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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聪:从华尔街到艾滋村

口述:杜聪 整理:文刀

杜聪

杜聪

走访完艾滋病家庭,连续失眠之后,我决定从艾滋遗孤入手。

我今年五十了,开始做智行基金会的时候我才三十出头。

1995年,我在法国一家瑞士银行做副总裁,银行派我回到香港,经常要到内地来洽谈投资项目,做财务顾问。我对内地一点都不陌生,十六七岁时就已经一个人走过内地很多地方。

因为我的高中老师死于艾滋病,我一直关注艾滋病,所以这次回来,每到一处都会留意这方面的问题,让我惊讶的是,很多人连“艾滋病”这三个字都没听说过!

那时,艾滋病在美国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我就很担心,内地会不会重演美国在艾滋病问题上的悲剧?

1998年,我拿着100元港币在香港开了一个银行账户,注册了香港智行基金会,开始在内地和香港做一些艾滋病预防宣传和安全套发放工作,用业余时间参加政府和联合国举办的一些艾滋病工作会议。

2001年下半年,我在北京参加一个艾滋病研讨会议,遇到来北京看病的河南两父子,经老家的医生诊断,他俩得了艾滋病。

一问他们家里的情况,就很好奇,在那么偏僻的农村,没有红灯区、也没有商业性行为,也不可能吸食毒品,怎么会有艾滋病?他俩却说“村里很多人都得了这病,很多人都死了……”听到他们说村子里的人都卖血,我才知道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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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我和大陆“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老师,第一次去了父子俩所在的河南某艾滋病村,真是“触目惊心”!

我一天跑了好几个村子,每10个成年人中就有4-6个感染了艾滋病——阴暗破陋的房屋,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年轻身体,伴随着疱疹、痔疮、腹泻及发烧……还有感染者因为绝望而自杀!

我还看到一个奶奶抱着两个孙子,小哥俩骨瘦如柴,都感染了艾滋,孩子的父母已因艾滋病去世。奶奶跟我说:“等我两个孩子都走了,我也该走了。”

后来,我还见到一个因患艾滋病死亡的人,都没有人敢进去抬他的尸体;有一个小孩在屋子里跟着死去的爸爸,饿了两天,大家都怕接近这个孩子,怕会带来噩运。

走访完艾滋病家庭,连续失眠几天之后,我决定从艾滋遗孤入手,因为他们也是所有艾滋病家庭最放心不下的身后事。

这些孩子从出生起就被异样的眼光包围,他们内心受到的创伤无法评估,我要去关心他们,帮助他们考上大学、走上正道,变成一个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我祖籍广东,曾祖父时举家搬迁到上海做生意。如果按照现在的说法,我祖父是个标准的富二代,完全可以不用工作。但我曾祖父要求很严格,坚持要让祖父去读书,他也很争气,考进了上海交通大学,一百多年前,那绝对是高级知识分子了。

我的家训是: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对后代、对孩子来说,排在第一位的事儿就是接受教育。

只要一场战争或一场天灾人祸,财产再多都会瞬间灰飞烟灭,但受过的教育和学到的技能是任何人都拿不走的,这才是孩子受益终生的财富。

当时祖父可能也没想到,这条家训的价值这么快就得到了验证。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被日军攻陷,我们一家先搬回了广州,很快广州也没守住,我们又逃难到香港。

都是一穷二白的难民,没文化基础的人就只能靠体力活谋生,甚至体力活也找不到。我祖父是大学毕业,还会英语,很快就找到了工作,在香港重建家园。

当我第一次来到河南艾滋病村,面对这么庞大的艾滋病群体,下定决心帮助艾滋孤儿读书、受教育,也是受到了家训的影响。

哪怕今天谈不成,我保持一个友好关系,下星期再来谈,直到双方互相妥协。

上个世纪60年代,我在香港出生,初中毕业后随家人移居到美国,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修到了学士和硕士学位,进入华尔街投行工作,27岁就任瑞士银行的联席董事,29岁当上了法国一家银行的副总裁……

那时公司有四架私人飞机,平常出差就可以乘坐,不管是出差去机场,还是下班回家,都有豪华专车接送。我工作第一年就在纽约买了房子。

我想很多人眼中对成功的定义,应该就是这样子吧。所以当我决定放弃工作,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智行基金会救助艾滋遗孤上,得到的都是劝阻和嘲讽。

除了妈妈苦口婆心地劝我,还有更多的人说我傻,很笨。

但也有很多做金融的朋友和同事,都尊重和支持我的选择,他们也都觉得金融圈子里的同行能有人去做这样的事,值得敬佩。

我妹妹也很支持我,对我很照顾,知道我平时比较忙,我的衣服都是她买的。

我之所以那么决绝地辞职来做这件事,除了强烈地感觉到再不出手来不及了,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现实困难。募集不到资金,前两个学期的助学金都是我拿出的个人积蓄。

不能公开受助人信息,也不能说这些人在哪里,没有资助名单、没有贫困证明、没有学费发票或收据,这些我都不能提供……筹款的难度可想而知,只能靠大家对我的信任,相当于你把钱捐给我,只是你信任我去做善事了。

为了保护那些人的隐私,我却连最基本的善款去向公开、透明都没法做。

这一段最艰难的时光,只能靠那些金融界的朋友,毫无怨言地支持。

当地政府觉得,我这样一个华侨过来帮忙,肯定是有动机的,不是来传教就是来宣传西方文化,甚至是来骗钱的。刚到河南时,飞车跟踪、礼貌驱逐、悬赏缉拿等都遇到过。只要政府得到“线报”,马上就会派工作人员出来拦截,把我们堵在村里,然后送我们到县城。有时也会跟我们礼貌地说,“艾滋病问题已经解决了,谢谢你们的好意,别再来了。”然后就送我们上车,礼送出境!

刚开始的大半年,我们几乎都是和当地政府打游击战,刚被他们撵出来,只要他们走远了,我们就想办法再回去。

有一些官员很善良,他们也想解决问题,但总觉得我们去帮不上忙还添乱。其实,除了摩擦,也有交流,还有观察,他们也在盯着分析我们做的事情。有一个县我去的前两次都被送上大巴赶出境,到了第三次他们才接受我们过去发放物资,同意在他们的监督下开展工作。

我能走到今天,得益于我在银行积累的经验:永远要懂得换位思考,永远站在客户的立场,懂得如何满足对方的要求,为了做成某件事,愿意用尽所有角度探索问题的症结所在,直到目标达成一致。

哪怕今天谈不成,我保持一个友好关系,下星期再来谈,直到双方互相妥协。

再后来跟官员打交道较多了,他们说:“杜老师啊,以前你来时,我们对你有冒犯,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人,完全无所图、不求回报地去做好事。”

2003年,内地“非典”疫情爆发,从中央到省市地方等,都有很多务实派官员上来处理流行病的问题。从这儿开始,我们在河南、安徽等地的身份终于公开获得了承认,再也不用小心翼翼、东躲西藏地开展工作了。我们在艾滋病村资助的孩子也从第一年的127个,逐年增长到数千人,到现在的近20000人。

很多孩子后来都跟我说,这次谈话让他难忘。

在创办智行基金会之前,我曾跟着香港一个公益组织来内地发放助学金。我拿着能资助50个孩子的助学金,却发现那里有70个孩子需要帮助。

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他们会在资助人面前斗穷、斗惨、斗可怜。

所以去河南艾滋病村之前,我就想好了,那些孩子已经够惨了,不用他们再通过斗穷、斗惨来获得帮助。我到第一个村子,就跟他们说,不设限额,只要符合“艾滋病孤儿”这个客观标准,我就有足够的钱保证这个村的每一个艾滋遗孤申请者受到资助。

这些原则一直沿用到现在,如果我们新开发一个项目,也绝不会提前预设名额。从那时开始,我还给自己立了个规矩:我本人必须跟每一个智行资助的孩子见一面,到每一个孩子家里去家访。

2005年开始,改为跟资助的大学生见面,现在一年有300多人。很多孩子后来都跟我说,这次谈话让他难忘。

我是跟恒生银行的创办人何先生学的,他们有一个发放奖学金的基金会,对受助人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款项,但他们最难忘的是在去哈佛前,何先生与基金会主席亲自与他们一起吃午餐。他们觉得很受重视,也倍受鼓舞,更不会辜负基金会的期望。

所以无论我有多忙,也会亲自来跟他们见面聊天,了解他们的兴趣爱好、父母情况以及艾滋病对家庭的影响,家里有无需要资助的弟弟妹妹等。

我想让他们感受到除了物质帮助以外的人文关怀和精神力量。

2007年开始,智行跟德鲁克合作开展为期6天的创业培训班,已经累计办了13届。他们想回家创业的,我们可以提供小额贷款,只要愿意读硕士、博士的,智行也愿意供读到底。

为了让那些已经走出大学校园的艾滋孤儿更好成长,我还成立了一个私董会,每年聚会三到五次。私董会就像一个CEO的综合教练,教给他们如何克服困难,帮助他们在事业、爱情、人生和家庭等方面更好地发展,有一个更快乐的人生。

既然帮了那些在学习上有天赋的孩子,对于不想读书的艾滋遗孤也不能不管,“海上青焙坊”是智行与上海慈善基金会合作的项目,专门为来自困难家庭的17岁至23岁的中国青年提供无偿法式烘焙培训。

village127法式面包坊

village127法式面包坊

2015年,我们在上海南京西路注册成立了village127法式面包坊,除了为“海上青焙坊”学员提供就业,赚取的利润三分之一做助学,三分之一支持海上青焙坊,剩下三分之一用于village127自身发展。如果有可能,我们还想把面包店开到杭州来。

在河南农村我们还有一家环保袋厂,由一个爱心企业投资建成,6年已经带来300万元的营业额。这家小厂解决了12个艾滋妇女的就业问题,在此以前她们干不了农活,也不能外出打工,这样她们会觉得比领救济金更有尊严,自己更有存在的价值。

10年前,我们最初资助的大学生,慢慢开始大学毕业了。就有人说:“现在他们已经大学毕业,你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没必要再去管他们了。”

其实这才是我们新关系的开始,以前是我们照顾他们,那他们大学毕业了,我们还得继续培养他们去帮助更多的人。社会也应让受助过的人出来,为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公益服务。第一,有这么多社会资源帮他们走出了困境、脱离了阴影,他们应该站出来以身说法帮帮其他人,这也是履行社会责任;第二,只有他们的心理足以面对这些,才算彻底成功、真正的强大。

你每天都在为别人做事情,有没有一天是属于自己的?

我救助艾滋孤儿之路是从2004年之后开始越走越宽的,这是智行最有创造力的一年,也是工作进展最大的一年,我个人却走进了精神状态的谷底。

我的一天,如果不是在农村走访,就是开会、受捐赠或演讲……在这些工作的间隙,还有面试学生、接受采访,每天早上八九点开始,一直到凌晨之后,才有一段自己的时间,然后凌晨3点左右休息……

自我离开银行、开始关注艾滋遗孤,这十几年就是这么过来的。

有一次禅修时,师傅说我:“你每天都在为别人做事情,有没有一天是属于自己的?”

我想了想,真的没有!

我还得忍受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和不习惯。因为每次走访、发放助学金和物资都要好几天,不得不住在村民家或街边小旅店里。

在河南农村,我人生第一次见识并用了蹲坑这样的厕所,特别是排大便时,我蹲在那里,就有两条狗在我后面等着,我刚拉出来,它们就会凑上来抢食,我就会觉得很别扭、也不安全,只好挪动下,它们吃完也马上跟过来再抢,我就只能再挪动……

那边很多厨房和厕所都是挨着的,苍蝇刚踩过大便马上又来踩食品,细菌、病毒很容易传播。还有像大便前后洗手,我经常会教育他们,也是现在我们的远程视频课程要解决的问题,编排了很多生理卫生课讲给他们听。

2004年上半年张国荣自杀,年底梅艳芳也走了,他俩都是智行非常好的支持者,参与了智行的很多活动。好像我也不约而同地开始徘徊在抑郁症的边缘。

那时,我带着智行来内地3年,做的身临其境的家访实在太多,有时我觉得自己就是个艾滋孤儿,他们经历的苦难就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慢慢累积了很多负能量,那时的照片我没有笑容,经常会变得很愤怒,并握紧拳头;经常在睡觉时做噩梦,半夜无缘无故地哭着醒来。

那时,还有一个写南京大屠杀的人,叫张纯如,住在美国,就是因为写南京大屠杀时代入感太强了,诱发抑郁症后自杀了。

我也开始探索宗教、怀疑人生,我也跟自己说决不能跟他那样,不能“能医不自医”。

有时我也会觉得人生很乏味,就像一场牌局,已经知道胜负,或者最多就知道哪几种结局,可预见已经没惊喜了……回头再想,既然人生已经没有个人的意义,为什么我还要充满热情地活下去?

幸运的是,能在有意识时用天然的方式来处理抑郁症,从来没有服用过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就是靠自己一点点敏感的意识,慢慢走出阴影。

因为我把生存的意义已从个人变成为其他人服务,帮助很多人、改变很多人,从个人到社会的责任,带动很多人成长。

我至今没有结婚,就当那近20000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

14年来,智行基金会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河南、安徽、云南、广西等地设了13个办公室,帮助的艾滋遗孤已近两万名,他们很多人先后迈进大学校门,现已成为各个岗位上有用的人才。

我们陆续推出了很多项目,从最早资助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2005年又开始资助大学生、研究生。

我们有艾滋孤儿的夏令营,和各种通过艺术手法帮他们疗伤的培训班,智行不仅把这些孩子送进了高中、大学,针对那些无法接受正规教育的,还帮助他们完成了从职业技能培训到就业的一条龙计划。

不久前,我们的“海上青焙坊”培养的三名毕业生及面包师傅代表中国队,第一次闯入法式面包世界杯总决赛,打赢了日本、美国、加拿大、俄罗斯等面包强国,获得第四名。

我至今没有结婚,就当那近20000个孩子都是我的孩子;我没有一个亲生、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却又有很多胜似亲生的孩子;我没当过父亲,却又把这么多子女培养成才。

比我困难很多的我们的服务对象,都可以活得很有尊严、很快乐,拥有很少的东西,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这十几年,同时我也遇到过很多非常非常有钱的人,他们却不一定很快乐。所以,要想过一个快乐的人生,不一定要非常多的物质。

我每年有四五十场演讲,过去十几年可能讲了600多场,现场听众超过30万人,一方面是想培养我们的年轻人要有社会责任心,不能只为自己而活,要用自己的专长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还有就是推行公益生活化,未来的公益事业,不应该靠人家单纯地捐钱,也希望公益能融入大家的生活。你让每个人捐20元钱给智行,可能比较难,如果让他每天来智行的慈善咖啡店或社会企业village127买杯咖啡或买个面包,就很容易。

我现在的愿望,就是希望在智行成立20周年时,除了研发更多的公益项目,就是到农村跟我们救助的艾滋孤儿去种树、浇水……

文章来源:杭州日报

原文链接:http://hzdaily.hangzhou.com.cn/hzrb/html/2016-03/30/content_2228337.htm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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