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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乡村:贵州乡土文化社的三个年轻人

作者:朱瑾

李丽(中)在走访少数民族老人

李丽(中)在走访少数民族老人

汉族李丽:创办乡土文化社

我1997年进入贵州日报社,去年辞职,正好做了十八年时政记者。

我是贵州安顺人,靠近麻山和毕节地区,小时候就听大人说,山里面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一家人一年的收入不够买双皮鞋,千万不能娶山里的女人。一方面贵州地区的乡村自然条件艰苦,缺水干旱,你能够看到不同类型的贫困,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乡村生态的多样性与地方手工艺等的文化资源又让人流连忘返,这中间的冲突是什么?乡村的样貌又如何去改变?

还在做实习生的时候,我就遇到过一件让人困惑的事:去采访当地的县长县委书记督种玉米良种。你会想,既然是良种了,为什么还要督种?如果不督种,农民晚上会偷偷去地里换种。

等到后来我又去念了一些书,跑了不同的地方,才找到了答案。原因是贵州山区多,可耕种的土地少,很多地方不以亩而是以株来计算面积,农民们问收成是问今年你们家收了多少株?有限的土地要换种,农民不愿意冒险,对良种陌生,而且还要有相应的肥料农资投入,而种本地的种子不需要去担心收成,所以才有良种需要督种的怪事。

我们把这种行为叫作逼民致富。

2003年,我去贵州郎德进行了一次深入精微的采访,长达两年。郎德是黔东南的一个苗寨,1985年开放旅游,在贵州算是比较早的。

和别的村寨成立旅游公司过度开发本地资源不同,朗德的旅游全是当地人自主管理,他们不欢迎商业资本的进入,所以发展相对缓慢,因为他们知道光依赖旅游是不行的,非典那会儿,如果只有房子没有田的话,他们就连饭都吃不上了。

村寨用的是大集体时代的工分制管理,旅游事业人人参与,计发工分,用工分册兑钱。效率高有时会伤害公平,因为老人家会赶不上年轻人,而村寨是大家的,要让大家一起生活得好一点。苗族世代相传的习俗在这里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各种寨老,包括做祭司的鼓藏头,管农业的活路头,作调解的理老,作为精神领袖的鬼师,都有绝对的号召力,能够团结村里的苗民,一起参与村寨的发展,形成一个内循环的区域。

曾经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朗德村里的招待所年久失修,很脏,没有热水,离厕所又很远,接待客人很不方便。有一个外来媳妇是内蒙古人,聪明能干,一两年就学会了苗语和苗族歌舞,举办活动的时候还能上台报幕,因为普通话也好嘛。结果她就想承包那个招待所,可是寨里的人不同意,不是因为她是外来的,而是因为反对私有制,不只是招待所,连食堂都是村里人自己轮流做厨师,不希望被某人承包了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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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到8年,我停薪留职,去了贵州师范大学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并且继续朗德的田野调查,硕士论文也是关于朗德的农民经济行为研究,我认为是苗族文化所特有的道义与惯行在这里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08年硕士毕业后,我创办了贵州乡土文化社,试图从文化视角入手,推动农村的发展。

村民介入文化调查,成为观察者,记录者和研究者,产生自觉的行动,然后会有自主的选择:保存什么,强化什么,不做什么;最终自我实现,实现真正意义的发展。

文化社成立后,做过十五六个项目,主要涉及黔东南雷公山周边的苗侗瑶族村寨,我们在国家一类贫困村白兴瑶寨村推广他们的本地黄豆,跟着环保部出访韩国;我们通过像枫脂染和瑶绣等传统技能的转化给当地村民带来收入,从最早的几个人,到现在的四五十个妇女,五年总共收入三十万元,钱不算多,可她们对自己有了信心,不再认为自己做的东西是土的,丑的。

商品转换让她们看到了其背后传承与审美的价值,从而促进了村寨的文化自觉与可持续发展;我们在大利重修侗戏的戏台,恢复侗戏的重新演出,我们在雀鸟村重走祖先迁徙路;我们在龙额村支持返乡青年做文化记录,办老照片展与影像采集。

文化社的发展也并不一帆风顺,从2008年到2012年三年时间,文化社当初有九个大学生,最后只剩下两个,因为大学毕业的年轻人,面临着结婚生子的改变,文化社作为公益机构收入很低,看上去是一份非正式不稳定的工作,社会认知度低,缺乏安全感。2012年以后,我们更多招募从外地打工返乡的年轻人,实现在地运营,支持当地人的发展,并成立合作社来真正使项目落地。这样,文化社的人数又回升到了九人。

杨胜文(右一)重走祖先迁徙路

杨胜文(右一)重走祖先迁徙路

苗族杨胜文:重走祖先迁徙路

2008年盛夏,我在图书室角看到《苗族简史》《苗族迁徙史》两本发黄的书籍,翻开《苗族简史》,心中一股自豪感油然而生,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民族历史能追溯到上古时代,小时候自己身边那些古老的歌谣竟然是一部艰辛的迁徙历史。很多的关于人类起源神话,讲述的是人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故事。

这些传统文化和乡土故事立即激起自己民族认同感、似乎找到一种追求幸福生活的力量源泉。从此以后,在我大学最后的一年时光里,书包里总会有一本关于苗族的书籍。

在贵阳有一群来自雷山县雀鸟村的大学生,他们有和我同样的经历:在很小的时候总是围在祖母的身边,听着苗族历史故事长大;七岁开始离开祖母,带着整个家庭甚至整个家族的希望来到学校,开始学习从没有听过的语言、从课本上看到祖母没有说过的故事。小学在村子里上学,中学就离家到县城,大学走得更远。

我们这一群飘在异乡找不到根的苗族青年总想为家乡做些什么,2009年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贵州乡土文化社,看到文化社致力做的事情,正是自己一直苦苦寻找的。

我一直对苗族的历史感兴趣,为自己苗族的古歌、指路歌所着迷,于是找到雀鸟村这一群伙伴,共同回到故乡,重走祖先迁徙路,重新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故事。

2010年盛夏,九名雀鸟青年、七位志愿者晚上九点在月光下走进雀鸟苗寨,开始为期八天的回归之旅。父母一直以为我们在玩,不过是带很多外面的朋友回到雀鸟村旅游。十几年前把儿子送进学校念书,他们认定儿子毕业后肯定会回来考公务员或者当老师,谋个稳定的职业,为家族争光。但此时他们看到儿子却在到处游荡玩耍,更要命的是还蛊惑别人家的孩子一起疯玩,非常失望和愤怒。

每天晚上十几个人在客厅喝酒,讨论当天走访的内容。老爸每晚都会静静坐在角落里听,眼神黯淡,带些不屑的表情。出于礼貌,他不时会用几句志愿者听不懂的普通话劝酒。白天结束走访后,感觉他很想和我讨论一些严肃的话题,可又不知如何开口,最后只是说:“晚上煮饭记得要早点,别让客人饿着了。”

老爸性格比较温和,不会强烈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尽管如此,我还是能够感受到他心里的怨气。

“记得多留意政府网的通知,看看公务员什么时候开始报名,不要再这样子玩下去了!”活动结束返回贵阳时,老爸往我背包里硬塞了五百块钱,神情凝重,我亦无语。

第一次重走迁徙路,在家人的怨气与失望中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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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盛夏,一样的活动,2011年8月,我们再次回到家乡开展重走迁徙路的第二站。同样的场景,我们在我家集体讨论明天走访路线,聊聊去年我们的发现。老爸开始能够开心地融入我们的讨论,建议去找一些老人,告诉拜访老人要注意的细节,不再像去年一样沉默。

这次我们沿着迁徙之路,走访范围扩展到周围方祥乡的平祥村和水寨村。在平祥村我们找到的老人,都是民国时期从西江搬迁过来的,走访过程中有一家在喝酒,听到我们是来学习传统文化的,都出来给我们敬酒唱歌,有位老人还唱起祖先搬迁到平祥村后开亲的歌谣。

我们还遇到了为整个方祥乡制作芦笙的工匠。芦笙对于苗族来说非常重要,不仅是节庆中的乐器,也承载着苗族历史文化的精髓。

最后一天,我们回到雀鸟,站在老芦笙场上讲述关于芦笙的古老传说,仰望两位祖先几百年前种下的栗子树。

重走迁徙路让苗族青年对自己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有了不同的认识。活动成员杨光建开始最大的兴趣就是回家学苗歌,觉得学习苗歌有助于把苗族文化推向外界,发扬光大。经过两次重走迁徙路之后,他说其实我们才是学习的主体,苗族文化需要我们这些青年回家传承下去。

杨光建的父亲是村里的医生,威望比较高,知道我们在做的事非常高兴;杨光建的母亲是雀鸟村有名的女歌师,古老的歌谣她如数家珍。在雀鸟走访的日子里,刚好有一天是传统节日“吃新节”。我们一家一家轮着吃,直到下午才轮到杨家,他父母亲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等了一个上午,席间他们唱起苗歌,给我们讲述苗族吃新节的来历和故事。

我们向贵州乡土文化社申请了一笔经费,购买了一套芦笙,筹划在过年期间开展传统芦笙表演比赛,让更多的雀鸟青年有机会学习芦笙演奏。

有一年过年,村里在外务工的兄弟们回来了,他们穿着时尚,染着红绿头发,在村里喝得烂醉如泥,到处寻事打架。开晚会时在舞台上跳着不伦不类的舞蹈,被村里的老人们扔瓶子,招来一片骂声。

我们试着让他们加入我们,一起去寻找我们的根。

在福建深圳等地打工的雀鸟年轻人很早就知道我们在家乡开展的活动,他们反而觉得我们不可思议:这一群同龄人为什么回家做这么一件无聊的事情。

我一个小学同学曾打电话和我说,“你做的到底是什么工作?怎么逼着一群大学生回家做鬼师?”春节他回来看到我们组织传统习俗的比赛,听我们说起雀鸟村几百年前的历史故事,决定参加我们的下一次活动。

2011年3月,我们一起参加了“云之南记录影像展”。看到其他民族的青年用影像记录自己的文化,他感叹道:其实我们也可以回家把自己的东西记录下来。

慢慢的,村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并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我们相信祖先有三个灵魂:一个沿着迁徙路回到他们居住的地方;一个在山上流浪等待转世;一个在后辈的身边时时保护着我们。回到故乡的酒场,我们终于能够听懂阿姨们唱的酒歌意味着什么,可以唱上两首简单的回敬她们。

张传辉(左三)和龙额侗寨公益团队

张传辉(左三)和龙额侗寨公益团队

侗族张传辉:用影像记录侗族历史

我是贵州黎平县龙额村人,侗族人。额,在侗族话里,不是额头,而是牙的意思。所以龙额,就是龙牙。

为什么我们这个村叫龙牙呢?因为这个地区整个形状就像条龙,村前小溪中间有一块大白石,上面长了竹子,我们叫它龙珠,而我们村刚好在龙牙的这个位置。

这都是前两年我听村里的老人说的,以前我都不知道这些,也不关心,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我只是一个从深山里外出打工挣钱看世界的年轻人。

我1983年生,2001年念完村里的初中,跟着父亲做过两年屠夫,一天就赚几块钱。去附近寨子杀猪时遇到了初中女同学,她刚从广东佛山打工回来,当村里的代课老师,我觉得她人好,2002年农历12月底,20岁那年,和她结了婚。过完年,我们俩一起跟着村里人去广东肇庆打工。

肇庆生产五金件,刚开始我们只是做苦力,后来给卫浴的金属配件抛光,每个月赚1500到2000块钱,房租400多,自己洗衣做饭,三到四个月往家里寄一千块钱。

2005年儿子出生了,老婆在家带孩子,我一个人工作,就买了一辆三轮车收废品。那是最困难也是最幸福的时光,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赚七八十上百块,运气不好就一分钱也没有。过了一年,撑不下去,先把小孩放回老家,再过了一年,整天想孩子,不想让他成为留守儿童,又接出来。

为了照顾孩子,2007年我又改行做快餐店,结果一年就把我几年赚的两三万块钱全赔进去了。

2009年底,有一个事情,让我想回家了。我家三兄弟,哥哥在黎平县做公务员,有一天在广东上网,看到我哥做的侗族风情网,介绍了国庆节组织的一次志愿者徙步活动,去侗乡旅游,多背一公斤书或者别的学习用品给山区的孩子,做公益。

我想家乡的孩子确实需要帮助,如果由了解当地的我们来做这件事,可能会更有针对性。于是,2010年春节我们成立了龙额侗寨公益团队,重新为孩子们制作了一批课桌椅。

上海一网友看到我们的活动,联系我们,要一对一资助归养村的侗族孩子上学。过了年我又出去打工了,那时作为熟练工我的薪水涨到了三四千,但上海助学的网友需要人去协调,所以我决定回家。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自己的孩子越来越大,他是一个侗族的孩子,却完全不会说侗话,我希望他在侗族的环境里学习一些本民族的东西。加上父母年纪大了,我就回来重操旧业了,杀猪。每个月赚一千多一点,一边杀猪一边跑学校,五年时间为助学筹集投入了五百零一万。

而且我们发现,山寨里的留守儿童缺的不只是物质,更重要的是关爱,特别是和父母的关系,而这是我们解决不了的。

2010年,也是在网上,我看到贵州乡土文化社的一些活动,2012年,文化社招聘侗族人去龙江大利做活动,我就去面试了。

我跟着老同事下村做活动,从四月到十月,参与黔东南麻江手工艺的相关项目。当年八月,胜文找我继续“重走迁徒路”,我跟着他走访了很多像龙额一样发生着城镇化巨变的少数民族村寨。如何在这个过程中保留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又能为此做些什么?我开始觉得李姐胜文他们做的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暑假,我试着带七八个村里回家的大学生走访村寨的老人,学他们唱侗族歌曲;听他们讲家族历史和萨岁的故事……

2013年1月,姨父搬家,我看到了外公的照片,向外婆打听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发现这是记录历史的一个好方法,把村寨里的老照片故事收集起来,就是一部生动的村史。于是动员当初助学公益团队的十几个小伙伴,先把他们自己家的照片贡献出来,做了一次老照片展,马上和村民拉近了距离,仿佛进行了一场集体回忆,归宿感一下子起来了。

到了五月份,弟弟传高从贵州师大毕业回来了,我们申请了一个一年期的项目,老照片只是记录过去的事,现在的事也需要记录,八月我们开始拍短片《侗布》,采用本村人的视角,和做侗布的村里人交谈并试着自己也去做。

《侗布》在朋友圈里获得了很多好评,于是又拍了《侗寨茶情》,油茶是侗族人特有的早餐食品,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作为食物,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日常的聚会。我们把油茶制作的过程记录下来,参加了广西国际影展并获了一个奖。接下来,我们还做了文化社的一些小项目,比如记录龙额家族迁徙的历史,村里的年轻人在收集祖辈的历史时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我们用录像的形式把这些记录下来,建了乡村历史影像库,可以存档,并流传下去。

《侗寨茶情》之后我们拍了第三部纪录片《全家福》和第四部《故乡》,记录一位非常喜爱唱侗歌的年轻人无奈地要去广东打工,我们跟了他一年,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些掌握了侗族传统技术如侗歌侗布酿酒的年轻人,如何能够在这个时代继续并坚持他们的热爱?

如今,我在父亲以前种橘的山岭上开了一个橘园农场。我希望农场不是一种生计,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把这个想明白以后,我在微信公众号和朋友圈发布了消息,借了四万块钱,到现在为止,我们组织了四次夏令营,邀请了广东惠州,成都广西北京等地的人来龙额深度体验侗族生活。有七天、九天的和十一天的,营业额总共两万多,除去成本一万一,还有一万七八千块钱,分到了不同的村寨里去了。

龙额的手工艺人和村里的妇女们一起参与进来,在增加收入的同时,重要的是在与外界的互动中,他们不再认为自己做的侗布、唱的侗歌只是一些没用的东西,他们的劳动被认同,被尊重,村民愿意参与其中,这也是消费的教育。最难得的是我们还获得了村里戏司的支持,带了戏班子来参与演出,戏司一般是村里上了年纪有名望的人,这样的人我们叫寨老,他们说话和蔼,并且有公信力,村里的大事都由寨老决定,每个村的寨老有二三十个,基本是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

侗族的标志之一是鼓楼,能够进得了鼓楼谈事的就是寨老,所以我们的活动接下去要争取村里的中年人甚至寨老们的支持,那样与村寨与这片土地的联系才能更为紧密。

我们办这些活动,就是要埋下一粒种子,让侗族的下一代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与可能。

文章来源:杭州日报

原文链接:http://news-hzrb.hangzhou.com.cn/system/2016/11/02/012985216.shtml

图片来源:杭州日报、贵州乡土文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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