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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胜之:谷帛实天下之命

作者:大众日报记者 卢昱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农学家与史学家相比,数量寥若晨星。正因其人少,其成就也就愈显得珍贵。

其中,山东人氾(fán)胜之便是佼佼者,这位西汉末年的农学家以现存最早的一部农学专著《氾胜之书》而为后世铭记。《氾胜之书》总结了我国古代黄河流域劳动人民的农业生产经验,记述了耕作原则和作物栽培技术,对促进我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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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水之子,“教田三辅”

史载,氾胜之,西汉氾水人也。史学界认定氾水治所在今山东曹县北。氾水是秦汉时的一支小河,久湮。经考,它是济水在济阳段分出来的一个支流,经今山东曹县西境庄寨镇、韩集镇及北境申楼乡、青岗集乡,流入定陶,与菏水合而为一。

郦道元在《水经·济水注》中记载道:“氾水西分济渎,东北经济阴郡南”,“氾水又东,合于菏水”。旧《曹县志》载“氾水在县北四十里”。南北朝时,济阴郡治所在今曹县申楼乡范(氾)庄寨行政村北。氾胜之的少年时代应在此区域活动。

氾胜之的祖先本姓凡,周桓王卿士凡伯之后,居河南辉县。战国后期,为避秦乱迁于氾水,故改姓氾。关于他的生卒年,仅知主要活动于公元前一世纪后半叶。其活动轨迹亦语焉不详,仅据《汉书·艺文志》等书记述,知其于成帝时为议郎,知农事,曾在三辅地区(今陕西关中平原)指导农业生产,并使该地区获得丰收,一些喜欢农业生产的人主动向他请教。

氾胜之入长安以前,在老家熟知农事。他把黄河下游一带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播到黄河中上游地区,为促进华夏民族农业生产水平的全面提高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河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开始较早。公元前十六世纪,奴隶出身的伊尹,辅佐商部落首领成汤,消灭了暴虐无道的夏桀,于亳建立统一的商王朝。那时,这里的农民不仅会种植五谷,而且知道打井抗旱。“汤旱,伊尹教民田头凿井,并以灌田,今之桔槔是也”。

商周时期,亳都一带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居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领先地位。根据古文献记载和安阳殷墟出土的有关甲骨卜辞,商时人们已经懂得不少水利、灌溉方面的知识。甲骨文有“汫”字,像是钻井灌溉的情况。《论语·泰伯》载“禹尽力乎沟洫”。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记载商之先人契、冥帮助夏禹治水有功。《禹贡》更是专讲水利的。商人不仅懂得治水、灌溉,而且知道施肥。

公元前一世纪,氾胜之受命在关中平原指导农业生产,遂把自己家乡——旧亳都一带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传播到了关中。

在西汉初年,关中地区少有种麦的习俗。《汉书·食货志》记载董仲舒上书说:“今关中俗不好种麦。”到武帝时,小麦在关中的种植得到推广,武帝曾下诏“使关中民益种宿麦”。后来经氾胜之“教田三辅”,积极推广冬小麦的栽培技术。小麦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以至《氾胜之书》称“凡田有六道,麦为首种”。《晋书·食货志》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汉谴轻车使者氾胜之督三辅种麦,而关中遂穰。”

“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

在关中地区,民间仍流传着氾胜之种瓠子的传说。瓠子是当时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但它既不耐旱又不耐涝,产量一直不高。氾胜之听说有位农民是种瓠子的行家里手,就登门拜访,同这位农民交上了朋友。他仔细观察这位农民的种瓠过程,又反复做种植试验,摸索出了瓠子的新种法。

氾胜之把多粒瓠子种种在一起,等种子发芽,茎长到一定长度后,把多条茎用绳子缠绕在一起并用泥封住。几天以后,多条茎牢牢地长在一起。他把其中最茁壮的茎留下,其余的掐掉。这样,多条根从土壤里吸收水分和养料,仅供一条茎生长,茎上结出的瓠子就特别大。收获季节到了,农民按氾胜之教的方法种出大瓠子,高兴极了。

在零星的史料记载中,氾胜之曾表彰一名佚名的卫尉:“卫尉前上蚕法,今上农法。民事人所忽略,卫尉懃之,忠国爱民之至。”可见他把推广先进农业科技,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到“忠国爱民”的高度。

氾胜之总结前人经验,加之自己三辅教田的实践,写成《氾胜之书》,分十八篇。这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农业科学专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科学著作。不仅在当时对农业生产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也对以后的农业生产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氾胜之书》18篇在汉代影响较大,东汉郑玄注经时反复引用其内容。该书不仅提出耕作的总原理和具体耕作技术,还列举了十几种作物的栽培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农学作物栽培总论和各论的基础,其写作体例也成了中国传统综合性农书的重要范本。从《齐民要术》到《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再到《农政全书》《授时通考》莫不如此。唐贾公彦《周礼疏》也说:“汉时农书有数家,氾胜为上。”

在实践和书籍中,氾胜之都贯彻“谷帛实天下之命”的思想。他说:“神农之教,虽有石城汤池、带甲百万,而毫无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实天下之命也。”他认为粮食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这种主张备荒的思想为后世所称道。

备荒思想的源头可追溯至远古时期,人们栽培农作物在解决温饱的同时,还想利用粮食的耐贮性解决冬季饥荒问题。战国初期李悝提出耕种“必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主张,孟子也把“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作为政治理想和富民目标。

氾胜之在此基础上形成明确的备荒思想,还设计了具体备荒方案,把防备灾荒作为农户家庭管理的基本方针。氾胜之将大豆列为备荒作物,要求农户家庭根据人口多少确定大豆种植面积,每人以五亩为宜。他还认为稗草能忍受大水和干旱,是容易生长的作物,也可用于备荒。

在古代,水旱灾害是导致农业歉收、农民破产的主要原因之一,氾胜之提出的以大豆和稗草作为备荒作物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农业生产。《氾胜之书》总结了两千多年前我国关中地区和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生产经验,提出了“趣时”“和土”“务粪”“务泽”“早锄”“早获”夺取农业丰收的六项耕作总原则,将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传统农业技术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并为魏晋以后农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农业丰收12字诀

要想农业丰收,氾胜之将不同步骤一一拆解,并给出自己的建议。对于农时的选择,他认为要适时,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早种则虫而有节,晚种则穗小而少实”。冬麦播种太早易受虫害,小麦会因气温较高拔节,御寒能力下降;播种太晚则小麦在入冬前生长不足易受冻害,造成穗小粒少导致减产。

时机选定后,“和土”成了农业生产的核心,即利用耕、锄、平摩、蔺践等方法,消除土块,使“强土而弱之”“弱土而强之”,以保持土壤松软细密。初春地气开始通顺,适宜犁耕坚硬的黑垆土,翻耕后把土块磨碎。这样反复之后,坚硬的黑垆土变得疏松柔。杏花盛开时节,则适宜耕种轻土和弱土,翻耕后用重物镇压或让牲畜践踏,这样过于疏松的轻土和弱土就变得结实了。

土地的能量有限,还要“务粪”,通过施加肥料提高土地产量。《氾胜之书》记载了基肥、种肥和追肥三种施肥方法。种肥和基肥施行于作物播种时或之前,而追肥是作物在生长过程中,以保持肥力供应。追肥一般用比较速效的蚕矢或腐熟的人粪尿。当时,人们已懂得新鲜粪便须沤制腐熟才适宜施用。“熟粪”名称的最早出处即是此书。

水是农业的命脉。氾胜之更近一步,提出“务泽”,不仅要保证有水,还要注意灌溉次数和用水量。他在《氾胜之书》中提及两种灌溉方法:水温调节法和地下灌溉法。

灌溉可以起到调节水温的作用,如种稻“始种稻欲湿,湿者缺其塍,令水道相直;夏至后太热,令水道错”。即在水稻生长初期,将稻田出水口和进水口安排在田地的同一侧,使水在稻田的一边直线穿过。这样整块田地的水流动不大,从而保持原有水温。

夏至后天气炎热,水温过高不利于水稻生长发育,这时可将出水口和进水口错开,使水流斜穿过田面,从而降低了稻田的温度。另外,氾胜之还提出,利用温度较低的井水灌溉时,可以先将抽出的井水放在太阳下暴晒提温,避免水温较低影响作物生长。

地下灌溉法主要用于种瓜,方法是将一口容积为三斗的瓦瓮埋在四棵瓜秧中间,瓮口与地面平行,瓮中盛满水,然后用瓦盖住瓮口,水减少了再增加,以保持瓮中水满。这种方法通过瓮的渗透作用,可使作物得到均匀的水分供给,减少地面蒸发,提高水的利用率,因此地下灌溉法特别适用于干旱的北方。

夏天800里秦川郁郁葱葱,庄稼正在茁壮成长,而氾胜之则鼓励百姓要下地“早锄”。农士惰勤,其功力相差十倍,若勤“早锄”,则可间苗、防冻、保墒、增产。以小麦为例,麦苗黄色则说明间距过密,应把麦苗锄稀一些。秋锄后,要用耙耧把土壅在麦根上,以保温防冻。麦苗返青时要锄草一次,榆树结荚时还要锄一次。这样小麦经过三四次中耕除草,会增加产量。

一年到头闲不下的农人,在伺候大半年之后,迎来收获。氾胜之提醒农民要“早获”。他指出大豆要在“荚黑而茎苍”时收获,要等到豆粒掉落时,就会遭受损失;谷子要在“芒张叶黄”时毫不犹豫地抢收;苴麻(雌株大麻)和瓠在初霜时就要收获,而枲(雄株大麻)则在穗上花粉放散如灰末时拔起。

“区田法”高产之谜

氾胜之深知种子“母强子良,母弱子病”。在选种方面,他第一次提出麦子、谷子的穗选保纯法。对怎样保藏好种子,如何防潮、防热、防虫都记载得很具体。在种子处理上,其“溲种法”一节,介绍将种子粘上一层有效肥料,用中药浸汁搅拌,消毒灭虫,借以提高发芽率,增强幼苗抵抗病虫害的能力。这些都突显出当时农业技术的进步。

作物病虫害是与种植业相始终,当时人们就十分重视。其防治的方法有:一是人工防治,《氾胜之书》“收种篇”载“无令有白鱼,有辄扬治之”。平帝元始二年郡国大旱,“谴使者捕蝗,民捕蝗诣吏,以石斗受钱”。

为了防止霜冻,氾胜之介绍了一种方法:两人将一根长索相对拉着,来回摇荡,防止霜露落在作物上。“天有霜若白露下,以平明时,令两人持长索相对,各持一端,以概禾中,去霜露,日出乃止。如此,禾稼五谷不伤矣。”

氾胜之还强调掌握农时,利用自然规律。在冬季,利用积雪防治害虫,“冬雨雪止,辄以物蔺之,掩地雪,勿使从风飞去,后雪,复蔺之,则立春保泽,冻虫死,来年宜稼”。防治方法的多样性,反映了西汉关中地区的人们在防治病、虫、害方面已经具有较高的水平。

此外,书中还有关于嫁接法、桑苗截干法、复种、轮作、混作以及如何夺取葫芦高产等记述。

西汉末年,豪强大族蚕食无厌,大量流民入关。为解决吃饭问题,氾胜之总结出一种新的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方法——“区田法”。他将区田法划分为宽幅区和小方形区种法两类。这样,可因地制宜采取不同区种法,具有很强适应性。区田法最大的特点是集中使用人力、物力,在小面积土地上进行精耕细作,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的潜力,以达到增产的目的。

氾胜之在书中说,上田“一亩常收百斛”,中田“收粟五十一石”,下田“收二十八石”。农业史研究者吴慧曾对此进行推算,“亩收百斛”折算成市斤,粟为3904市斤,麦为4193市斤。如此之高的亩产,以现在的农业科技也难以达到,更何况在两千年前的西汉,所以至今成谜。
东汉、金、元等朝,政府曾用行政命令手段,在一些地区推行过“区田法”,历代好农者亦多有小面积试种的,但都没有达到氾氏所记那样高的产量。后魏西兖州刺史刘仁之于宅田七分之地,“试为区田,收粟三十六石”,达到了氾氏所记中田的水平。

氾胜之晚年,正值王莽乱政,中原不宁,唯河西走廊富庶平安,一些大族纷纷避乱西迁。氾胜之的儿子氾辑,当时官至敦煌太守。氾胜之即随儿子定居敦煌。以后繁衍生息,氾氏遂成为敦煌一大望族。

文章来源:大众日报

原文链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60803/Articel11002MT.htm

图片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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