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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乡种地后,他们都学到了啥?

海都深读 第七十八期:重返农村种地去

作者:海峡都市报记者 徐锡思 苏禹成 吕波 白志强

编辑 沈桂花 蔡伟艺

90后惠安小伙杨耿,2012年辞职种地,希望以立体种植模式做生态农业

90后惠安小伙杨耿,2012年辞职种地,希望以立体种植模式做生态农业

根在那里,朋友都在那里。

为这样的念想,四川小伙罗强携妻女返乡,准备当个新型农民,这本不是新闻。被这个决定激怒的罗父,先是三个月冷战,后来向派出所申请分户口单过,甚至一度威逼要断绝父子关系!

“返乡种地”才这样尴尬地被推上了全国热点新闻榜。

面对儿子的种种规划,老农民罗父只是摇头,“再怎么说得天花乱坠,说白了还不是种地。离开农村,做一个城市人,才是成功”。

返乡探路并不是罗强一个人的“冲动”,泉州也有不少年轻小伙在尝试。对于返乡种地,老一辈人的不支持是一方面,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阻碍更是现实。

比如,各种新闻都报道过“农村土地集中流转”政策,可各地各村面对不同标准;比如,农忙了要雇人,能找到的多数是目不识丁的老农民,科技化、机械化、精选、识别都难推展;比如,即便把农业搬上了互联网,农村基础差,物流怎么解决?观光农业做好了,游客怎么来?

更纠结的是下一代的教育。农村小学撤并校多了,好的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市,自己返乡种地,孩子上哪儿读书呢?

“人和地”是三农的核心,返乡种地,必然面临“地怎么把人留下来、人怎么让地活起来”的双向思考。

泉州市“十三五规划”提出,要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新型职业农民;同时,让更多公共资源下沉,包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职业培训、应急救助、产业补贴等,提升农村基层百姓的幸福获得感。

返乡种地,你怎么看?

不顾父母反对 90后大学生辞职种地

徐贵川算了笔账,一亩地挣1000元,如果能有100亩,一年能挣10万元

徐贵川算了笔账,一亩地挣1000元,如果能有100亩,一年能挣10万元

杨耿希望摸索出无公害的立体栽培模式,并通过物联网让消费者监督

杨耿希望摸索出无公害的立体栽培模式,并通过物联网让消费者监督

今年春节过后,31岁的徐贵川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老妈不接他的电话了!

原因说起来也挺尴尬:他回村里找乡亲们租田的事,被老妈发现了。他今年准备大干一场,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阻力竟然是老妈。之前,他关了在晋江经营得还不错的食杂店,回到德化农村种地,费心费力折腾一年多,却没有如意想中那样挣到钱。

在城里打拼了9年,他慢慢看到,如果将那些撂荒的没人耕种的土地集中起来种菜,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社会再怎么变化,菜总是要吃的。只是,他没有想到,种地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面临的资金和技术压力竟然那么大。

回到土地

1985年出生的徐贵川,2001年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帮忙种蘑菇。“那时候,蘑菇好卖啊!在田里搭个棚,勤快点,总是能挣到钱的!”当时,村里人还是挺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里大人都只有40岁左右,有大量的地要种,约束着初中毕业的孩子。

田园生活很辛苦,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好景不长,在他20岁那年,一向强壮的父亲查出癌症晚期,“最终没能扛过来,家里的主心骨,一下就没了!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今已为人父的徐贵川,对此深信不疑。

母亲绑不住他外出的梦想和手脚。2005年,他和哥哥一起到福州一家电机厂打工,每个月600元,干了一段时间,没订单,转去当保安;2006年,他和哥哥一起到泉州的一家鞋服厂,每个月1000多元,干了一段时间,受不了流水线的无聊枯燥;2008年,转战厦门同安,流动摆摊卖烧烤,最终不了了之。

2010年,娶老婆成家,终于转运了,他在晋江乌桥头附近开了一家食杂店,4年下来,不仅把家里的债还清,还剩下好几万元。“这几万块钱,现在都投到田里去了,手上就剩下一点流动的。”

他渐渐发现,跟食杂店比,乡下的田地太广阔了,他喜欢。到处都是没人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中起来种菜,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社会再怎么变化,菜总是要吃的。

带着这个朴素的想法,徐贵川关了食杂店,返回德化农村找田种。

和徐贵川一样,1992年出生的惠安人杨耿也在城里打拼一段时间后,瞄准了土地。他学的是机械,2011年大学毕业后,在福州马尾的一家造船厂上班,“当时在工厂附近,有许多当地农民在种菜,没事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聊天,发现种菜挺不错的”。他发现,如今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菜农文化程度不高,主要凭经验,如果自己能自学到更好的种植技术,完全可以比他们种得更好。他通过书本自学,很快就上手了。

2012年夏天,杨耿经过几番思索,决定辞去工作,在福州跟农民租地,“当时,我和女朋友还没有结婚,两个人就租了10多亩的地种蔬菜”。

没那么简单

两个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并没有想到种地会遇到那么多困难。

2014年底,徐贵川找遍了德化县城周边,却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地,要么太小,要么不租,要么都是深水田。

直到春节过后,有人跟他说下寮村有片地还可以,他几经周折,兴冲冲把合同签了,再去仔细量地,却傻眼了:合同签了9亩地,其中有2亩是深水田种不了菜,还有各种狭小的边角地大约1亩,实际只有6亩。

这是他租下的第一片地,尽管不如意,但总是有了盼头。听说西瓜市场不错,他第一季就种西瓜,本来可以种2500株,担心太密,只种了1600株,几乎折损一半,幸好丰收了,请人做点小广告,到田里摘西瓜,一斤1.5元,比批发价高5毛钱,还是供不应求,卖了一万多斤。可惜,甜头没有尝多久,等着最后几天,下雨了,西瓜烂了一地,他站在瓜棚里,差点哭出来。最后算总账,投入一万多元,收入一万多元,不算夫妻俩卖命干活,不亏不挣。

而说起在福州的创业艰辛,杨耿只是轻描淡写,“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蔬菜都死了,价格好但是没菜卖。而天气好的时候,大丰收但是菜卖不出去,价格波动大”。差不多坚持了一年多,最终父母让他回泉州,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杨耿结婚生子,但扎根土地创业的想法,并没有打退堂鼓。

去年,他在惠安聚龙小镇生态采摘园承包了十来亩地种黑皮甘蔗,投资了10万多元,原本估算每亩能赚一万多元。不过,与许多成功励志故事的结局不同,他再次失败了。

去年底,眼看要丰收却遇上寒潮,甘蔗还没来得及收成,就几乎全被风雨吹倒了。如果不能及时卖掉,甘蔗会烂在地里,心急如焚的杨耿向海都报求助,希望以2元/根的价格,请大家去田里现砍,因此收回了一点本钱。

寒潮也同样毁掉了徐贵川的努力。“差一点我就发财了!差一点!”他愤愤地拔起一株荷兰豆,扔向远方。今年春节,德化的荷兰豆一斤涨到30元左右。他种的荷兰豆却因为没有大棚保护,全冻死了,等天气转暖,再也长不起来。这意味着,投入的种子、肥料加上人工,5000多元,全都打了水漂。

在荷兰豆之前,徐贵川还种了一季香葱,想种密一点,还有稻草盖住保暖,结果全死光了。“我是真的不懂种地啊!”

谁来种地

问题到底出在哪?初学种地的徐贵川不懂,难道请来的农民也不懂?“我懂的,他们不懂;他们懂的,我不懂;我们都懂的,却没办法。”这些看似绕口令的话,从徐贵川嘴里说出来,却满满都是经验和教训。

徐贵川想种西瓜,但是对大多数当地农民来说,西瓜除了电视里看到,偶尔吃上一片,完全没概念。所以,才出现了本来能种2500株,实际只种了1600株。

当地农民习惯用稻草盖住保暖,但是对徐贵川来说,稻草能不能遮盖、遮盖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概念。所以,才出现了一整片的香葱,全都被稻草给捂死了。

最奇葩的就是这些地,现在还长着荷兰豆苗,但是普遍没有深沟,所有的田垅都很低,这样种菜怎么能长得好呢?“我也知道啊!但是,能请来帮忙种地的,都是50多岁的人,体力跟不上!”徐贵川说,起垅是个力气活,他自己干半天就直不起腰,请来的老农,隔着10来米,都能听见呼吸像拉风箱,每天给120元工钱,还要管饭。

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准确说,应该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以德化来说,人口向县城及周边聚集,空巢村和老人村见不到青壮年,请不到身强体壮的人种地,也不奇怪。“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没办法。”他说,在县城周边,那些还没有被征用的土地,还是有人种的,但是面积都不大,主要就是请不到人帮忙。

坚信未来

折腾了一年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徐贵川站在十字路口,差一点就放弃,但是老婆却认为值得坚持下去:吃菜的人那么多,种菜的不会饿死,而且已经交了这么多学费,不能白扔了。

按照他们夫妻俩的账本,一亩地一年挣3000元应该不难,随着面积增加和管理成本摊薄,至少一亩1000元还是可以的,如果能有100亩地,夫妻俩一年能挣10万元,必然辛苦,但也值得。对他们来说,第一个考验就是100亩地不是那么好租到的。“首先必须要离县城不远,超过10公里就不划算。农村种菜,只能卖给城里人。除非村委会出面,否则很难。”他说,离县城近的村,架势大还很势利:有个村主任听说他要租地,电话里很热情,但一见他骑摩托车来的,马上就爱理不理,很快就谈崩了。

“我看了各级政策的新闻报道,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应该说是大势所趋。但有一点,无利不起早,如果能明确一些收费标准,相信村委会的积极性会更高。”自从买了面包车,他遇到的冷脸就少了,加上随身备着中华烟,很少不欢而散。

徐贵川忙着找地,而在一个多月前,杨耿带着卖甘蔗收回的钱,从泉州到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他找到了一片农场,距离角美镇区不到3公里,距离厦门海沧不到10公里。作为厦漳同城化的“桥头堡”,角美已成为漳州的次中心城区。农场此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合伙人黄先生也有心在农业上创业,大家一拍即合。他瞄上的是生态农业,这是国家主推的,团队也不错,简单说,就是跟着政府主导的方向走,跟着大众需求的导向走。

农场合作人黄先生拿出一张图纸,这里规划了数十亩土地未来的蓝田,涉及观光、种植、垂钓等数十个项目,他希望杨耿在种植项目上发挥特长,“一个90后能在田里看到未来,并扎根,这让我很感动”。

根据分工,杨耿近期必须得拿出种植的规划书,包括每一块地要种植什么、怎么种植,并做出相应的预算。杨耿的想法是立体种植模式,进行生态种植。他学习农业技术的时候,结识了一些以色列的朋友,以色列的许多技术值得学习。他说,目前许多农民盲目使用农药,导致果蔬农药残留严重。他说,生态种植应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比如使用主要由植物提取的生物制剂对抗病虫害。

“我们城市的居民都渴望吃到无公害又价格低廉的果蔬,这一定需要科学种植”。他指着一片草莓园说,近期打算发展起立体栽培,到时候亩产量会提高很多,而且完全是无公害的,每批果蔬都会送到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并公开检测结果,在田间搭建起物联网,让消费者监督。

未来,他梦想着在这里摸索建立一套成熟的模式,然后向全国推广。他坚定地认为,农业大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徐贵川也认为,农业在未来前景光明。去年,有农业企业进入德化,此前也已有当地陶瓷企业投资设施农业,规模越来越大。相比之下,不管是规模还是投资,徐贵川的个体农业,犹如蚂蚁和大象,“稍微大一点的农场,我都去看过,肯定能挣钱。”他说,大公司的目标都是盯着几百亩、几千亩土地,很多从农村来、想回农村去的年轻农民,却能盘活散落乡村的几亩、几十亩土地,种田技术要改变靠天吃饭,更希望能够获得政策上的支持。

重返农村 不止是种地问题

徐贵川拔起被寒潮冻坏的菜说,就当交学费了

徐贵川拔起被寒潮冻坏的菜说,就当交学费了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句话流传至今:无农不稳。现在的田野,一些年轻的个体农民在探路返乡,一些民营资本也正大举进入。

“耕者有其田。一方面,政府要千方百计保住耕地红线,通过各种激励措施把地种起来;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让农民种出来的东西,能够迅速、足额换成真金白银。”泉州市政协委员、市委讲师团团长朱林果分析,“谁来种田”这个问题,当前正处于转型的阵痛期,但田野的希望一直都在。

忙时为农闲为工

“太没出息了!读了那么多年书,到外面去了那么多年,却要回村里种田!”徐贵川的母亲可谓失望至极,面对落荒而逃的儿子,她选择用不接电话表达怨气。

但是,老人家也不得不承认,在外面打工几年,儿子也没攒下什么钱,还得跟老婆孩子分开。村里早就没了小学,孙子在县城的幼儿园读书,如果儿子还到外地打工,她也无法把孙子照顾好。种田也就在农忙时早出晚归,住在家,至少不用租房子,省了好大一笔开销。

在大城关发展战略持续多年后,德化县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公办小学足以接收从农村会聚而来的适龄儿童;村小学被并校,但村里的地都有人种,只是农忙当农民、农闲当工人。“种的地少了,边远的不种,就近的好地,足够一年吃的米和菜,也就差不多了。”

实际上,种田的人没有变,只是很多成了雇工。“一天至少100块钱,这还是很丰厚的,比洗盘子赚得多。”今年已经63岁的黄小英,在县城餐馆帮工,时不时就会有人拉着出工,大多是割稻谷、摘水果、采茶叶等轻农活,“挖地、挑担等重活,一天200多块钱,想要赚,但已经没那个身体了。”

老农民“不会种地”

“三年前,我还挑得起100斤,现在已经不行了。”作为“还算年轻”的一员,58岁的林丽花觉得自己已经不会种地了:有些请她的农场,种子、肥料、包装袋等东西,还打上了英文字母,种类繁多,“分不清楚了,以前就那几样,用鼻子一闻,就知道了。”

去年,林丽花帮人种了一片西瓜,这完全突破了她的认知:一直都种水稻、地瓜的田地,能种西瓜吗?她像种地瓜一样种西瓜,然后被年轻的东家纠正了两三天,好在最后收成不错,东家高兴,请工人吃瓜,“我一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多西瓜!有人还拉肚子了!”

作为一个老农民,被人说不会种地,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情。但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今时不同往日,“地里的东西,只要你能种出来,就不愁卖不掉,尤其是当季的蔬菜。”报酬也是丰厚的,农忙抢收的时候一天120元是基本的,午饭和晚饭有肉是必需的,男性工人还要发烟,晚饭得管点小酒,“虽然我们年纪大,但很难找到比我们年轻的。”64岁的寇猛算了笔账:现在农忙给人打工一星期,半年的烟酒就不愁了。

返乡就业机会多了

从田野里“挖金”的人不见得少。小的,如黄耿、徐贵川等年轻农民的个体返乡探路;大的,则是以农业投资公司的巨额资本,最经典的莫过于成片的大棚。

3年前的初春,一个大型的钢结构“鸟巢”温室在永春县五里街镇现身,作为现代农业示范区,占地5亩多;1年前的初春,200多亩温室大棚在永春县岵山镇龙阁村出现,这是道畋农业的试水;今年春天,道畋农业已经在德化流转了1200多亩土地,大举进军现代山地农业。

“下个月,我们的基地将达到3000亩。”福建道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源告诉海都记者,整个福建都是“八山一水一分田”,因此大规模土地流转,都是好几个村连在一起。这样连片种植,约雇了100个农民,雇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年纪偏大,基本都在60岁左右;二是文化水平偏低,选种、精细采摘、机械操作等做不到位。

“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升,这意味着就业机会多了,返乡找工作的人会越来越多。”他说,尽管具体到一个县、一个乡,比例不会很高,但会带来的变化确实巨大的:相比1955年左右出生的老农民,1980年出生的农民工大多数初中毕业,他们的学习、操作能力,将更适应现代农业的要求。

不止种地这么简单

每年中央关于三农的文件一出台,朱林果都第一时间学习,更多关注政策出台的背景、政策执行的效果、政策需要改进的地方。“三农的核心,就是人和地。政府要发挥作用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至于谁来种地、怎么种地,要交给市场去解决。”

过去三十多年,大量农民涌进城里,村里的地,经历了自己种、租人种、送人种、没人种等阶段,就是因为在土地上已经看不到希望;现在很多在城里打工的农民,突然发现一斤米要三五元、一斤菜要十来元,想起老家送人或撂荒的地,重燃希望很正常。

但是,要维护这种希望并让他们回去把地种起来,并不容易。“关键是要农民能感受到有实惠,例如大人有地种、小孩有书读、病了有人医等真正实惠的地方。”她曾对中心市区周边大片菜地进行调研,发现很多承包人是外地的,选择城市近郊来种菜,除了距离市场更近、更好卖,距离学校、医院、商场、公园等生活必须场所近,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实际上,泉州市“十三五规划”更提出,要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和新型职业农民;同时,让更多公共资源下沉,包括乡村教师、乡村医生、职业培训、应急救助、产业补贴等,提升农村基层百姓的幸福获得感。

朱林果认为,新型职业农民是指具有科学文化素质、掌握现代农业生产技能、具备一定经营管理能力,以农业生产、经营或服务作为主要职业,农业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居住在农村或集镇的农业从业人员,“这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现实难题,也解决了怎样种地的深层问题。”

文章来源:海峡都市报

原文链接:第一部分 http://szb.mnw.cn/html/2016-03/22/content_4396467.htm

第二部分 http://szb.mnw.cn/html/2016-03/22/content_439646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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