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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住区中的“菜园”现象、邻里矛盾及对策探讨

作者:朱金、潘嘉虹、赵文忠、朱晓峰

城市住区“菜园”现象,折射出部分城市居民“离乡不离土”的农耕情节,也是居民对物价上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一种主动应对。但种菜活动背后存在很多现实困境,比如,种菜居民、不种菜居民和管理者之间存在分歧,相应矛盾逐渐增多。大部分住区内种菜活动被视为侵犯公共利益,而遭到社区管理者的制止与住区其他居民反对。

2011年3月至5月间,笔者分三次随机对杭州市古荡街道古南社区、古东社区与古北社区的居民进行问卷调查。共成功调查300位居民,抽样率为2.1%[案例区2010年人口约14300人]。其中有38位种菜者和262位不种菜者。并与3个社区的分管领导分别深入访谈。

杭州市古荡街道

杭州市城西地区已发展成较成熟的居住片区,拆迁安置房住区、保障房住区、普通商品房住区和高档商品房住区相互混杂。目前,菜地主要出现在前三类住区。本文研究的古荡街道所辖的古南、古东和古北三个社区即是杭州城西地区较为成熟的普通商品房住区(图1),其中包含少量拆迁安置房。

三个住区共有80幢居民楼,均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其中约有15幢楼的居民是1986年从市中心的中河与东河附近拆迁至此。三个住区中均存在居民种菜现象,并多次被媒体报道[见《水泥地变菜地:杭州古荡新村现真实版“开心农场”》,浙江在线,2009年11月9日。],矛盾突出。本次研究范围处于杭州东西向两条主要干道——天目山路和文三西路之间,面积约28.95公顷。三个社区相互位置关系如图2所示。2010年,案例区内常住人口共计约14300人,其中60岁以上人口约2600人,老龄化程度约为19%。[ 本数据均由三个社区分管领导口述提供,笔者加和而得,可能存在一定误差。]

图1 区位图

图1 区位图

图2 研究范围平面图

图2 研究范围平面图

“菜园”的空间分布

居民种菜活动中,改造的主要是绿地。调研发现,三个住区的绿地设计存在若干不合理之处——如绿地配置以乔木与草本植物为主,缺少中小型灌木的过渡;中心绿地内缺乏休憩设施等。此外,由于缺乏持续的养护[案例区的绿地养护工作由古荡街道办事处绿化工作组直接负责,三个社区并没有专项经费,而街道层面在此方面投入较少。],有些绿地地表已经裸露,破损不堪而乏人问津(图3)。

图3 案例区绿地风貌

图3 案例区绿地风貌

笔者对案例区内所有种菜点[笔者所列种菜点仅包括地面上公共绿地内的种菜场所,并不包括阳台、一层裙房之上的种菜点。笔者将目测在3㎡以下的归为点状,大于此面积的,依长宽比形态分别归为条状和块状]进行了现场观察,得到种菜点的空间分布图(图4)。种菜点已基本覆盖案例区,有点状菜地152处,条状菜地10处,7处较大的块状菜地,合每公顷用地上约有5至6块菜地,其中以3㎡以下的小型点状菜地居多。

图4 种菜点空间分布图

图4 种菜点空间分布图

尽管“菜园”在案例区内覆盖程度较高,但笔者发现,仍有高达35.3%的被访居民认为“周边不存在种菜现象”,另有8%的居民对此不清楚,这也反映出种菜点的“隐蔽性”。由于种菜居民对菜地的私密性、心理归属感和种植环境等考虑,案例区内种菜点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质,呈现出某些空间分布特征(图5)。笔者将高频出现的区域特征归纳如下:

图5 种菜点的空间类型归纳

图5 种菜点的空间类型归纳

(1)住房前后。这主要是居民出于对菜地归属性和私密性的考虑。种菜居民普遍认为,在房屋前后绿地内的菜地,方便自己打理和看管,有较强的权属感。此外,房屋前后绿地在空间使用上属于消极空间,大部分居民平日里不会进入,私密性强,也易于改造。

(2)河道两侧。案例区东侧河道的岸边绿地是种菜点云集之处。首先,东侧的滨水绿地设计得较为封闭,开放性和可达性不强,从而造成这一地区私密性较强。其次,这里种植环境较优良:菜地面积大,取水方便且东面无建筑物遮挡。这些优势为菜地在此成片出现创造了条件。

(3)围墙脚下。这些菜地大多位于住区的边缘地带,往往出现在宅间路的尽端,行人较少。这一区域主要满足了居民对菜地私密性的要求以及攀爬类蔬菜生长所需的环境要求。

种菜点分布位置不同,其本身存在形式十分丰富,居民们依据所种作物的种类、菜地的地理位置等因素对菜地进行布置,其中不乏奇思妙想。笔者试图将其种菜点形式归为三类:独立矮草本型、攀爬共生型与盆装可移动型(图6)。

图6 菜地形式归纳

图6 菜地形式归纳

种菜居民是谁

种菜居民占被调查居民比重约12.7%,在38位种菜者中,约有近6成种菜居民种植时间在1年以上,亦有少部分居民已在住区内种菜5年以上(图7)。

图7 种菜居民的种植时间

图7 种菜居民的种植时间

笔者对种菜居民的身份特征进行统计,发现该群体的职业分布广、学历层次多样,并存在如下特点(图8):

(1)老龄者居多:近八成的种菜者年龄大于50岁,超过五成的种菜者年龄大于60岁,种菜者老龄化的特征十分明显。
(2)中低收入阶层居多: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的种菜居民占了近六成,处于社会的中低阶层。
(3)多数人有过务农经历:超过半数的种菜居民为农业人口或农转非户口,超过七成的种菜者曾有务农经历。

图8 种菜居民的身份特征

图8 种菜居民的身份特征

“菜园”的成因

居民自身需求是菜地出现的内生因素。笔者通过对种菜居民和不种菜居民两个群体的访谈,分别从“种菜居民最初种菜的动机”、“通过种菜活动所收获的好处”以及“不种菜居民将来可能参与种菜的原因”三个维度对居民种菜的内部需求进行测度,将需求种类进行划分,主要可归纳为休闲功能、食用功能、观赏功能和社交功能[ 休闲功能的主要有“打发空闲时间”、“锻炼身体”、“务农体验”等;食用功能的主要有“供自家食用、节省开支”、“自己种的蔬菜更健康”等;社交功能的主要有“相互交流种菜的心得”、“通过种菜结交朋友”等;观赏功能的主要有“菜地比目前的绿地更美观”;其他功能有“教育孩子认识蔬菜”等。](图9)四种。住区菜地作为功能复合体,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居民多样化的生活需求。

图9 菜地功能类别比较

图9 菜地功能类别比较

(1)休闲需求

居民种菜的主要原因是满足休闲需求,换句话说“娱乐身心”是种菜行为的最大收益。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

第一,农转非角色适应的滞后。在选择休闲功能的群体中,近七成的种菜者有务农背景,在选择将来可能参与种菜的受访居民中也有六成曾有务农经历。种菜成为这些“新市民”回味乡村生活,满足田园情节的一种休闲方式。
第二,城市居民休闲方式的多元化。超过七成的种菜居民每天均会花费一定时间用于打理自己的“菜园”(图10),他们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来亲近自然、放松身心。

 图10 种菜每日所花费的时间

图10 种菜每日所花费的时间

第三,住区人口老龄化。目前超过一半的种菜居民都大于60岁,那些有可能参与种菜的居民,也有近六成在50岁以上(图11),可见中老年人是主要的种菜人群。由于老年人有较多空闲时间,但由于体力、经济等限制,休闲活动受制于一定空间距离,在自家住宅附近种菜迎合了老年人的休闲需求。

图11 两组人群的年龄比较

图11 两组人群的年龄比较

(2)食用需求

满足食用需求是居民种菜的另一重要原因,这主要是出于节省开支以及对食品安全的考虑。问卷结果显示,在选择“节省开支”作为自己种菜动机的居民中,超过69%的居民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案例区内沿河一带较大块的菜地(最大的已达十几个平方米)内所种植的菜量与种类已能满足该种户家庭日常的蔬菜需求。

在近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品尝自家种的“绿色安全”食品也成为种菜的重要驱动力。

(3)其他需求

另外,“菜园”作为可观赏景观,有利于社区居民交往和教育孩子等,也是居民青睐的重要原因。不少居民表示最初种菜时并曾未想到可以通过种菜结交朋友,但相互交流经验、交换蔬菜果实等行为,使居民得到了意外收获。相比“种菜的最初动机”,在“通过种菜活动所收获的好处”中,“社交功能”所占比例明显上升(图9)。

制度层面的原因

(1)绿地管理制度不健全、不落实

案例区绿地的日常养护和管理工作归古荡街道绿化工作组负责,但其对区内菜地一般不会采取主动处理手段。由于街道管理投入不足,社区只能采取社区党委带头清除菜地的“运动式”管理方式,未能形成行之有效的监管体系。而河边绿地属水务部门管辖,社区并没有执法权,因而社区对这一地区菜地的清除举动也受到部分种菜者质疑。在共有的产权缺乏有效监管下,居民“化公为私”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案例区内部分拥有一层天井的住户就将天井前的绿地侵占并私自改造。

管理缺位,加之绿地品质不高,使得部分居民出现了“改造”绿地的冲动。而看到菜地不被立即清除,进一步引发居民从众心理,住区内的“菜园”就会蔓延开来。

(2)相关法律规定较为粗线条,业主维权过程较复杂

住区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物权法》第七十三条对其做了规定[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绿地,属于业主共有,但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明示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和物业服务用房,属于业主共有。(《物权法》第七十三条)]。业主对住区绿地享有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即对建筑区划内的共有部分(如小区内道路、绿地、公用设施)享有共有权。此外,《物权法》第九十二条[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造成损害;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予赔偿。(《物权法》第九十二条)]、《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不动产的相邻各方,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截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方面的相邻关系。给相邻方造成妨碍或者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赔偿损失。(《民法通则》第八十三条)] 均对相邻关系做了规定,业主亦可以相邻权为由,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

当这些共有部分受到破坏或被改变用途时,单个业主如果要提起诉讼,应当能举证大部分业主利益受到了侵害。因为法律上的“共有”是一种不可实际分割的状态,每个共有人对共有土地的每个部分都享有平等权利,而不是把共有部分均分给每个业主。《物权法》规定了业主委员会可以作为诉讼主体,而单个或少数居民维权的途径较为复杂和困难。

“菜园”引发的邻里矛盾分析

住区“菜园”的出现满足了部分居民的需求。伴随着绿地用地性质的改变(将菜地当做绿地的一种类型),不同利益群体也表达了各自的呼声,有些矛盾乃至冲突不断显现。主要存在于三类群体:种菜居民、反对种菜居民和社区管理者。

笔者通过三个问题对矛盾进行解析:

第一,是否存在理念差异?居民对种菜行为接受程度不一致,与他们各自所持的立场和既有观念的不同有关,而菜地作为显性的矛盾焦点加剧了理念分歧。

第二,是否存在对公共资源的竞争?住区绿地作为一种具有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池塘”资源,属于广义公共物品的概念范畴(王诗宗,2003)。一方面,某些“菜园”会干扰其他居民对绿地的使用;另一方面,“菜园”在非正式制度之下,被种菜居民无偿占有,种菜者之间产生“拥挤效应”。

第三,是否存在负外部性?绿地改造成“菜园”、“菜园”经营的过程,对其他居民造成一
定损失,这种外部效应并没有被“内部化”。

基于以上分析,造成冲突的因素均可归类为:行为认同度、资源共享度和负外部性(图12)。即,行为认同度越不一致,资源共享程度越高,种菜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越大,矛盾甚至冲突就越激烈。

图12 邻里矛盾的解释框架

图12 邻里矛盾的解释框架

具体矛盾分析

(1)内部矛盾——种菜者之间

79%的种菜居民曾与其他种菜居民之间就种菜经验、种菜方式等进行过交流,甚至交换各自的蔬菜果实。他们之间想法趋同,行为认同一致,基本不存在矛盾冲突,但调查中仍发现部分种菜居民对“共享”资源存在竞争,这主要由于种菜者偏好在向阳、隐蔽的角落种菜,但住区内“适合”种菜的土地有限, 竞争性所致的“拥挤效应”是矛盾的来源。

(2)外部矛盾——种菜者与反对种菜者

在受访的262位不种菜居民中,有38.2%的居民反对在住区内种菜。这些反对种菜的居民具体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三种:迁就、协商[与种菜居民沟通,劝其不要种菜]和主动制止[向有关部门反映或自行将其铲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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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多数居民对此较为迁就,但仍有24人曾就“菜园”问题向社区相关部门反映或私自将其铲除,可见种菜行为已在社区内引发了不小的矛盾。

从行为认同度看,21%的受访居民认为“城市中不该出现‘菜园’”、“种菜是农村中才应有的行为”,可见不少反对居民对种菜行为本身存在刻板印象,即居民之间对种菜行为的认同程度不一致。

从资源共享度看,住区内不同区位的绿地共享程度不同。在资源共享度高(即公共性强)的区域内种菜较易引发矛盾,反之,在资源共享度低的区域(如塑料盆、隐秘的墙角边)种菜就不易引发矛盾。同时,由于不同居民对同一块绿地的资源可获性不同, 86.8%的种菜居民住在1至2层(图13),他们使用绿地的频率较高,也易于打理和监管菜地。楼层较高的用户难以对绿地享有同等使用权,种菜也十分不便,这些居民与低层种菜居民间也易发生纠纷。

图13 种菜居民所住楼层分布

图13 种菜居民所住楼层分布

从种菜行为引致的负外部性看,26%反对者认为种菜活动产生异味并招致蚊虫,特别是使用农家肥带来臭味;31%的居民认为菜地破坏了住区景观,降低了住区的居住品质;22%的居民认为种菜行为损害了他人使用住区绿化的权利。一部分居民表示某些攀爬型蔬菜会盘在电线上,带来安全隐患(图14)。种菜居民在种菜过程中造成的负外部性越大,周边居民受到的影响越大,越易发生矛盾。

图14 居民反对种菜的原因

图14 居民反对种菜的原因

(3)外部矛盾——种菜者与社区管理者

种菜者与管理者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于认同度的不一致。从管理者的管理理念而言,“菜园”的出现与“文明城市”的内涵相悖。同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和避免纠纷的角度,三个社区管理者都不支持居民在住区内部零散种菜。种菜居民与管理者在“菜园”整治过程中,也会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 在与社区管理者的访谈过程中,管理者介绍在菜地整治过程中,有的种菜居民反应非常强烈,一些老年种菜居民“誓死保卫菜地”的行为让社区管理者无力应对],因此管理者的整治行为也会调整,出于调解居民纠纷和应付上级检查的目的,会定期整治一些纠纷严重、对环境品质影响较大的“菜园”,而对于不会引发纠纷的“菜园”一般不会主动处理。

城市住区“菜园”的启示

尽管住区“菜园”引发多方矛盾,但这一现象仍有其意义。一方小小的“菜园”,承担许多的功能:它适应了老年人的休闲特征和休闲需求,为其休闲生活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的背景下,满足了市民对绿色健康蔬菜的渴求;同时也可以成为面向孩童的自然博物馆等。

绿地和菜地在功能上有一定的相似性与互补性,绿地的生态功能较显著而菜地的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较突出,尤其具备绿地较难提供的人地互动、蔬果产出等功能。功能的相似性和互补性使得菜地可替代部分城市绿地。这不仅可以满足居民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可以丰富城市的景观和生态构成。

国内近年来兴起的“农家乐”反映了城市居民对田园生活的怀念。但“农家乐”仅停留在旅游休闲层面,离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有距离[这类模式往往由于其主要面向游客、离市区较远、功能单一等因素而不能融入大部分居民的日常生活]。而类似本文研究的住区“菜园”则强调深度参与、自主种植,无疑将成为人与自然互动的场所。

此外,从社区发展视角看,居民种菜这种非正式的活动和伴生的邻里交往会促进社区社会资本的培育和丰富,对营造社区氛围、提高社区自治能力不无裨益。

将城市住区“菜园”纳入制度化管理

在认识到城市住区“菜园”的现实意义的基础上,应延伸现有城市绿地的内涵,并将其纳入城市规划的框架中。“菜园”的良性发展涉及土地资源的供给与空间安排、相关利益的协调、空间美化与设计等工作,这与城市规划的专业内涵有很强的耦合性,因此需要将住区“菜园”纳入城市规划的框架中以规避矛盾,使其更好地发展。

早在现代城市规划产生之日,城市菜地便一直处于规划框架之中。霍华德立足城乡融合,把农业和食物问题作为关键要素纳入田园城市的整体构想中 [在田园城市中, 霍华德把零散分布的配额地整理成宅地农业和环城农业两种类型: 在城市外围, 5000 英亩的永久农地环绕1000 英亩的城市进行布局, 形成了固定的土地配置模式; 在城市内部, 5500 块独户住宅用地平均每块有 20 × 130 英尺( 约6 × 40 米) ,建房之余, 足够进行养活 5 口之家的农业生产。(赵继龙,张玉坤,2012)], 展开了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最系统的思考,为当代城市农业规划设计奠定了部分思想框架。赖特在1935 年提出的“广亩城市”中,为每户配置了1 英亩的土地。这些城市菜地数量在二战时均达到了顶峰,随后,迫于战后城市重建需要,菜地大幅减少,也渐渐淡出城市空间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但20世纪以来,在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经济衰退等背景下,城市菜地迎来了新一轮的种植热潮,也承载了更丰富的功能。

城市规划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减少当前菜地所引发的矛盾冲突。例如,空间选址得当可减少由于种菜带来的负效应;设定准入与退出机制可减少不必要的资源争夺;通过空间形态设计以提高菜地的景观品质;限定菜种和栽培细节等。

近阶段可采取的对策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社区的老年人将更愿意从事一些农业活动。不妨将菜地视作绿地的一种新类型,在形成居民“契约”的前提下,可在今后一些住区中加以试点。经过业主委员会的商讨和规划,将住区内部分利用率低的消极空间改造为“菜园”,供居民种菜。在用地紧张的情况下,可利用立体空间,如阳台、屋顶等垂直空间来种植蔬菜。

然而,住区(尤其是老住区)内部绿地有限,笔者建议可在街道层级按照一定服务半径设立若干较大型的体验式菜地。从国际经验看,欧洲许多国家都有结合居住地设置的城市菜地。如英国的配额地,就是结合居住区设置的城市菜地。此外,学校亦可设置一些菜地供学生劳作并认知自然;用地富足的企事业单位、一些大型办公楼的顶层也可提供菜地供员工种植,丰富人们的业余生活。当然,城市菜地的试点推行必须建立在健全的规划体系之下,并要注重菜地的社会效益与文化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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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诗宗. 公共政策:理论与方法[M],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3]赵继龙, 张玉坤. 城市农业规划设计的思想渊源与研究进展[J]. 城市问题,2012(4): 83-88.
[4]周年兴, 俞孔坚. 农田与城市的自然融合[J]. 规划师,2002(3): 83-85.
[5] 朱金,潘嘉虹. 城市中的“菜地”——英国“配额地”制度及其启示[J]. 国际城市规划,2014(3): 62-69.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市政厅”

(本文原载《国际城市规划》2016/2 《欧洲当代城市设计》专辑 P.9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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