William C. Sullivan、Chris Webster、Matthew Pryor、姜斌)。

注:2016年2月在香港的会谈 (右起:张俊彦、William C. Sullivan、Chris Webster、Matthew Pryor、姜斌)。

Q: 在设计行业正思考跨界转型的背景下,您对设计师有什么建议?

A: 结合我个人的经历与感受,有一些想法可以供探讨、共勉。

第一点,我们的设计教育过分集中在空间、形式、视觉语言的训练,缺乏对数理分析和逻辑推理能力的训练、缺乏对科学成果消化和吸收的能力,亦缺乏跨专业交流的能力,很多技术和知识都没有被我们的设计师真正用起来,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学校和一些机构能够提供更多这方面的训练,设计师也要有意识地去寻找自我训练的机会。

第二点,我希望我们在提出一个概念或者理念的时候,它需要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践的支持。并且我们还要想想,在这个理论或者是概念的基础上,能做什么具体的事情,而不是比较笼统地提出一些看似夺目,却不明就里的概念。我们需要在一个尽可能尊重现实问题的前提下,用比较具体的角度和方法去思考问题、寻找对策。

第三点,保护现有的绿地系统是比破坏原有的生态后再去建设一个新的所谓的生态绿地要更好、更有效的方式,我觉得不要轻易去破坏自然,在中国这是很严重的现象,大家先把一块地推平了然后再想办法把它变成绿色,但真正健康的“绿色生态系统”和短期内“人造的绿色”是两个概念。

第四点,我们要通过观察了解这个社会,然后把不同的力量结合在一起,去改变我们的城市面貌,创造更多的价值,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构建健康城市的行列中。

参考文献

Jiang, B., Zhang, T., & Sullivan W. C. (2015). Healthy Cities: Mechanism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mpacts of Urban Green Landscapes on Public Health and Well-being. Landsc. Archit. Front., 3(1), 24-35. doi: 10.1007/slaf-0024-0301-xx

Jiang, B., Chang, C.-Y., & Sullivan, W. C. (2014). A dose of nature: Tree cover, stress reduction, and gender differences.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32, 26-36. doi: http://dx.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4.08.005

Jiang, B., Larsen, L., Deal, B., & Sullivan, W. C. (2015). A dose–response curve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ree cover density and landscape preference.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139(0), 16-25. doi: http://dx.doi.org/10.1016/j.landurbplan.2015.02.018

Jiang, B., Li, D., Larsen, L.,Sullivan, W. C. . (2014). A Dose-Response Curve Describ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 Tree Cover Density and Self-Reported Stress Recovery.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doi: 10.1177/0013916514552321

Sullivan, W. C., & Kaplan, R. (2016). Nature! small steps that can make a big difference. HERD : Health Environments Research & Design Journal, 9(2), 6-10. doi:http://dx.doi.org/10.1177/1937586715623664

文章来源:大景观

原文链接:http://www.greatlandscape.cn/viewpoint/zf/2016/0316/2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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