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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拎不清叫“有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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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是滞后于实践的。就像某个研究长江淡水鱼的朋友告诉我的,“如果养殖都赚钱,教授自己就先做了!”这句话或许刺耳,却代表了中国当今学术圈的一个现状。如果理论不能给实践带来指导,受伤的就是一波又一波被理论绑架了的人。

7月,我在清华参加了一个主题为“消费合作网络与生态农业发展”的研讨会,认真做了笔记,本来打算写一篇正式的报道给没有来到会场的朋友,但张丽花老师发言时的轻言细语却久久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是什么力量使她如此坚定又平和地走到了今天呢?”于是,我果断放弃了那些已经被广泛提及却又始终找不到答案的讨论,只想平实地分享几点令我印象深刻的嘉宾发言和自己近来的一些思考。(点击“阅读原文”查看有机会专访张丽花的故事

农夫市集的困惑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以下简称“农夫市集”)是全国的一个标杆,市集、有机、CSA、小农、PGS、生态……所有我们已知的与生态农业和食物体系相关的前沿词汇,都能够与这个组织挂上钩。在2016年,农夫市集在北京上地五彩城开了第二家实体店,工作人员扩充至了30人。在天乐姐看来,市集不仅要确保农人的收入,也要照顾同事的利益,他们希望同事的生活越来越好,但男孩子却越来越少了。农夫市集的核心是市集,但两个实体店的出现有意无意都在挤占市集的空间,顺应时代的消费习惯而出现的网店让他们在实际运营中纠结万分:一方面,农夫市集希望给顾客尽可能提供方便;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人们只在网上购物再也不来市集,彼此距离疏远了。

正如市集的工作人员晓云生所讲,他们面临三个困扰:一是机构需要专业人员,但工资又不足以支持团队的专业化建设(工资低、福利少、留不住人)。二是定价复杂,诸如集室(市集在三元桥的一个实体店,他们称为“社区中心”)标价定有室友价和零售价,室友价与市集上农友的售价一致,而零售价平均贵3元以上,按晓云生的说法,是希望大家尽可能去市集上购买东西而不要去实体店,但事实是,实体店才是他们赚钱的大头(毛利润在15%~30%),市集除了收摊位费(他们称为“赶集金”)之外,农友在市集上的交易额与组织方是没有关系的。第三点,就是网店包邮不包邮的问题。开通网店虽然方便了顾客,却与农夫市集的理念相悖,这在市集管理团队内部也未达成共识。因此,我们如今看到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是一个矛盾的多面体。

市集的组织架构似乎也脱离了消费者组织的范畴,管理团队基本固化,没有理事会成员选举,也没有消费者代表或农友代表介入决策层。不仅是农夫市集,几乎所有的消费团体最终都成为了某些人“说了算”的组织,在常年累月的实践中,“这几位”(有些团体常常只有一个人)因为掌握了更多的专业知识、接触了更多的生产者、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所以获得了团队更多的信任,最终被予以重任。无论团体大小,组织者既拥有挑选产品、决定团体未来走向的权力,也担负着相应的风险与责任。信任的极限是不信任,当一个组织由几个人去统管而没有透明的管理机制时,人性恶的一面就会冒出来(组织者不冒出来,被组织的人也会诸多怀疑)。到最后,组织者的精力大多放在内外事务的周旋上,投入在选择产品上的精力就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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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作的后遗症

基于上述的原因,有人提出社区组织之间应加强合作。至少在当下,社区组织之间的隔阂依然较深,产品同质化严重,沟通不畅,较为明显的反映是售价不统一,一款产品的差价有时高达十几二十元。有些组织,比如由家庭情况较好的主妇打理的团购群,因自身没有挣钱的需要,也不以此为生,往往他们的团购价几乎可以等同于成本价,连邮费都砍掉了。

在圈子里,西瓜动辄60元一斤,大白菜一棵要60多元,定价的随意和混乱让消费者心里不踏实。即使如我这般已经接触有机行业四年了的人,还是对许多商品的定价表示不解。稍早前,有一家农场打算降价销售,却遭来同行的排斥,价格不上不下似乎已成定势。但是,农场是自己的,生产成本也是自己核算,对未来的规划各不相同,产品品质好坏有别,为什么价格上没有体现呢?直至今日,有机产品的定价机制是怎么一回事,笔者也搞不清楚。消费团体真正发挥作用的一点就是议价,但较少有人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为消费者争取实惠。(以后将专门写篇文章探讨有机农场产品定价问题)

消费者组织的可持续性

纵观妈妈团等的出现,无论是网络社群还是社区店,一开始都是几个人商量着做的。随着事情的深入,就有正规化运营的需要,于是才组建了团队,不久之后,几个创始妈妈出现了分歧,有的向往商业运营、追求利润,有的却坚持公益之举、不拿工资,到最后,便有一个人“脱颖而出”,承担起所有的工作,这个社群就转变成了“她”创业的公司。妈妈们普遍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既无从商的经验,也无持续经营的资源。由于只有一个人负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有多少人把自己的人生投入到某件事上?”这是丽花姐的疑问。

净土合作社薛遇芳老师挑选产品谨遵“十一条”,熟悉她的朋友就知道,其对产品的追求达到了极致。作为后起的消费团体,薛老师明确表态“不伤害现有机构的利益”,通过他们销售的产品,如果是市场采购的,定价与市集和社区店一样;如果是独立开发的,定价就会低一点。净土合作社的五个运营者都表示在可预见的未来“不拿工资”,考虑团体的持续发展,他们还是对盈利有期许,这样,才有多余的资金帮助农民、检测产品等。薛老师希望净土合作社未来发展成为中国的“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但是,仅仅依靠市场化运作和个人闲散资金的投入,是否能长期稳定的运营下去,也得打上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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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不清晰,谈钱伤感情

在现场讨论时,众多实践者表示,一提钱,事就做不成。一开始,大家以公益之心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一派和乐,人人都愿意付出;但一旦成立公司,开始组织化运营之后,股东的意见(出了钱的人)纷至沓来,推动一件事的落实就十分消耗精力。大家还未习惯尊重制度、尊重他人、尊重合约和结果,即使在农村搞合作社,也经常是到了最后,又变回了“一言堂”,合作社社长代表了全村人的利益,却只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在中国众多的合作组织中都能观察到了这一现象。

另外,消费团体组织者操了太多的心。女人是易动情的(我也是女人啊),普遍具有极强的同情心。当我们买一个产品的时候,这个产品就被赋予了情感;投入得越多,情感寄托得越多,引发的共情也越多,最终,反而与生产者坐上了同一条船。但事实上,作为一个消费者组织,最基本的不应该是为消费者负责吗?但是从大家的讨论中,却把照顾农场的利益放在了首位,消费反而退而求其次。

还有一个令人尴尬的地方是与会者大多将“消费者”的身份与自身隔离。在开会时,主持人甚至提问道:“现场有哪些是真正的消费者?”,然后有三个女人举起了手。她们其中有一人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粉丝,其余两个是被她拉来学习的。她们有计划在社区开一个像集室一样的小店,但筹备之初就打了退堂鼓。

主持人的意思可能是不懂有机或生态的消费者?但我就比较郁闷了,难道消费者还有区别吗?以前,有人问“有机会是做什么的?”,我会傲娇地表示:“消费者教育”,但现在已经不这么说了。一个人只要消费,他就有权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挑选产品,消费是不需要“被教育”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分享。分享消费的价值、理念、喜悦(远比说教有意思);找到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大家快快乐乐地消费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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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建议

既然提到了分享,就写几点我给消费者(团体)的建议,抛砖引玉,欢迎指正和补充(留言告诉我噢!):

一,回归消费本心。每个消费者或团体有各自不同的理念,没必要追求“至高至上”,根据消费能力、需求,选择生产者或平台商就好。

二,尊重小农的知识和经验。不要消耗过多精力在拜访、检测等环节上,在充分考察和建立合作关系之后,信任农场的养殖、种植方式和农场的报告。一个农场与不同的单位合作,定时出具一份检测报告相对来说性价比更高。由单个消费团体抽检的话,除非这个团体做得已经比较大了,能够负担一个农场大部分的销量,不然,就有劳民伤财之嫌。(检测费由消费团体出的话,也会影响与农场的关系。在合作之初就应谈好操作细则。)

三,在不能确保小农产品是否靠谱的前提下,选择与靠谱的平台商合作,也是一条出路。平台商与平台商之间可以合作,对应的,消费团体之间也可以合作。

四,消费团体之间,信息共享、产品共享。(这点不做深入探讨了,其实各个团体的leaders建一个群就好了,但现阶段好像操作起来不容易。大家总说“照顾农场利益,与农场一起成长”,但真正持开放态度的,还是偏少。虽然农场有它的问题,但消费团体之间的不透明、不开放,也是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有机市场还远远没有被打开,市场只会越来越大。现在还没到“分蛋糕“的时候,谁的心态越开放,未来的前景越光明。“为他人想得越多,成长得越快。”这是丽花姐在会上说的,借来用一用。

文章来源:有机会

图片来源:有机会、Pixabay

草西
草西,有机会主编;长期关注有机生活实践者的故事,报道小而美的人事物;热衷志愿服务和生命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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