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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乡建,城市人回归自我的渴望

作者:钱梦妮

地扪村远景

地扪村远景

从贵阳机场出来,坐一个多小时的动车到从江,再驱车两个多小时继续往东。坑坑洼洼还未修好的山路与整洁的柏油路交替出现,手机信号也时有时无,路旁的稻田逐渐密集了起来,车子在经过了几片灰瓦木钩吊脚楼和水泥房子混合的村落之后,最终抵达茅贡镇。

这个位于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下属黎平县的镇子,临近湖南、广西交界处,在这样一个偏远宁静之地,近日刚新建开幕一座由废旧粮库改造而成的艺术中心。附近村民来看,说是“开了洋荤”。

原本破旧不堪的粮库被场域建筑的设计师们改造一新,木头回廊和石子空地围绕出宽阔的活动空间,一层挑高的库房成为天然的展厅,里面作为开幕展的重头戏端正陈列着摄影师李玉祥“1980年代的侗族乡土建筑”摄影作品。两旁附属小楼则分别展示“百里侗寨风物志”,以及整个茅贡计划参加2016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内容。

每个展厅门前都挂着小木牌,上面为艺术家刘庆元的木刻作品。张着嘴巴的鱼旁写着“吃饭”二字,标识着食堂所在,割稻人意味着“办公室”,捧书阅读青年指示的自然是阅览室。

开幕当天少不了侗族大歌登场。作为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这群穿着绣花染布服装、佩戴全套银制首饰的年轻男女去过美国华盛顿进行交流演出,获得奥巴马总统夫人的赞誉。他们就站在粮库中间的空地演唱,没有聚光灯、也没有话筒和音响,大家用手机拍出照片都黑乎乎的一团,周围村民聊天、儿童跑闹声音常常盖过报幕的声音。但是这却比任何一台乡村演出都要更为动人。

“很多村民在看展览的时候都非常专注,这时候他们与艺术作品之间很近,又很远——近是因为展览的内容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文化,但又觉得很远。这个场景多么可爱。”地扪侗族生态博物馆馆长任和昕是这一切背后的功臣,他与出版人、策展人左靖在2015年结识之前,已经在家乡做了十余年的文化保护与发展工作。左靖的到来为黔东南山村稻田增添了文艺创意层面的亮色。

在计划中,建在茅贡镇上的粮仓艺术中心其实是为了保护更低一级行政区划的乡村,隔离开旅游和商业浪潮最激进的那部分。

“乡愁是谁的乡愁呢?”任和昕在分享会上的发言说道,“肯定不是村民的乡愁,他们的乡愁是去城市,而是城市人的乡愁。”这样的动机往往会导致风景如画的乡村想要开发旅游产业去迎合城里人的想象。

通常的做法就是修路、拆房子、建新的寨门和更多风雨桥,然后搞表演、办节日,再做民宿、饭店以及系列旅游纪念品。往往这样做的结果是原有的风光不再,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被混乱竞争的商业氛围所取代。

从茅贡镇驾车经过重重陡坡和急转弯翻过一座山,就来到了地扪村。如果人们提到“乡村”二字,脑海中浮现出最经典的场景,可能就是这里的样子:山谷河水、屋舍俨然,四周是大片大片等待收割的水稻田。享受暑假最后时光的小孩子在村里公共区域奔跑,鼓楼火塘四周的一地瓜子壳暗示了前夜这里的聚会。

茅贡下属15个行政村,有10个都是“中国传统村落”,延伸到周边黔东南州”百里侗寨“几乎遍地都是宝贵的传统生态。为了不让与农耕文化相抵触的商业过度地侵蚀,他们尝试抢先一步,在旅游大潮来临之前先在镇子上修建集散地和游客中转站。艺术家和创意阶层可以驻留在粮站艺术中心,游客们可以以此为探索乡村的起点与终点,纪念品、餐饮业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生机。

”一方面,外来资源在此集中和生发,同时当地资源不再流失或外溢。最终使乡镇成为物质、文化生产消费的目的地。另一方面,可以严格控制不良资本进村,保护好村寨的自然生态和社区文脉,以及乡土文化的承袭与言传。“左靖在今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参展说明文字里这样写道。

但对于建筑师、艺术家们所做的新尝试,任和昕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依然表达出对其实际影响力的谨慎态度。

设计师以木头回廊和石子空地围绕出宽阔的活动空间

设计师以木头回廊和石子空地围绕出宽阔的活动空间

挑高的库房成为天然的展厅

挑高的库房成为天然的展厅

展览现场

展览现场

被夸大的文艺作用

“媒体过分放大了文艺乡建的力量,其实我们只能做很少的事情。”左靖对第一财经说。

过去几年,左靖都在安徽皖南地区积极尝试利用艺术家、设计师以及学者的力量去激活乡村文化,但最后的影响力甚微。反倒是在媒体传播之下成为知名案例,惹得业内人士众人皆知。

任和昕的实践则相反,从2005年建立生态博物馆至今十年,曾经媒体人出身的他刻意避免了宣传,也绝口不提理想与情怀。他引入上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法国的“生态博物馆”,类似文化保护区的概念,将整个村落全部有组织地保护起来、同时注重对村落历史的梳理以及未来的发展。

“其实发展是必然的,并不能真正保护什么东西,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记录它。有可能这里十年、二十年后良田变成了摩天大楼,无所谓,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谁也无法阻挡这种脚步——但我们至少可以记录下来村子是怎么变化的。”他说,“看过去一百年是怎么过来的,未来一百年要怎么过去。”

除了记录,还需要重新梳理历史。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很多时候乡村会为了迎合外来者的喜好而编造故事。

在随便某个介绍地扪基本资料的段落里,都能轻易找到“千三侗寨”这个词,意思是在几百年前这里定居的祖先在族人发展到一千三百户时便主动分出几支去附近山头种田居住。可事实上,这种村落演变并不是主动选择,而更可能是出于很实际的原因,为了离自己家的田地更近。

“在古代的生产条件下,要出于环保意识而主动搬迁到几公里之外的荒山野岭,用常识想想就知道不可能。而农耕文化里最重要的一条‘逐田而居’才是更符合现实逻辑的原因。”他说,“城里的游客来到乡村会变得很矫情,农民随便哄你,要听故事就讲个故事给你。”

迎合传播而编造历史本身就说明了对自己文化的不自信。这样以讹传讹,最后假话也会变成大家公认的事实。

位于地扪村边缘的博物馆平日不对游客和陌生到访者开放,限量提供住宿与餐饮服务,接待对象包括来自各地的青年志愿者、国内外大学前来调研的学者、政府层面的文化研究人员以及每年定期的银行VIP客户专享旅行。博物馆起初是由香港明德创意集团资助创建,运作至今已经设定了良好的自我运营机制,确保这个机构可以持续工作。

在注重梳理历史和保护现有文化的基础上,他们还让农民种植有机稻米,由中国西部文化生态工作室与明德集团联合在收获时以保护价收购。这些稻米和茶叶、茶油等地扪有机农产品都逐渐进入香港、台湾等地的家庭得以使用。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同时又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寄生于春播秋收劳作节奏之上的乡村文化得到了很好的保育。

在这一切的基础之上,任和昕需要借助文艺的力量来回应政府以及村民的诉求。“旅游是无法阻挡的潮流,也没有必要去阻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预见性,想想我们是要旅游背景下的文化,还是文化背景下的旅游。显然我们要的是后者。“他说。于是,任和昕邀请左靖来组织策划茅贡的艺术中心空间改造以及展览。

村民看到自己创造的文化历史被这样系统性地展示出来,能够更加自信,镇政府也能看到“文化创意小镇”在未来的旅游宣传价值。这里面最切实的影响是茅贡镇的中学生,因为周遭村子都只有小学,到了初中所有九百多名中学生都会来镇上读书。

“在北京左靖带着我去798艺术区看展览,我就无法欣赏,感觉到很困,一个大房子里面挂几幅画,几个人站在那里神神秘秘的。因为从来没有接受过这样的教育。”任和昕说,“如果现在从茅贡开始做这些事情,他们在三年成长的过程中充分浸淫在这种氛围里,长大之后也许就不会像我这样。现在的问题是,文化的创造者不懂文化,而懂文化的却不是创造文化的人。”

艺术家刘庆元的木刻作品成为展厅门前的小木牌

艺术家刘庆元的木刻作品成为展厅门前的小木牌

不是乡村建设,而是自我回归

虽然任和昕在地扪待了十年,但他拒绝把自己的工作称为“乡村建设”。因为这个词语背后透露出居高临下的态度。“我们过分夸大旅游、艺术、传播或者某个人的作用都不合适。真正重要的是贯穿这种精神:对乡村文化的敬畏与尊重。”他说。

从小就在贵州黎平县长大的他,曾经在广州《南方都市报》做过多年财经记者,后来转行去香港做企业,偶然一次带着美国音乐家回乡采风,突然被侗族大歌勾起童年回忆。经过郑重思考,任和昕决定返乡投身于保护传统文化事业。

“我从乡下去广州,本来以为大城市就是终点,结果一不小心‘误入歧途’回到起点,变成了乡绅。”但他否认自己有家乡情结、文化使命感,只是以政府顾问、专家和博物馆馆长的身份在面对这样庞大而复杂的乡村课题。“如何保存下乡村生活里好的东西,同时又跟得上时代步伐,使其精神成为全社会的财富。”

也正是带着这种冷静旁观的视角,任和昕同时能够把握住许多问题的两面,既不希望看到乡村变为城市旅游者的游乐场、也不要变为艺术家和建筑设计师们随意发挥的道场。旅游发展和创意阶层改造都需要在尊重乡村本地文化的大前提之下才能发挥作用。

“中国人经历这么多灾难还能保留根基,最大的原因就是广大乡村作为避难所。而最有价值的乡村精神是‘有节制’,每个人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件事情:生殖繁衍、建房子成家立业,然后打一口棺材。”他说。

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农民都会有更大的焦虑,但是在天然自给自足环境中形成某种幸福感和安全感,这是外人看不到、农民自己也意识不到的。比如每年到四月播种和十月收割的农忙季节,不管在外地打工每天挣多少钱,大部分青壮年都会回来把稻苗种好、把稻米收进禾仓;再比如村里有人乔迁、婚丧大事,回乡路费都要比随礼金额高出几倍,但还是依然会回家,熟人社会里的依存关系有其繁琐的一面,但也为每个个体提供了安全保障。

前来参加粮库艺术中心的嘉宾们纷纷拜倒在旷野良田、山林泉水的景色里,被眼前与城市截然相反的生活状态打动。但对于经历过“矫情——反思——平常心”这个心路历程的任和昕来说,人们对乡村的想象与向往本质上其实是对回归自我的渴望。

“其实看到乡村之后更多需要反思我们自己对物质、名利的态度。在城市的繁忙旋涡里被绑架,有些人有意识逃脱出来,有些人只能不停地奔忙。乡村的人可以回来,你是回不去的。” 任和昕说。“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所以乡村建设这个词本身就是错的。”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原文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5083955.html

摄影:朱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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