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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返乡生活,一起来听中日韩农人的心声

作者:有机会记者Jing

“你可以有你的幸福,我也可以有我的幸福,大家可以是不一样的。”

——加藤大吾

第三届东亚地球市民村现场记录 ①

2016年5月21-23日,第三届东亚地球市民村(简称“东民村”)在上海青浦区金泽镇的金泽工艺社和岑卜村举办。这不是一次会议,而更像是乡村大party。来自中日韩三地的200多名参与者都被亲切地成为“村民”,在两天半时间里,我们共同体验乡村生活,参与到分享会、工作坊、主题讨论、音乐会和市集当中,遇见新朋友和老朋友,分享彼此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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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民村由中日公益伙伴和日本一般社团法人Act Beyond Trust联合主办,今年已是第三届,在中国境内,这依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跨界+跨国、以可持续社会为主题的民间草根交流活动。

“可持续社会”听上去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词。但是,东民村的很多“村民”,在用他们的行动诠释,“可持续社会”离我们很近、是从自己日常生活的转变开始。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了从城市移居乡村。这不是巧合,而是因为,比起城市,在乡村实践个人层面的“可持续生活”有更丰富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还没有被大多人发现。他们的返乡,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不是想单单以销售农产品维生、不是为了获得政策支持,而是——为了成为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中日韩三国的返乡者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舍与得?他们怎样平衡农业和其他事业?对未来又有什么期许?在东民村的一些主题分享中,我听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多种答案。

↑ 东民村现场之自然音乐体验

↑ 东民村现场之自然音乐体验

人只需要在生态循环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

东民村是由日本的公益组织发起,每届活动,外国嘉宾中最多的也是来自日本。

同中国一样,随着年轻人不断进入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日本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乡村,返乡的城市人越来越多,尽管这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潮流,但是实践者们取得的收获却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 加藤大吾

↑ 加藤大吾

加藤大吾曾经在东京繁华的新宿区成长和生活。2005年,当他27岁的时候,为了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他和家人搬到了富士山脚下的都留市,自己动手盖房子、修整荒地,在连种子都认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做农业。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现在是在过典型的半农半X生活。他写的书《来去乡下过日子》前不久刚刚发行了简体中文版。

务农是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之外,加藤为一些企业做环境咨询顾问,也在家附近的大学里做兼职讲师。他成立了公益组织,让城市人参与劳作、了解乡村。移居乡村的初期,加藤的妻子美里曾经有过一段迷茫期,但从2006年开始,美里就自发开始经营一个“妈妈和孩子的咖啡屋”,这不是一个以卖咖啡营利的地方,而是当地社区的交流平台。

↑ 加藤和亲友们盖的第一栋房子(来自《来去乡下过日子》41页)

↑ 加藤和亲友们盖的第一栋房子(来自《来去乡下过日子》41页)

做农业,并不是为了以此获得收入来源,而是为了过一种融入生态系统的生活方式。他们种植水稻、小麦、大豆等等作物,还养鸡、养羊。他们的鸡能够自己孵蛋,无需外购雏鸡。羊的产出不仅有羊奶,还有用来做衣服的羊毛。味噌、布丁、奶酪、蛋糕等等食物,都用自产的食材制作。两年前,他们还开始恢复用马耕地的传统,希望能把日本的传统农耕智慧保留下来。加藤2009年就取得了打猎执照,所以他们的食物中也有一部分来自捕猎所获,比如野生的鱼、野猪、鹿等等动物。

加藤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依靠一个循环的系统。我们吃的农作物是长得比较好的那部分,不太好的以及人不能吃的,比如碎掉的米、秸秆,就给动物作为食物,动物能提供肉蛋奶,也提供粪便,粪便再返回泥土变成肥料。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循环当中分得了一杯羹,我们只需要生态循环中的一小部分,就能维持我们的生命。”

“为了持续地存活下去,参与政治是很重要的”

↑ 藤井芳广

↑ 藤井芳广

藤井芳广也来自东京,曾经是在一家环境NGO工作,2010年移居到九州福冈的丝岛。

在最终做决定之前,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和考虑。早在2004年,他就了解到了“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倡导不用大型机器,不用农药和肥料、不拔草、不翻耕,尽量减少务农所需要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成本,算是一种“懒人农法”,藤井笑称,“我知道自然农法之后就觉得,这挺适合我的,我是懒人之一,所以很喜欢这样的懒人农法。” 另外一个移居乡村的原因是,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大多原生林都被砍伐,种上了人工林,但因人工林缺乏维护,造成地质灾害等问题。林业维护很辛苦,很少有人愿意做。所以,藤井想去一个能够“做自然农法,又能维护森林”的地方。

现在,藤井和他的妻子一起耕种小小的稻田。按照自然农法的原则去实践,外界的东西不拿进来(不用外来的肥料和药物),而除了稻米以外,其他东西不拿出去(秸秆和稻壳等都还田),在田地里形成生态循环。除了做农业,他们还管理着五公顷的树林。另外,也从事面向儿童的自然体验活动,并且未来想要为福冈的新移民的孩子们做一个新的学校,将动手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融入到教育当中。他说在过去,他在城市里做环境方面的工作,都只是“用脑子去想”,但是务农之后,才切身体会到农业是如何跟环境息息相关。务农让他跟土地之间变得越来越近,跟邻里的关系也比在大城市中要好很多。

藤井在务农之余积极从政,竞选上了丝岛的议员。这当然不是为了什么名利,而是有一些特别的考虑。在藤井来到福冈半年后,日本就发生了311大地震,地震过后,有部分受到核泄漏影响的人被迫离开家乡,移居到福冈地区。因为看到灾难对社会造成的创伤,藤井不断地从个人角度和国家角度去思考“究竟怎么才能存活下去”的问题。最终,他想到的答案是,如果在一个小城镇或者一个社区居住的小范围区域内,食物、能源、文化、教育,都尽量达到自给自足,或许是一种好方式。他选择利用农业之余的时间从政,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觉得,“不管是核电厂、战争问题、环境破坏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政治的力量去做一些改变…… 为了持续地存活下去,参与政治是很重要的。”

“农业有多元功能,不只是生产食物而已”

在韩国,尽管政府并不是很支持农业发展,但移居乡村、返乡务农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城市人的主动选择。这次东民村,16位韩国嘉宾,基本都是韩国归农运动的“元老级”人物。

↑ 安炳德

↑ 安炳德

在演讲中,韩国归农协会会长、消费者合作社理事安炳德简短地提到了韩国农业的现状。韩国和日本类似,人口密度高,因为饮食方式的转变,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了危险的水平。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不到25%,而进口的谷物中有一半是作为禽畜饲料。韩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36公斤肉(中国的这个数字是约50公斤,美国则高达100公斤),这是韩国70年代人均肉消费量的整整8倍。未来,如果像韩国、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肉类消费不断上升、甚至达到美国人的水平,无疑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韩国政府并不重视农业,加上土地昂贵,在韩国以农业维生是非常难的。但为什么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坚持返乡务农?安炳德认为,这是因为农业有多元功能,不只是生产食物而已。比如水稻田可以缓解洪水、防止水土流失,等等。“如果把这些生态价值换算成经济价值,稻米的价格就要比现在的价格高7倍。不使用农药化肥的有机农业更能够体现出维护生态的价值…” “买便宜的进口农产品,看上去是暂时省了钱,但会削弱本国的农业,纳税人就必须交更多的税金去做本来农业可以做的事情。”

安炳德说,对于正在做农业的人,他常常鼓励他们,“你们是公益事业的主力军,农业是一项公益事业”。他所在的消费者合作社就是非营利的企业,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方式分享有机农产品,合作社一直都鼓励消费者购买韩国本土食材,目前已有100多万消费者加入。

自然农人“就像艺术家一样,土地就是他们的画布”

↑ 金裕益

↑ 金裕益

金裕益曾经在亚洲多个国家的城市生活过,精通四门语言,曾是IT从业者、金融顾问,但现在也主动选择了返乡生活。他住在上海崇明岛的陈西村,是“和&同社区”的发起人之一。这个社区中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包括自然农人老贾的朴和素农场,还有由韩国金载亨老师发起的女娲自然学校,未来还计划为中日韩的年轻人提供体验创意生活方式的平台。

↑ 左上是自然农人Hong Ryeoseok的农田,三张人物照片分别是Keum Changyoung, Song Guangyil 和 Kim Yoonsoo(图片来自金裕益)

↑ 左上是自然农人Hong Ryeoseok的农田,三张人物照片分别是Keum Changyoung, Song Guangyil 和 Kim Yoonsoo(图片来自金裕益)

在东民村的一次演讲中,金裕益介绍了他所采访的韩国多位自然农法实践者的故事。自然农法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上文中提到的不翻耕、不用肥料和农药等,但是具体实践起来,不同的流派做法多少都有差异。韩国的自然农人大多是白领下乡,选择自然农法是因为意识到有机农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需要购买外部的投入品),所以想挑战更高标准的、更生态的农作方式。他们受到韩国、日本的自然农法先驱者比如赵汉珪、冈田茂吉、木村秋则等人的影响,但是都会根据农地具体情况和个人喜好来探索适合自己的自然农法。虽然经济压力是普遍的,但只要降低物质需求,自己动手或以社区互助的方式解决生活所需,还是可以持续地经营下来。在金裕益介绍的自然农人中,绝大部分都已有超过10年的自然农法实践经验了。

自然农法种植的农田从外部看上去杂乱无章、野草丛生,其实农人需要花相当多的时间在自然观察当中,通过观察和人为的细微调整,来让农田生态达到动态的平衡。正如金裕益所说,“他们就像艺术家一样,土地就是他们的画布。”

“需要大批人归乡务农的时机应该是会来临的,这样的时机应该不会太远”

↑ 郑龙秀

↑ 郑龙秀

韩国有三所小农学校。郑龙秀是位于京畿道的小农学校的校长,他的学生主要来自首尔,这里每年只录取20名学生,学习周期是一年,每周有两天的课程。学校本身就拥有30亩农地,课程以农业实践为主。学生年龄跨度很大,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到六十多岁的中老年人都有。对于年轻人来说,主要是因为对于资本化的农业体系不满,想要以亲自务农来实践另一种体系,而老年人学习农业,则主要是为了寻找退休后的新生活方式。

郑龙秀认为,如果食品、农业、生态等等问题都要得到解决的话,至少社会中1/3的成员是要务农的。他说,“从目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来看,需要大批人归乡务农的时机应该是会来临的,我想,这样的时机应该不会太远,所以现在就要随时准备着,要马上开始实践务农,即使很累也要做!”

以“小农”生活,恢复人类本来拥有的一些能力

↑ 全喜植

↑ 全喜植

韩国归农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全喜植,曾在城市中从事IT行业的工作,后来回到了家乡,他已从事农业22年,其中采用自然农法的已有12年,务农之余还写作了数十本书。他认为,“小农”并不只是在于小规模,而是以自然栽培为基础、以家庭成员为单位参与劳作、自给自足的一个共同体。这里说的以家庭为单位,不是说父母在乡村种田挣钱,送小孩去上城市里的学校,而是说父母子女一起加入进来、过务农的生活。小农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其次是分享给周围一起生活的邻里,如果有盈余的农产品才拿到市场上销售。

全喜植认为,“目前的社会疾病可以统称为‘现代性疾病’,其来由是巨大的压力、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虐待、对精神的虐待…… 需要恢复小农的生活方式,是因为需要跟自然重新产生连接,由此来恢复人类本来拥有的一些能力。”

岑卜村——上海郊区的半农半X实践者聚集地

今年是东民村活动时隔两年第二次来到岑卜村,而这次,岑卜村新村民为整个活动所作出的奉献比两年前更多了。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以民宿主人、会场主人、分享会主讲者、食材供应者、后勤、市集摊主或者听众等等身份出现,多方位地参与到活动当中。

他们的出现,远远不只是让东民村的场地和后勤得到解决,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他们本身就是可持续生活的实践者,他们向各国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证明着,在中国上海这个繁华大都市的郊区乡村,已经有这么多人在尝试多样化的、融入自然的新生活方式。

↑ 岑卜村,从漫乡居俯瞰缪尔生态农场

↑ 岑卜村,从漫乡居俯瞰缪尔生态农场

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第一面源污染源。而农业污染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很多新村民来岑卜村的主要原因,正是想做生态农业的试验,探索改变常规农业的可能性。

在务农之余,他们从事艺术、教育、写作、美食、民宿、传统手工、户外运动等等自己喜爱的事业,可以说,岑卜村已经是一个草根自发形成、半农半X生活的实践地。生态友好,是新村民们共有的一个基本理念,他们不是想来做商人,不想把岑卜村打造成一个拥挤的旅游村。他们是真正想在这里安静地生活,并且做对社会有益处的、对环境友善的事情。岑卜村总共有400多户,其中新村民已经占到了30多户,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在东民村,我有幸参与了两位岑卜村东道主——冬冬和阿米的分享。

随时而食,简单自然

 ↑ 冬冬(前排蓝衣)带大家在村里溜达,认识农作物

↑ 冬冬(前排蓝衣)带大家在村里溜达,认识农作物

↑ 冬冬的厨房外景

↑ 冬冬的厨房外景

冬冬过去在外企工作。因为从小就喜欢乡村生活,也因为有朋友已经住在岑卜村,所以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移居这里。她和家人经营着“冬冬的厨房”,这是村里最文艺的小屋之一,蓝色墙壁清新亮眼,小院子里种着数十种香草、花卉。这不是农家乐、不是餐厅,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乡村创意私厨。没有菜单,随着每个季节村庄里的时令食材种类的变化,冬冬和家人会用不同的美食来招待客人。食物只是一方面,冬冬作为厨房主人,也会跟客人聊天,或者领着客人去村里溜达一圈——在东民村的分享会中,她就带着一小队“吃货”,在村里走走停停,认识农作物,寻找“大自然中的食物密码”。

在乡村生活后,“对世界更敏感了”

↑ 阿米

↑ 阿米

阿米是“阿米家”民宿的主人,他接触有机农业已有4年时间,来到岑卜村定居之前,曾在华北的一家生态社区式的有机农场生活,他说那段经历给他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跟农业有关,而是让他知道了人生方向。“我做农业的愿望,不只是要吃到健康的食物。农村生活是可以真正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这个价值远远超过农业生产食物的价值。”

他在岑卜村经营的民宿不是一个普通的给游客住宿的地方,而是把农业、教育、民宿结合起来。经常有民间团体和学校来到阿米家游学,一起食宿和劳动,实践团队合作,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 阿米家的种子图书馆一角

↑ 阿米家的种子图书馆一角

阿米说,他在乡村生活中,体会到很多在城市无法体会到的特别之处。他发现自己对世界更敏感了,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身边人和农作物的状态,跟人交流时的判断力也增强了。他也发现,只要待在村里不去镇上,就不需要花钱,亲手劳动就能够解决一大部分生活所需。村里很安全,甚至外出时都不需要锁门(这也是我每次去岑卜村都亲身体验到的)。

刚来村里居住的时候,村民对他们不是很了解,不太确定他们在做什么,的确有过一些遭受反对和质疑的情况,但是慢慢的,大家相处的机会越来越多,当地村民态度也发生了改变。在这过程中,很重要的一点是,阿米把自己当做“客人”,他认为当地老村民们才是这个村子的“主人”。他从未想以一个城市人的身份去影响他们,而是想尽量地照顾到老村民的需求。

“回到农村,不只是个人的行为,更是一个时代的行为。”阿米相信,这个趋势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他希望尝试以阿米家为基础,营造一个经济、文化、社群和生态协同发展的“生态社区”,探索出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他相信,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其价值将远远超过建单独的一个民宿或者农场的价值。

如何评估返乡生活是否“成功”?

返乡生活,必然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不被家人理解,不被邻里理解,农作的辛苦,开拓新事业的艰难…… 在我所接触的返乡者身上,这些挫折都多多少少有发生,但他们选择了留在乡村,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更全面的方式去评价自己的“成功”与否。

↑ 梅红伟(摄于东民村部分村民参与的昆山绰敦村走访)

↑ 梅红伟(摄于东民村部分村民参与的昆山绰敦村走访)

河南的返乡农人梅红伟在一次讨论中提到,返乡首先是关乎个人生活品质的提升,“最先要考虑的或许并不是要达到多么高的业绩,而是先从个人的生活和心灵提升开始,再影响到家庭、孩子、邻居、村庄,慢慢向外蔓延。这样才可以是更和谐的发展。如果从一开始就用非常商业的态度去评估,看上去这个返乡行动可能是很失败的。所以不能用商业的方式评估。如果能在农业上尽量自给自足,用劳动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你就已经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了。如果有能力为乡村做其他有价值的事情,你就是非常伟大的人了。”

坚守自己的评估标准,无疑是返乡的难处之一。返乡,并不是像大多人所猜测的那样必须要有钱有闲。相比时间和金钱这些外部因素,“强大的内心”是更有挑战性的必备条件。

↑ 东民村现场之村民大会

↑ 东民村现场之村民大会

小编感言

跟很多东民村“村民”交流后,我越发觉得,在考虑“返乡创业”之前,我们有必要好好想想“返乡生活”的话题。在中国,“返乡创业”已经渐渐成为一个流行词,但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两点:一是返乡创业需要以对乡村生活的理解和喜爱为前提,否则创业的行动不会持久;二是,创业对于各方面条件和能力要求较高,并非适合每个人,比起返乡创业,返乡生活或许是更适合普通大众的选项。上文中提到的,只是我在东民村遇到的返乡者中的一小部分,而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对于乡村生活的热情、对于自然万物的尊重。

这届东民村的主题中有一个词 “多元共生”,对此,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在我看来,“多元共生”不仅是说人类不同文化间的多元共生,更是将人类作为多元的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来看待。返乡并不是“可持续社会”唯一的答案,但是,和城市生活相比,回归土地的生活更有可能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的多元共生。当我们意识到劳动与分享的力量,意识到万物之间相互依存,这是一种归属感,是扎扎实实的、用金钱买不来的幸福。

关于“幸福”,日本返乡农人加藤大吾在东民村分享的一番话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人的价值观是多样的,每个人对于‘幸福’有自己的定义。我们需要的社会是有多样化的幸福价值观的,你可以有你的幸福,我也可以有我的幸福,大家可以是不一样的,这才可能形成最终的、整体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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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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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记者Jing
从点滴处实践有机生活,享受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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