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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新模式——生态扶贫

作者:法治周末记者 高原

2016年3月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新闻中心举办的记者会上,农业部部长韩长赋表示,两会印发的“十三五”规划草案中的25项指标中,有一个指标是关于收入的,其中农民收入要保持在年均增长6.5%以上。

韩长赋指出,农民收入问题对于“十三五”来说,是“三农”当中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福祉和农民能不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讲,“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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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印证的是,不久前召开的被称为“史上最高规格”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就曾提出,要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但是,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专家指出,为国家贡献了70%以上粮食的800个种粮大县中有110多个是贫困县,如何让种地农民的劳动有合理的回报?如何将扶贫与产业结合起来?这是必须要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生态扶贫或许是破解这个问题的最佳“药方”。

3月2日,全国两会召开前夕,由农工党北京市委生态农业课题组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食品安全课题组联合主办的生态农业调研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蓝在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生态扶贫将成为‘精准扶贫’的有益补充成分。”

不过,目前这个“药方”在使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亟待解决。

生态农业叫好不叫座

李蓝表示,中国的生态扶贫是在中央扶贫攻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将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的一个战略性思路。通过全国性的生态扶贫,不仅可以提高广大贫困地区生产者的收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而且对于重建城乡互信、改善生态环境等诸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生态农业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领域。生态农业具有保护生态环境、保障食物安全、维护农业生物多样性、节约资源等诸多优势。

“在全民参与的扶贫工作实践中,社会各界开始反思这样一些问题,是输血性的扶贫还是造血性的扶贫?是工业化、高污染的扶贫还是生态保护性的绿色扶贫?”李蓝说。

为了避免重复发达地区边发展边污染、高速发展严重污染的发展模式,贵州、云南和广西等省区先后提出了生态扶贫的新思路,把“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作为扶贫的新模式和新方向。

在这种扶贫观念的指引下,大力发展林下经济产业,发展循环经济,发展特色产业,促进生态保护与扶贫开发的良性互动,开发与保护并重,在保护生态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生态。

李蓝介绍,这就改变了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环境,使贫困地区在保住青山绿水的同时,还实现了产业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

“面对这样的发展契机,我国的生态扶贫目前还面临一些问题。”李蓝说。

比如,西部地区具有青山绿水的天然优势,这些地区欠发达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二元化的“剪刀差”、又没有了重工业,进而商品流通不畅。

那么,非常适合绿水青山的生态扶贫模式,是否也适用于西北干旱地区?在生活条件艰苦、生存环境恶劣的西北地区如何实现生态扶贫?

目前生态扶贫虽然有了良好的造血机能,但由于产品流通渠道不畅通、社会信任度低、规模效应低而导致价格高,生态扶贫这个新生儿还是不能茁壮成长。

李蓝的担忧,在市场上得到了印证。

中国社会科学院编审刑东田介绍,北京市场上,普通蔬菜两三元一斤,有机蔬菜15元左右一斤,很多人在心理上就不能接受如此高的价差。

还有就是缺乏信任。“不断曝光的有机产品造假丑闻,令消费者望而却步。生产者想卖卖不出去,消费者想买却不敢买。”刑东田说。

“因此,打通生态产品与市场之间的流通环节就显得尤其重要。”李蓝说。

绿色扶贫的必由之路

刑东田把他们的圈子称为生态圈子,这个圈子里的人,有全国政协委员,有生态与植物学研究专家,有环保专家,也有从事生态农业的企业老总等。

作为农工党北京市委生态农业课题组的成员,刑东田认为在中央扶贫攻坚战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应该将生态与扶贫有机结合。

而这个圈子里的人,也一直在身体力行。

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提到一个新的高度。2015年,生态文明建设首次列入我国五年规划。

课题组认为,通过全国性的生态扶贫,不仅可以提高广大贫困地区生产者的收入,帮助他们脱贫,而且对于重建城乡互信、改善生态环境、保障食品安全等诸多方面,对于中国生态运动从小众走向全社会,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蒋高明也是这个“圈子”里的人,根据他在全国各地的调查,针对中国经济下滑、农民工可能大量返乡等现实问题,他提出用高效生态农业破解农村贫困、消除乡村环境污染、带动农民和农二代大学生就业等系统解决方案。

从2007年起,蒋高明就开始在自己的老家——山东省平邑县蒋家庄养牛和种地,他种地的理念是,不仅要将有利于生态农业的技术应用在试验田里,而且要坚持“六不用”——不用化肥、农药、农膜、除草剂、激素、转基因,以实现农业的“低投入、零污染、高产出”。

这样做的结果是,土壤质量开始改良。

检测数据显示,2007年,20厘米内土壤层的有机质含量是0.71%,全氮的含量是0.058%;2014年,相应的数据为2.41%和0.247%。除了土壤营养元素和有机质升高外,土壤微生物和动物群落也开始恢复,多年不见的蚯蚓等回到了农田。

虽然这些年一直为农场持续进行投入,但让蒋高明高兴的是,现在农场的产品也“找到了市场”。

除了有销量,农场产品的口碑也相当不错。在淘宝上,不少人用“非常好”“真棒”,甚至大段的文字来为农场的产品点赞。

“我们的农产品到底好不好,看得见,测得出,吃得出。”蒋高明对自己的有机农业的产品信心满满。

“我理想中的生态农场首先肯定是要生态平衡,生态是多样的、结构是完整的。”蒋高明说,虽然现在农场发展得挺不错,但离自己的理想状态尚有一段距。

“农业生产方式不再破坏自然和环境,产出的是优质的产品,能卖出好的价格。通过消费,资本再回到农村,人们也不再挤向城市,而是在农村就业,这样城乡也就能实现和谐。”蒋高明说。

“高效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优势,尤其对于我国来说,人多地少、释放城市人群的购买力、可获得更多的食物数量、促进乡村生态环境保护等,尤其适合中国国情。”蒋高明对法治周末记者说。

国外经验:法律政策+财力科技

国外是如何发展生态农业的?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生态农业就在瑞士、英国、日本等国出现。目前世界上实行生态管理的农业用地约为1055万公顷。

完善的法律体系是生态农业迅速发展的基础。

德国的农业有一套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一般农产品种植必须遵循7项法律法规,即种子和物种保护法、肥料使用法、自然资源保护法、土地资源保护法、植物保护法、垃圾处理法、水资源管理条例。

强有力的财政支持是生态农业迅速壮大的前提。而雄厚的科技实力则是生态农业持续发展的坚强后盾。

澳大利亚拥有完善的农业科研与应用推广体系。德国政府每年拨专款用于“工业作物”的研究和开发,并成立了生物原料和生物能源研究中心,专门负责这方面的科研以及促进和协调全国“工业作物”的种植和新技术、新工艺的推广。

发展中国家也已开始绿色食品生产的研究和探索。一些国家为了加速发展生态农业,对进行生态农业系统转换的农场主提供资金资助。

美国一些州政府就是这样做的,依阿华州规定,只有生态农场才有资格获得“环境质量激励项目”;明尼苏达州规定,有机农场用于资格认定的费用,州政府可补助2/3。

这一时期,全球生态农业发生了质的变化,即由单一、分散、自发的民间活动转向政府自觉倡导的全球性生产运动,各国大都制定了专门的政策鼓励生态农业的发展。

文章来源:法治周末

原文链接:http://www.legalweekly.cn/index.php/Index/article/id/9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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