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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还能重建吗?

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回到儿时读书的苏州吴江县雷震殿小学,坐在当年的教室里。

1957年5月,费孝通先生回到儿时读书的苏州吴江县雷震殿小学,坐在当年的教室里。

1948年,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重建》两书相继出版。如果说《乡土中国》像一幅中国农村社会的素描长卷,“以中国的事实来说明乡土社会的特性”,那么《乡土重建》则触及到当年中国从贫弱凋敝到复兴繁荣的根本思路。

那时内战正凶,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竟被加印多次,这两本书的分量,可见一斑。

曾长期为费孝通助手的学者张冠生先生,推出《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其中一章写到《乡土重建》一书。所探究的话题诸如“损蚀冲洗下的乡土”、“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到七十年后的今天,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几千年农耕文明养成的乡土中国,欲从农耕、保守、封闭、礼治的传统形态转换到工商、进取、开放、法治的现代轨道。何其艰难?

乡土还能重建吗?

作者:张冠生

1.

听高信疆先生说台湾出版界往事,说到有段时间盗版活跃,例证多多,其中有一本费先生的《乡土重建》。他记不清是谁家盗的,但对封面作者署名印象深刻——“费通”。

费先生亦知此事,有次说起,无奈笑道:“他们盗印我的书,不给版税,还改我名字,让我不‘孝’。版税可以不要,人不孝,问题就大啦!常有人把我当块肥肉,动不动就咬一口,也不管我疼不疼。不过要是书里讲的道理能帮台湾把乡村治理好,农民得实惠,也算好事。”

最近买到的盗版《乡土重建》,简陋到书脊空白,封底纸幅小于内页。浅灰绿素色封面仅七字,书名之外便是“费通著”;封底兼作版权页,系文侠出版社“中华民国六十二年九月十日出版”。价“新台币廿五元”。

1948版观察版《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

1948版观察版《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

《乡土重建》是费先生学术高峰期一本影响广泛的著述。该书由观察社于民国三十七年八月初版,印数三千册;九月再版,加印两千册;十二月三版,加印两千册。那时内战正凶,一本讨论乡村问题的学术类著作能有如此销量,可见当年大陆读者的趣味和关怀。

作者在书中寄托很深。从动机看,是要讨论当年中国从贫弱凋敝到复兴繁荣的根本思路;从目录看,逐一讨论了如下话题——

乡村·市镇·都会

论城·市·镇

不是崩溃而是瘫痪

基层行政的僵化

再论双轨政治

损蚀冲洗下的乡土

黎民不饥不寒的小康水准

地主阶层面临考验

现代工业技术的下乡

分散在乡村里的小型工厂

乡土工业的新型式

自力更生的重建资本

节约储蓄的保证

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文化结症

这些话题中,诸多更具体的话题不在目录中,如“回不了家的乡村子弟”、“自治单位完整性的破坏”、“乡村靠不上都会”、“传统有机配合的脱栓”、“怎么会穷得没有资本的?”、“资本从哪里来”、“提高农民生活程度的道路”、“乡土还是我们复兴的基地”……

天!这本初版于近七十年前的书,居然在讨论当下中国的现实问题。
欲懂《乡土重建》,还是先看看乡土社会的损蚀过程。

2.

中国农耕社会有个基础,叫叶落归根,构成社会的有机循环。

这一循环里,人们小心伺候土地,尽力保持土地肥力,以利作物生长,满足生活之需。生活中的所有产物,即便弃物,也都加入循环过程,如落叶化作春泥。
费先生说:“任何一个到中国乡村里去观察的人,都很容易看到农民们怎样把土地里长出来的,经过了人类一度应用之后,很小心地又回到土里去。人的生命并不从掠夺地力中得来,而只是这有机循环的一环。甚至当生命离开了躯壳,这臭皮囊还得入土为安,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回到什么地方去。”

天长日久,这一循环滋生出一文情感,桑梓情谊,形成告老还乡的传统。华侨飘洋万里,锱铢积蓄都寄回家,死后也要回乡安葬。费先生有位祖辈,中举后奉派到云南做官,因瘴气死在任上。其弟为接其灵柩回乡,放弃自己前途,耗时数年,历经艰辛,终得如愿。费先生说,此事在现代文化中会以为毫无必要,但在费氏族谱上大书特书,评为历代事业中最伟大的一项。

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吴文藻

左起:费孝通、孟吟、潘光旦、吴文藻

漫漫历史中,出自乡村的文人、官员,更多的是生前即回乡。或卸任而还,或辞官而返,或遭贬黜而回,殊途同归,更有一直晴耕雨读、终老家乡者。这一群体绵延相续,为乡村社会保持着地方治理和发展所需人力资源。

这类人物,即便跃登龙门,身家百倍,也极少忘本,牵挂乡里。不惟不损蚀本乡元气,尤觉有更大责任,维护本乡父老福祉,储备后世兴旺所需。修路、造桥、办学、息讼、敦伦……无不为此。

“常有一地有了一个成名的人物,所谓开了风气,接着会有相当的时期,人才辈出的。循环作育,蔚为大观。人才不脱离草根,使中国文化能深入地方,也使人才的来源充沛浩阔。”——这是《乡土重建》中的一段文字。

费先生出生于这样的环境,祖辈、父辈也都是这等人物,熟悉得很,但他更想用事实说话。为此,他和恩师潘光旦先生作专题研究,统计、分析了915个清朝贡生、举人和进士的出身,结果是:52.50%出自城市,41.16%出自乡村,6.34%出自城乡之间的市镇。

人才密度更高的直隶、江苏、浙江、山东、安徽、山西、河南七省中,后四省的乡村百分比超过城市。费先生说:“即以必须很长文字训练才能有机会中试的人才,竟有一半是从乡间出来的。”

城乡各半的这种比例,形成了费先生所言中国社会有机循环的一项重要机制,即无论身居城乡,进入社会流动渠道和上升空间的机会大致均等。生为小农无妨,有教无类,只要刻苦耐劳,勤于求知,同样有上升机会,这就避免了达者越达、穷者越穷的两级分化,维持了社会的平衡。

乡村培植出来的人能为乡村所用,对乡村治理至为重要。费先生的一位老师杨开道先生写过一本《中国乡约制度》,认为“中国士大夫对于地方事业的负责可以说比任何其他国家的中间阶级为甚”。

《乡土重建》的观点曾引起广泛的讨论,包括质疑。面对或持阶级斗争立场的意见,费先生说:“即使我们说这些人服务地方为的是保障他们自身的地主利益,是养鸡取蛋的作用;我们也得承认这和杀鸡取蛋是大大不同了。”

费先生列举这些数据、表达这些观点时,数千年形成的这一循环,已在近百年历史中被打破。他概要描述这一过程说:“以前保留在地方上的人才被吸走了;原来应当回到地方上去发生领导作用的人,离乡背井,不回来了。一期又一期的损蚀冲洗,发生了那些渣滓,腐化了中国社会的基层乡土。”

3.

乡土损蚀始于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始于教育失当。

由传统进入现代,社会需要改造,改造需要新知识。新知识要从教育获得,而偏偏教育上出了偏差。一方面,传授的知识与社会实际需要脱节;另一方面,灌输的观念使学生不愿回去。

费先生在《损蚀下的乡土》一文批评说:“现代的教育,从乡土社会论,是悬空了的,不切实际的。乡间把子弟送了出来受教育,结果连人都收不回。”

他举身边事为例,说“今年暑假很多毕业生找不到职业,……有一位老师劝这些青年回乡去……他们几乎一致地说:‘我们已经回不了家了。’他们依旧挤在人浮于事的都市里,甚至有靠朋友接济过日子。”

《乡土重建》是“观察丛书”第九种,该丛书第二种是费先生的老师潘光旦先生的《政学罪言》,其初版早于《乡土重建》四个月,其中也有对乡村教育问题的讨论。

潘先生对问题的分析似又深一层。他先说起“维新以还,充满着革命论与阶段论的中国”导致教育观念的演变,接着说教育导向的本末倒置——

“我们的教育早应以农村做中心,凡所设施,在在是应该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的安所遂生做目的,但是二三十年来普及教育的成绩,似乎唯一的目的在教他们脱离农村,而加入都市生活;这种教育所给他们的是:多识几个字,多提高些他们的经济的欲望和消费的能力……至于怎样和土地及其动植物的环境,发生更不可须臾的关系,使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口更能安其所遂其生,便在不闻不问之列。”
最后,潘先生说到更严重的问题:“近代所谓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的毛病,恐怕一直延续到了今天。不惟延续,且于今为烈。事实俱在,无须多言。

1989年2月28日,费先生与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面谈教育问题,费先生说:“教育工作第一步是培养怎么做人,其次是做一个好公民。多年来,教育一开始就是重视阶级斗争教育,搞得人与人之间不信任。我们对教育的最低的要求就是教人做人。”“教育工作中,根本的东西丢了。……再下去就是方针问题。我们应该有危机感。教育的危机就是民族的危机。……应该敲警钟。否则,混都混不下去。教育是要人去搞的,现在我们培养的人,能够承担二十一世纪的任务吗?”
进入二十一世纪十多年后,有人想起当年费先生“乡土重建”的话题,觉得仍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且更迫切。

客观地看,这确是中国在二十一世纪里的一项根本性的建设工作。

有人似乎少了信心,写文章讨论:乡土还能重建吗?

本文选自《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张冠生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本文选自《探寻一个好社会:费孝通说乡土中国》张冠生 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10月)

文章来源:理想国imag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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