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亲子乐活 > 社区营造 | 教授李强和他的“清河实验”

社区营造 | 教授李强和他的“清河实验”

作者:董鲁皖龙

李强(右二)在清河毛纺南社区做问卷调研。资料图片

李强(右二)在清河毛纺南社区做问卷调研。资料图片

议事委员们在阳光社区联席会上表决。

议事委员们在阳光社区联席会上表决。 

阳光社区阳光学堂摄影班学员们春节写福。

阳光社区阳光学堂摄影班学员们春节写福。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面对社会真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

“小院不大五道口,院内道路院外走。院内放着院外车,院内跑着院外狗。院外用厕院内建,院外垃圾院内丢。”在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阳光南里社区,长期流传着这样一首顺口溜。

社区是中国社会的细胞。社区兴,则社会有活力。这一次,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李强带着他的团队,以清河为实验对象,开展了一场“专家参与社区治理模式”的探索。

“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一定要有问题意识,要面对社会真问题,从理论到实践,再从实践到理论。”李强说。

“一些方案高大上,但居民说不实用”

2016年4月24日,阳光南里社区地下活动中心不到30平米的空间里,聚集了30个家庭70多名成员,有老人,有孩子,也有年轻的夫妇。

这一次,他们不是来玩亲子游戏,也不是来学书法、跳广场舞,他们是来做建筑设计的。在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刘佳燕团队的带领下,发挥想象,设计自己心中的“三角地”。

“三角地”是阳光南里社区入口处的一个三角形小花园,两侧为进出车道,小花园也就成了隔离带。由于常年无人养护,居民常常在这里遛狗,到处埋伏着‘地雷’,几乎无处下脚。”刘佳燕这样形容“三角地”遍地狗屎和垃圾的现状。

社区楼房密度大、人口多,车来车往,老人们无处可去,只好沿着路牙子溜达,危险频发。“能不能有个地方让我们停下来歇歇脚”“能不能有个地方让我们坐在一起唠唠嗑”成了居民的强烈诉求。

“国外的公园更多的是公共活动空间,是人们交流、交往的空间,而国内公园大多是为了增加绿化率,很少考虑人的需要。”刘佳燕认为,应该通过社区空间改造,让居民重新认识社区,认识家园。

谈小燕是李强的博士后,在清河街道办挂职主任助理,是“清河实验”的总协调人和具体执行者。以“三角地”改造为载体,谈小燕带着团队对居民进行访谈,组织居民讨论,开展建筑设计活动,将居民的注意力吸引到“三角地”改造上来。在居民参与下,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及美术学院一共设计了6套方案,供居民选择。

“一些方案很现代化,高大上,但居民说不会用、不实用;一些设计在我们看来很一般,但居民却认为很贴近社区。”谈小燕说,居民自己选出来的方案,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

“三角地”改造活动,实现了李强最初预设的3个目的:一是让居民重新认识自己的社区,摆脱事不关己的心态;二是培养居民自治能力,自己动手改造家园;三是达成共识,培育社区归属感。

改造“三角地”只是“清河实验”的两翼“社会组织体系实验”“社区环境提升实验”中的一翼。

厕所、垃圾、停车是南里社区长期悬而不决的三大难题。解决问题只是第一步,打造“幸福社区”,李强和他的团队以清河为样本,在下一盘大棋。

“人们防备心很重,连问卷都不接受,更不用提入户访谈了”

清河是一块有历史的“宝地”。

1928年,燕京大学社会学家杨开道、许世廉曾在这里做过一次著名的“清河实验”,改造农民,建设乡村。尽管实验由于日军占领北平而不得不中断。

但李强选择清河,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现实。

“清河,是中国社会几十年历史变迁的缩影。”李强说。

相较于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地区,今天的清河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田消失了,高楼大厦平地而起,人口十分密集,在9.37平方公里的面积上,集聚的人口有17万多,其中外来人口有9万多,人口“倒挂”严重。

除此之外,社区类型复杂,既有高中档商品房小区,也有外来人口聚居的城中村,还有旧的“单位社区”。在人口构成上,中高档小区橡树湾居住人群多为高科技人才、商人、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等,而其他一些小区则居住着老城区拆迁迁移的老居民、外来打工人口等。

“地理环境复杂、居民复杂、社区属性复杂。”在李强看来,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全国社区都发生了极大变迁,清河变化是中国几十年社会变化的一个缩影。

“从社会学上讲,清河是开展社会治理的最好样本。”李强说。

谈小燕从本科到博士后一直在做社区研究,一年也会数次进入社区做调研,但真正实践起来,谈小燕深刻体会到了研究与实践的区别。“社区营造非常复杂。而清河,尤其复杂。”

2014年6月“清河实验”正式启动后,谈小燕带着团队在橡树湾、毛纺厂和阳光南里社区做比较调研,仅在橡树湾社区,调研被拒率便高达60%。“忙,没时间”是最常见的借口,而“你们想干什么”则是最直接的质疑。

“人们防备心很重,连问卷都不接受,更不用提入户访谈了。”谈小燕感慨,难道邻里老死不相往来真的是人们想要的么?

于是,问卷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你们理想中的社区是什么样子?”

没有预设选项,也没有标准答案,但有意思的是,无论是在高档社区橡树湾、单位转型社区毛纺厂,还是在外来人口聚集的阳光南里社区,在统计576份问卷后,谈小燕惊奇地发现,“邻里守望相助”竟然成了人们首先想到的理想社区特质,其次是环境,第三才是设施条件。

“我们以为居民会要各种硬件,改善设施等,但事实上居民更看重的是邻里关系,守望相助的需求很强烈。”在谈小燕看来,这个答案有些出乎意料,但也预示着某种传统的回归。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基层社区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空间形态上看,商品房小区、传统胡同、老旧小区、城中村以及农村等多样化社区并存;从人员构成上看,人口快速流动使传统的熟人社会日渐瓦解,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城乡基层社区治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城市、农村二元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多样。

这一切,都对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提出了挑战。

“如果广大居民都积极参与,什么样的难题都容易解决”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明确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在李强看来,这里有3个关键词值得推敲:社会治理、共建、共享。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前的文件中,使用的概念是‘社会管理’,而全会之后,使用的是‘社会治理’,一字之差,反映出政策取向和社会管理思路的转变。”李强分析,管理是单向度、自上而下的管控,而治理则呼唤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

当下中国人口超过13亿,城镇化速度加快,单靠自上而下的管控,难度越来越大。而社会治理自身就蕴含了“共建”“共享”的特征。

“如果广大居民都积极参与,无论遇到什么样的社会难题,都会变得容易解决。”在李强看来,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就是在社会建设与治理方面,全体老百姓“人人参加、共同建设、共同享用”。

在李强看来,中国社会的特点是政府力量强大,“往往一管到底,承担了无边界的责任,而老百姓就处在等、靠、要的位置上,长此以往,社会就失去了动力和活力”。

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也导致了居民需求和政府给予的差别很大。李强认为,需要有一部分人代表居民表达诉求。

2015年1月,阳光社区居民议事委员应运而生。在近5000人的清河阳光社区,通过居委会推举、他人推举、个人自荐,最终从参加选举的17人中选出了10个议事委员。

哪些人可以成为社区居民议事委员?社区议事委员又是干什么的?

对此,李强在《致首届社区居民委员会议事委员的一封信》中进行了解释:议事委员首先要有公益心,真正做到知百家事,解百家难;二是要有可靠性,能够稳定可靠地为群众服务;三是要有大局观,不仅要代表居民利益,也要积极配合党政部门的工作。

“分析委员们的特点,一种是单位退休的老领导,另一种是热心公益的社区精英。”谈小燕认为,在社区,他们不仅有威望,而且有能力。

这种能力不仅在于密切联系群众,获得群众信任,更在于能架起居民与党政部门之间的桥梁,推动居民需求转化为公共议题,并获得推行。

议事委员每月会召开两次会议,一次是每月13日召开的例会,收集居民意见,讨论形成议题;另一次则是每月25日召开的联席会,在党组织、物业、居委会、议事委员和课题组的共同参与下,对议题进行讨论和表决。

自正式履行职责以来,从2015年3月11日到2016年5月25日,社区议事委员会共收到了21个议题,包括议事厅建造、自行车棚改造、改善社区绿化环境、文明养犬、成立阳光学堂、无序停车等等,其中13个已解决,3个未解决,5个正在协商解决。

“目前议事委员基本实现了议的职能。”在谈小燕看来,在当前基层管理体制下,社区治理离不开街道、居委会。

这也符合“清河实验”的目的:创新和完善党领导下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搭建平台,提供指导和帮助。

如果说,选举产生社区议事委员是硬组织提升,那么建造议事厅,开办阳光学堂、读书角、讲座、沙龙,则是软环境提升。

2015年10月,线上阳光学堂开办起来了。随后,读书角、视频放映,全职妈妈沙龙、环保讲座等也都陆续铺开。社区居委会将办公楼里最大的一间会议室腾出,免费用作议事厅和活动空间。2015年,各种活动有超过2000人次参与。

“社区最不缺的就是资源,总有一技之长的人。”谈小燕解释说,我们的兴趣班都是社区居民做老师。“摄影老师是太极班的学员,太极老师是摄影班的学员。通过兴趣班,我们建立一个个小团体,让人们逐渐熟化,建立信任与合作。”

在谈小燕看来,社区营造绝不能以说教为方式,而应以活动为载体,活动中渗透着理念,“像滚雪球一样,慢慢积累”。

“陪伴社区成长,就像陪伴孩子成长”

在谈小燕团队的指导和培训下,议事委员的会议运作越来越顺利。

“仅针对规范停车一项,议事委员至今已开了8次会议。”在谈小燕看来,越难解决的事情,越要拿出来“吵”,现在到了啃硬骨头的时候了。

而一年前,却是另一番光景。

“小燕你告诉我,你们清华大学给多少钱?你们给多少钱我们就干多少事。”一名议事委员问谈小燕。

谈小燕说:“清华大学不给钱,全靠我们居民自己。”

“那不可能。”这名议事委员回应的也是斩钉截铁。

“有了议事委员后,阳光社区有了很大的改善,首先居委会与物业关系比以前好了,事情好商量了,比如绿化栽种,阳光南里凉棚也建好了,小区停车位改造也在筹划中,我想今后我们小区各个项目会落实得更好。”议事委员姜百臣说。

“去年10月24日,阳光社区嘉年华活动深深触动了我。我在居委会工作有五六年了,总听到这样的声音:居民不爱参加社区活动。但这次不仅参与人员多,而且还完成了想要达到的目标。”居委会副主任康霞说,“可能我们以前的活动都是自作主张,不了解居民需求,居民不关心自然不会参与,如果出发点是放在居民切身利益上,让居民自己做决定,这样他们自然会感到是社区的主人,怎么会不积极”。

一年多时间,议事委员和居民的态度都发生了转变,从质疑、怀疑到慢慢学习,主动参与,再到行动。“社区提升,关键是人的提升。”谈小燕说。

6月初,在对阳光社区南里进行人口调查时发现,500多户人家的社区,有空巢老人几十个,谈小燕提出能不能结对子,照顾一下这些老人。6月23日联席会召开前夕,议事委员已经为20对老人结成了对子。

“过去遇到事情,议事委员们总问我们该怎么办,现在遇到事情,议事委员们已经开始主动寻找解决办法了。”谈小燕说,观念转变是关键,不再等、靠、要,而学着自己解决。

在李强看来,在今天的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关系中,社会最为弱小,社会体制改革最为滞后,社会治理创新,“共建共享”就要从激发社会活力入手,增加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度。

而社区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如何共建共享,还需要专业指导和漫长时间的检验。“陪伴、搭架子、建平台,是我们的主要工作。”谈小燕说,比起资金支持,社区更需要陪伴和专业指导。

创新社区治理的最终目标是“议、决、行”完全由居民自主决定,但目前看来,“行”的目标还远远没有达到。而要让居民们动起来,资源仍是目前最大的障碍。

“资源主要掌握在街道手里,如果没有外部干预,社区很难自发成立组织。”谈小燕回忆说,曾有社区领导质疑:既然要还权,为什么不直接把钱给社区?

“社区有钱会用吗?能用好吗?”谈小燕说,还权之前还需赋能,而现在“时机尚不成熟”。

维持社区自组织的运转离不开资金。接下来,谈小燕带着她的团队探索社区经济。清河有长期的毛纺业发展史,居民对毛纺特别有情怀。谈小燕计划两年之内,成立一个毛纺合作社。“从文化的角度做经济,留住居民的情怀”。

“陪伴社区成长,就像陪伴孩子成长,需要依照成长规律,尊重、引导、放手,这个过程更需要耐心和爱心。”谈小燕说。

“治理模式没有好坏之分,适合的就是好模式”

近年来,社区治理在台湾、日本已发展的较为成熟。中国各地也都在探索社区治理创新的方法。在台湾,“社区营造”已经发展了20多年,并积累了成熟的经验。

陈梦萍是李强的博士生,在台湾有3年社区营造经验,目前在李强团队中担任助理。比较台湾和大陆的差别,她认为,相较于大陆民众,台湾基层更有活力,民众更踊跃。

“都市人并不是说特别冷漠,而是没有特别多的时间和空间开展活动。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城市社区,为他们创造活动、创造空间。”陈梦萍认为,大陆基层有活力,但可能还未被激发出来。

陈梦萍介绍,在台湾,居民自己组织起来成为志愿者,在社区巡逻,维护社区治安,做环保工作、组织居民活动,使政府的压力大为减轻,居民自组织与政府是合作关系。

“如果需要清扫环境,环保自组织会跟地方环保局申请1—2万元的经费,更多的是居民自筹款,完全靠居民。”陈梦萍说。

而据她观察,在大陆地区居民对政府的依赖性很强,“环境问题找物业,邻里关系找居委会,街道更是一个垂直管理机构”。

“总体来看,社区治理正从传统的‘一元治理’向‘多元治理’转变,治理方式正在从传统的‘自上而下’向‘双向互动’或‘多元互动’转变。”李强将社区治理概括为三大类型:政府主导、市场主导及社会自治。

政府主导,以厦门为标杆,居民参与共建、决策、评价,共同缔造美丽厦门。

市场主导,以深圳桃源居社区为翘楚,核心在于桃源居集团捐资1亿元成立的国内首家社区公益基金,以助力社区开展养老、文化、教育、体育、环保等事业。

而社会自治模式,以南京翠竹园社区最为成功,社区公益组织“翠竹园社区互助会”下辖50个社区俱乐部,通过互助会活动,实现了广泛的社区参与、社区信任、社区认同。

“不过,要注意到翠竹园社区之所以能够成立互助会,在于其高档小区属性,居民大多是城市中产阶级和富商,有资金有实力举办俱乐部活动。”李强分析说。

而“清河实验”则不属于任何一种,李强认为可以概括为“专家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将学术研究与社会治理、社会发展相结合,开展创新继承社会治理的社会科学实验。

考察过厦门、南京、成都、台湾、日本等十数个地方,对比我国大陆和台湾、日本等地的差异,谈小燕认为,“各种治理模式没有对错、好坏之分,适合地方实际的就是好模式”。

“不过,专家参与模式有自己的优势,高校专家学者有大局观,对中国的整个过去、未来和现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对将来这个社会怎么可持续发展有自己的判断。”谈小燕说。

“社区建设需要社会各方面的广泛参与,‘清河实验’探索出了一种政府、学者和社区协商合作的模式,是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海淀区社会工委社会办负责人说。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报

原文链接:http://gaojiao.jyb.cn/sjts/201607/t20160729_667147.html

本文版权属于有机会(www.yogeev.com)或者相关权利人享有或者共有,未经本公司或作品权利人许可,不得任意转载。转载请以完整链接形式标明出处,商业使用请联系有机会

本网转载文章旨在传播有益信息,如果本文及其素材无意中侵犯了您的版权和/或其它相关知识产权,请及时联系我们,我们在核实后将在第一时间予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