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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们会挨饿

作者:肯尼思J. 阿罗

《贫困与饥荒》书评

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的这本书的题目比乍看起来要更具有鼓动性。饥饿与贫穷紧密相关,因为富人不会挨饿,而饥荒也只是极度的饥饿。然而大多数人还是坚信发生饥荒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贫穷,而是未能为受影响的人群提供足够的食物。地方性的饥荒通常被认为是由当地农作物减产且未能通过食品进口来进行缓解而引起的,正如60年代末发生在西非荒漠的饥荒事件那样。发生大面积饥饿现象且还允许人口过度增长的国家往往都备受谴责。食品供给与人口之间简单的马尔萨斯比率被进一步简单化,以便使悲剧的起因被更多地归结为是单由人口过剩而造成的;我们甚至听到有人鼓吹“救生艇伦理”(lifeboat ethics),这个理论可以使国家不对他们的命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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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先生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强有力的批驳,他也很有资格这样做。在一个大多数经济学家都选择专攻某一特定领域的时代里,森是难得的一位有着广泛学术兴趣的学者。作为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的Drummond教授,他是全英国拥有教授席位最久的一位。从他的第一部广为人知的专论《技术的选择》(Choice of techniques)开始,森就一直从事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在这部专著中,他坚持正确的经济原理,而这与印度的简单化的计划和政治学说针锋相对。他以研究高度技术性的问题、特别是对社会福利的意义及其测度而著称;事实上,他当选过计量经济学学会(Econometric Society)的会长,该学会是经济学的数理统计领域的一个世界性的联合会。森因其对伦理和好的社会行为的基础的著名观点而在哲学界也享有盛誉。对经济体系运行的理解,加上对收入不平等的理性分析,特别是对贫穷的分析,指引着他对经济体系如何引致饥荒的研究。

简而言之,他认为饥荒是由于经济体制对人们获取食物的能力的分配作用而发生的。饥荒是无法用食物供给与人口之间的简单关系来解释的。森通过对四起饥荒时间的深入研究来例证他的这个看法:1943至1944年孟加拉大饥荒,可能有三百万人(大多数都因对疾病的抵抗力太弱)死于这起事件;1972至1974年间埃塞阿比亚一些省份发生的饥荒;1968 至 1973年间在西非荒漠发生的广为人知的干旱和饥荒以及1974年的孟加拉国饥荒(与1943-1944年孟加拉大饥荒的发生地是同一地区,但政权发生了变化)。

最为惊人的数据当数两次孟加拉饥荒,森对第一起饥荒时间做了深入详尽的分析。1943年稻米和其他一些农作物的产量有些偏低,特别是与1942年的大丰收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一年的收成明显比1941年高出许多,而1941年并没有发生饥荒。森研究发现,1943年人均食物供给量比1941年高出9个百分点,而仅仅比过去连续5年的平均值低10%。

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饥荒的发生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于食物的匮乏。食物供给的较小的变化可能会伴随着因饥荒而死亡的人数的急遽上升,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森给出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人们对某种商品的获得是通过他们“命令”自己持有商品的能力来实现的,而这些商品正是社会经济体制所提供的。(Sen points to the simple fact that goods reach people through their ability to “command” that they have goods, as provided by the workings of the socio-economic system)。在任意一个既定的时点上,每一个经济代理人都有一项“权利”(entitlement),即他/她拥有可供选择的不同种类商品所形成的选择范围。这个概念在一个私人经济体系占主导、国家较少干预的经济体制中可以很容易地被理解,虽然,诚如森所强调的那样,这个概念远比这个宽泛得多。

在一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中每一件商品或服务都有一个价格,每一个经济代理人都从拥有一些商品或服务开始。种植稻米的农民拥有一些土地,用来种植稻米,而稻米可以用来在市场上以时价出售,或者储存起来供自己和家人食用。通过买卖获得的收入可以用于购买其他的商品,比如不同的食品,调味品,服装等等。农业劳动者只能出售他/她的劳动力,这个过程可能在稻米或者其他商品上发生。同样地,城市里也容纳着出卖劳动力以换取金钱以购买食物、住所、衣服的工人和那些购买商品和劳力,生产其他商品,卖掉商品以换取个人消费品及投资扩大经营的企业家。

那么,当人们所享有的权利不足以购买生存所必需的食物时,人们就会挨饿。他们所能获得的食物,简言之,是一个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从更深层次来说,则是他们为经济体系中的其他人提供愿意为之购买的服务能力。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食物的供给是无关紧要的。食物供给的减少往往会导致价格的上升,因为人们会为这愈发稀少的资源进行竞争。这会反过来降低他们通过运用其权利来购买食物的能力,如果他们开始接近饥饿的边缘,那这很可能会使他们饿死。进一步说,权利的方法虽然看似简单,实则有助于分析对饥饿的负担的分布。农场主以及某种意义上的小佃农,应当比其他人更少受到影响,因为他们卖出产品的数量上的减少至少会部分地通过价格的上升来抵消。如果供给的减少是由诸如发洪水等因素引起的,这会引起收成的减少,所以在农场劳作的那些劳动力才更可能受到严重的影响。

因此,对各种不同的权利及其如何受到食物供给变化的影响的研究,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的经济变动的研究一起,比简单的研究可获得食物量的方法更能为人们考察饥荒发生的原因提供一个更为深刻的见解。然而,森的分析最核心的一点,是说明食物供给较小的变化也可能伴随着饥荒的发生。事实上,他所提出的经济理论认为,既便食物的供给没有任何变化,其他的经济因素照样可能引起饥荒,这样的情况是有可能的。

在他对1943年至1944年孟加拉饥荒的分析中,森正是指向了这样的因素。在他的观点中,占据主导的一个诱因是反日战争对食物需求的增加的效应。(他很小心地补充到,现有的证据尚不足以支持一个以密切程度来排列的诱因序列的确立)。政府支出,特别是在重建上的花费急遽增加,这无疑增加了新雇佣的城市工人的权利;由于总供给保持不变,农民群体所享受到的权利就不得不减少。事实上,稻米的价格甚至在粮食减产的证据出现之前就开始大幅上升。同时期在美国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虽然美国民众总体上所享受的福利,特别是食物消费的水平要高得多。随着1940年依然庞大的失业者被由于对战争物资要求的提高而带动的新工业的发展而吸收,但是不断增长的需求依然让价格一路飙升。从新雇佣的工人的角度而言,事实上是存在着短缺。在实施了价格控制之后,短缺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社会问题;小商店、黑市和定量配给店的货架常常都被哄抢一空。

肉的消费对于美国的工人而言,用经济学的行话来说,就是存在着“收入弹性”。也就是说,一个最底层的新雇佣的工人,其收入的增加将导致比该增长率更大比率的对肉的消费。但是对一般的食物及价格很低的商品,比如谷物来说,即便是美国正规劳动力中最穷的人,在现在或者在1940年的收入弹性都很小:随着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物的消费所占比重增加得非常缓慢。

另一方面,在孟加拉,当条件变得十分令人绝望,一个人会把他的全部收入都用于购买食物,如果有必要的话。即便许多原本没有挨饿的担心的人也会感到饥饿,因此收入增加部分的很大一块都将用于食物的消费。事实上,在一些欠发达的穷国,大约三分之二的收入都会用于食物的消费。这样,随着诸如在战争工业中新雇佣的城市工人之类的群体的权利的增加,他们购买多余食物的意愿是很高的,除非食物的供给有相应的增加,否则价格必然上升,而其他群体的权利就必然减少。如果这些群体已经处于稳定生活的边缘,那么事实上食物供给没有下降也同样可能引起饥荒的发生。

森还提供了另外的解释。可能最富于争议的是囤积,不管是为了自己消费还是为了做投机买卖。当紧缺的情况出现时,囤积的做法总是招致批评。囤积的程度和影响的证据往往难以取得,但是,除了这个经验式的问题之外,关于囤积的含意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如果饥荒一再拖下去,那么在最初的囤积就意味着往后就会有更大的储量。事实上,如果囤积者的期望是对的话,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在将来果真需要消费他自己生产的谷物,或者投机商通过卖高价获暴利,那么囤积将会改进后来的食物的可得性,而这当然是以使得形势从开头变得更加恶化为代价的。

如果政府将部分囤积商店接管过来并把食物分发给那些需要的人们,则结果会更好一些;但是也需要留出一些用于急需。这样的政策就意味着人们可享有的权利的改变。事实上,当饥荒发生的时候,在既定的财产权与不要再分配购买能力和其他形式的权利的人类需要面前,当然要选择前者,虽然这是一个不太人道的选择。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囤积的基本点:如果我们考虑饥荒的整个阶段,如果被证明是过度囤积的话,也就是说如果一些囤积的东西在饥荒过后还囤在那的话,则囤积只能是恶化饥荒。
鉴于没有关于饥荒的详细数据,森的分析并没有解释一切也就不足为怪了。他的观点表明,如果食物的总体供给只是轻微地变化,一些人所遭受的巨大损失就应该体现在其他人对食物的更大的消费上。但是在关于孟加拉1943至1944年的饥荒的图6.7(第71页)中,食物分配的同比例增长对于那些不耕作的土地主(一个贫弱群体在最好的时期这样承认)和农民耕种者或者那些部分为别人工作部分为自己工作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稻米收成的减产被认为是较小的,则土地主就应该获利;与其他的价格相比,产量上的减少会更多地通过稻米价格的上升而获得弥补。但是,这个图表仅仅涵盖了一些农村地区;很有可能城市地区的粮食供给要大得多。在加尔各答,似乎只有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才遭受饥荒。

森十分重视权利,特别是对关于农场主与农户之间微妙的相互影响,这是在讨论西非荒漠和埃塞阿比亚饥荒的那一章的主题,从他的这些关注点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许多有见地的结论。

权利方法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森对这个问题的答案特别谨慎。他倾向于用简短的一章来解释权利方法所介绍的分析的复杂性。他正确地指出了市场机制是不值得信赖的,因为恰恰是市场力量的失败才产生了饥荒受害者。他确实还提到了保障安排,即一个特定群体,比如农村劳动力的权利在饥荒发生的时候能够自动增加的机制。但是,他似乎更多的是强调了这种安排的难度而不是它的好处。

例如,他指出,一般的饥荒总是影响一部分特定的人,如果是一项基于食物总供给的保障计划就可以由此而漏掉很多原本希望救助的受益对象。另一方面,如果这种保障安排是高度个人化的,在我看来就会影响人们工作和为未来打算的动力。在我看来,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一项保障(或者换一个同义词,救济)计划应当在考虑特定人群购买食品能力的基础上的想法似乎不难;而为受害人群提供直接的援助似乎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由于一些并不需要帮助的人获得了帮助而一些需要的人却没有得到,所以并不能保证让每一个饥饿的人都吃上饭;但是没有哪一种机制能够避免这样的问题。

虽然饥荒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事件,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也让它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但是应对一个个具体的饥荒事件却不得有半点松懈。森所讨论的这三起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饥荒,虽然看起来似乎没有1943年至1944年的孟加拉饥荒来得严重,但也是够吓人的了。事实上,饥荒变得越来越少见和剧烈也使其受害人群容易获得即刻的救济。在世界范围内,饥饿和营养不良是相当严重的大问题。当然,二者密切相关。从森的分析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饥荒是“把那些已经处于饥饿的人们推向那条原本把他们与真正的饥饿相区别的较低的门槛线”的结果。

“蛋白质卡路里不足性营养不良”这样的词汇中所表达出来的世界性饥饿的蔓延,引起了诸多争论。估计受此影响的人数可能会有1亿到2.5亿不等。最近,世界饥饿教育组织理事长委员会发布了他们估计的数字,达到5亿至8亿人群。无论如何,这个数字肯定是相当巨大的。由于国家和国际组织现在愿意支持的各种援助项目肯定无法足以应对哪怕是最低数量受影响人群所遭受的饥饿,确切的数字实际上已经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在专家学者当中有一种愈发明显的倾向,认为饥饿主要是收入分配和购买力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森的书可以被视为一种对饥饿的全新分析方法探索的一部分。他所提出的权利方法也突出了收入的分配问题,但是通过强调其成因、而不是仅仅是认为这是给定的。但是由于对成因的分析必然是复杂而不确定的,这两种方法其实是很相似的。把收入分配与饥饿联系起来的初创性工作是由施洛姆•洛特林格(Shlomo Reutlinger)和马赛洛•斯洛斯基(Marcelo Selowsky)两位为重建与发展国际银行(即后来的世界银行)做的。他们就卡路里消耗量与收入之间的关系做了一个粗略的估计;然后,在一些断断续续的收入分配数据的协助下,他们对不通收入阶层的卡路里消费量进行了估算。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能够估算出有多少人所获得的卡路里供应量处于次临界线以下。由于大部分的数据无法获知,所以出现误差的可能性极大;但是这个方法确实触及到了饥饿发生的根本决定因素。

现在清楚的是,饥饿和最终的饥荒从根本上说是收入分配和食物权利的问题。当然,这决不意味着食物的供给是无关紧要的,而是说它的重要性还远未达到决定谁会挨饿的程度。在消费的较高水平上,饥饿会作为一个基本问题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其他的需要,包括医疗、居所之类的需要的不满足。简言之,平均水平不足以指引经济绩效,虽然它不可忽视。

改变收入和食物分配结构、特别是能够消除饥荒、饥饿和贫穷的收入与食物分配结构的恰当方法,部分地取决于信息的可得性;但这还需要概念性的定义,而这种定义与价值判断和福利方法有着内在的联系。作为他对饥荒的分析的一个对照点,森讨论了一些对贫穷的衡量问题。他展示了通常的美国方法存在的不足以及收入处于所谓的“贫困线”以下的人数。他同样会拒绝接受一个基于食物消费量低于一个适当水准的人数的饥饿衡量方法。低于贫困线或低于正常卡路里消耗量的收入分配仍然会在穷人之间形成天壤之别。在卡路里消耗中,这种区别可能意味着普遍饥饿和骇人听闻的饥荒之间的区别。

森的这本书,加上其他近期关于饥饿问题的论著,应当更加有力地警示我们研究收入分配和改善穷人的境遇以遏制经济体系的最坏结果的需要是多么迫切。这一重点的移转的政治含义可能是很严肃的,它指向了欠发达国家的政府所肩负的责任。他们虽然贫穷,相对于他们要对付的发达国家来说,这些国家对其国民收入的分配的控制一般要紧得多。

注:

阿马蒂亚•森的《贫困与饥荒》简体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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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则学术

原文链接:http://www.unirule.org.cn/index.php?c=article&id=3060

图片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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