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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藏毯的时空旅行

作者:21世纪经济报道特约记者 余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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湟中县的一切,都与塔尔寺有关,加牙藏毯也不例外。

加牙村离塔尔寺十多公里,从前没有市声,能听到塔尔寺的暮鼓晨钟。独特的藏毯编织技艺在此流传了数百年,传到杨永良,已是第七代了。加牙藏毯的诞生缘于塔尔寺扩建,需要大量卡垫和柱毯,随后,藏毯又在游牧民族中流行开来。小小的加牙村,曾生产了青海4000多平方公里的草原上牧民的马垫、寺院里大部分的卡垫、柱毯,销往青海湖草原、祁连山草原乃至内蒙古。

传统的藏式卡垫、马垫色彩明艳,以蓝、红、黄、绿为主,对比强烈,图案包括花朵、麋鹿以及几何的色块,乍一看,像塔尔寺里色彩浓艳的壁画。

加牙村里,还保存着一段明代的城墙。这个小小的村落,在当时是屯兵的重镇,杨永良的先祖,是随军从金陵迁来的。种种历史机缘,让这里成为藏、汉、蒙、回等多民族文化交汇、碰撞与融合的地方。站在莲花山上远眺,塔尔寺鳞次栉比的庙宇殿堂上,汉式建筑中的歇山顶、庑殿顶坐落在藏式平顶建筑上,浑然一体,仿佛得其所归。

加牙藏毯,实际上也是汉、藏、蒙等文化杂糅的产物。从花纹、配色、用料到编织技艺,背后古老神秘的文化密码,都被杨永良这样的手工艺人,通过双手日夜的编织,世世代代地流传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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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岁末的青藏高原很荒凉,夏日如茵的草原,已凋敝枯黄,和戈壁、沙漠连成一片。这片土地上,仿佛只有塔尔寺的经幡、青海湖碧蓝的水以及杨永良编织的藏毯是斑斓明艳的。

高原的空气稀薄,寒气逼人,衬得夜愈发幽静。村边的小河并未完全结冰,呜咽般的水声也听得一清二楚。杨永良坐在织机旁,呼吸着炉子发出的淡淡煤烟味,熟稔地编织着藏毯。白天有干不完的农活,晚上才有空闲。炉子上温着廉价的青稞酒,冒着热气。累了的时候,他便走到廊下,对着清朗的高原星空,抽一根烟,喝一口酒,盘算下家里的开支。生活虽然艰辛,总归还是美好的。

加牙村离塔尔寺不过十多公里,稀疏的田园和村庄点缀其间。从前没有市声,能听到塔尔寺的暮鼓晨钟。公路只修到了村口,下车后还要走一段黄土路。村庄的阡陌上,着形形色色的服饰的村民,赶着藏细羊与耕牛穿梭往来。

他的家是一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门前的土刚刚松过,等春天来时播种蔬菜。 眼前54多岁的男人,皮肤黝黑,皱纹深刻,比想象中要苍老些。他的二哥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得脑膜炎去世了,而大哥,也早已不在人世了。杨永良觉得,自己活到50多岁,已经是“老人”了。

日光明丽,他把椅子搬到走廊上,泡了两杯茯茶。实在没有什么可待客,他的妻子用自家腌制的酸菜炒了一盘红薯粉丝端到我面前。

离他家不远,有一段黄土垒成的残垣,现已做了一户人家的院墙,如果他不提,谁都不会想到,这是一段明朝就存在的城墙。残破的墙体靠着一个牛棚,一个不知名的树丛墙里长出来,把崎岖的枝桠伸向湛蓝的天空。

在村子不远处,还保留着加牙村的边界墙,在明朝的时候,加牙村是屯兵的重镇,建立城墙和边墙,一墙隔开游牧民族与农耕汉民族。杨永良的先祖是明代从金陵随军迁过来的。正因为如此,在历史的嬗变中,加牙村成为藏、汉、蒙、回等多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地方。

湟中县的一切,都与塔尔寺有关。加牙藏毯的兴衰也不例外,无形之中,也影响着并不信奉佛教的杨永良的命运。

与杨永良的先祖定居青海差不多同一时代,为纪念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哈巴大师的塔尔寺开建。经过数百年的扩张、重建,塔尔寺逐渐形成了今日的恢弘的规模。莲花山上,数千间佛堂僧舍屋瓦嵯峨,鳞次栉比,金碧辉煌庄严。在大金瓦殿的千年菩提树下,磕长头转经的信徒络绎不绝。

清康熙年间,塔尔寺再次扩建,为供应寺院装饰及僧人诵经的坐垫,藏毯便在塔尔寺附近的湟中加牙村应运而生。据《湟中县志·手工业》记载:“清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宁夏地毯工匠大、小马师来湟中加牙村,村民马得全、杨新春二人拜其为师。民国二年(1913年),加牙村有织业学校1处,与村民共做马褥、地毯。产品花样新奇、精致,在县内及甘肃武威等地销售6000余条。”此后,马、杨两家的编织技艺世代相传。马家随后迁往西宁,杨家世代居于加牙村,传到杨永良,已是第七代。父亲曾跟他提过,1929年前后,塔尔寺还向祖父订购了一批卡垫,家里叔伯兄弟没日没夜的赶工,织了一两年才完工。时迁世异,其间战乱频繁,政治风云波谲,塔尔寺几遭磨难。杨永良数年前重访故地,祖父辈编织的藏毯已经所剩无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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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杨永良没有见过祖父,1962年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40多岁,编织藏毯的手艺在村里数一数二。杨家的兄弟姐妹多,活下来的就有八个,还有几个出生的时候夭折了,或者是1960年代初闹饥荒的时候饿死了。

父亲的负担非常的重,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回来,就点着一盏煤油灯织毯子,补贴家用。兄弟几个就趴在炕沿上,看父亲手持彩线和剪刀,在排列好的竖线上来回结着“8”字扣,山川、麋鹿、苍鹰以及花朵,慢慢地就浮现出来,豆灯暗淡,照着藏毯如同织锦。

他们兄弟几个几乎从记事开始,就熟知织藏毯的各种工序。杨永良是加牙藏毯的国家级传承人,但他心里,织得更好的也许是两个哥哥。

父亲在他心里很了不起,他去西宁工作过,给马步芳的部队织过马垫。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马步芳在西宁开军工厂,他主动去应征当兵。做了一辈子藏毯,父亲的手早给染料染成蓝色。招兵的人看出他是地道的老匠人,招他进厂,教授工人织毯技艺,给骑兵织马垫。湟中地区民族众多,却也界限分明,在加牙村,如今许多上了年纪人,连西宁都没有去过。

战争结束,工厂倒闭,父亲又回到加牙村务农。杨永良出生时赶上了饥荒,整个童年又是在“文革”中度过。当时,因为种种限制,加牙藏毯从市面上消失了。每天一睁眼,七八个孩子张嘴要吃的,脸都因饥饿而浮肿,父亲选择冒险,晚上偷偷织毯子,换点豌豆面。当时,宗教活动在藏区并未禁绝,僧人念经仍需要卡垫。

织藏毯是个细致活,十分考验匠人的耐心。织一英尺的藏毯,需要超过两斤的原料,大概是整只绵羊的毛,捻线就需要一天,一个人要织两三天,这还没有算上染色的时间。据杨永良介绍,羊毛染色用的染料是橡壳、大黄叶根、槐米、板蓝根等天然植物,与石灰沤制而成。染线时,将毛线、染料一同放入锅中浸染,再拿到河边漂洗、晾干,如此反复,直到颜色足够饱满艳丽,这一过程至少要五六天时间。父亲一整个冬天,也就只能织两三块卡垫。

当时,父亲织毯根本没有图纸可依照,完全是按照脑海中构思的图案进行编织的,最后织出的图案分毫不差,完美对称。这种高超的”凭空织造”技艺,令小时候的杨永良啧啧称奇,直到自己成为一个纯熟的匠人后,他才明白“图案在心里,闭着眼睛也会织”。

1978年之后,经历了“文革”之后,藏毯可以光明正大的生产,彼时的青海湖草原、祁连山草原、玉树、果洛草原,仍有大量的骑马放牧的牧民,他们对藏毯的需求极大,杨家的订单络绎不绝,农闲时期便日夜不闲的织。1980年代初,加牙村家家户户都在织毯。当地俗语云“姑娘嫁到加牙里,不捻线着干啥哩”。现在在县城教书的加牙村人杨永昭对那时的兴盛景象还记忆犹新,“当时我从外县批发了11吨羊毛毛线,拉到村里,五天就被抢购一空。”

“修青藏线的路桥工人,回家路上,拐到加牙村,带几块毯子再回藏区,毯子转手卖给牧民,就可以赚一笔不小的零花钱。”杨永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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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加牙村属于农耕区与牧区共存的地方,村里也有人养牛羊,但编织藏毯的羊毛并不出在本地的羊身上。青海湖草原、玉树草原乃至祁连山草原的牧区的牛羊毛,绒毛厚,纤维长,弹性强,光泽度好,是编织藏毯的优良原料。

每年夏天,藏区草原的牧民收割好牛羊毛,卖给加牙村的村民。经过一个秋冬的染色、捻毛、编织之后,鲜艳的藏毯由进藏的人带回草原,搭在牧民的马背上。不论是羊毛出藏,还是藏毯进藏,都要经过日月山古道,杨永良对这条路再熟悉不过了。

从加牙村进藏,西去六十余公里,青藏公路横穿日月山。车行至山脚下,仰望两座乳房状的山丘,并不觉得巍峨。在中国自然地理上,日月山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它位于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的交汇处,也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

在青海人心中,它还有更沉甸甸的“阳关”之意。日月山在唐朝叫赤岭,远望如焰火,近看如染血,土石皆赤,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马”隘口,中原与吐蕃使臣需在此换乘对方的马,方可踏入异域。贞观十五年正月,一支浩荡的队伍,护送着文成公主远嫁西藏,过日月山,在此中转。文成公主在山顶支起帐篷,在故乡做最后的一梦。回首不见长安,西望一片苍凉。“过了日月山,两眼泪不干。”就如同“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一去一万里,总有个分别地。

文成公主进藏后,她身后的日月山古道便成了一条浩荡的文化、商贸之路。日月山附近,湟源、湟中地区,就成了文化融合、碰撞之地。塔尔寺内的庙宇殿堂上,汉式建筑中的歇山顶、庑殿顶坐落在藏式平顶建筑上,浑然一体,仿佛得其所归。

加牙藏毯,实际上也是这种汉藏文化杂糅的产物。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前,西藏的几乎没用缫丝织造技艺,而自她带去的两万匹锦罗绸缎后,藏区的贵族开始“释毡裘,袭纨绮,渐慕华风。”哈达甚至成为藏人相互致意的最好礼物。织造技艺进入藏区之后,和当地的环境发生碰撞,逐渐形成自成体系的牛羊毛编织技艺。

至今藏毯的编织技艺仍由杨永良这样的汉族人所掌握,而藏毯的使用者,却主要是藏族、蒙古族。

据杨永良回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块卡垫也要近百元,对于当时而言,是一笔巨款。有藏民牵着牛羊,用袋子装着糌粑、豌豆,再添上一些钱,来找他换藏毯。

在杨永良的工作间里,堆放着织好的藏毯,较传统的藏式卡垫、马垫多色彩明艳,以蓝、红、黄、绿为主,图案包括花朵、麋鹿以及几何的色块。配色时,通常是两种和谐的色彩并列在一起,比如红色和白色,然后杂以第三种不和谐的色彩,如蓝色,形成强烈对比。乍一看,像塔尔寺里色彩浓艳的壁画。杨永良并不能解释,为什会这样配色,只是世代这么织的。宗教学者却为其赋予了许多涵义。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汤惠生却认为,这种风格的形成,也许是起初各种绘画、配色风格汇聚到一起,融合未谐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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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杨永良家的墙上,挂着一张许久没有卖出去的藏毯,那是用在马背上的,他特地用了最稠密的织法,更结实耐用。他准备裁剪成两张卡垫,“来旅游的人或许会考虑购买。”这几年,杨永良很少织马垫,那些从前是卖给牧民的,他们曾经是藏毯最主要的消费者之一。

在青海广袤的草原上,曾生活着数十万的游牧民族,他们大半生是在马背上度过的,马是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所以牧民饰马不惜重金,有金饰、铜饰,珠玉联翩。编织毛毡,覆盖马背,鞍镫衔铃,皆用金铜。为适应逐水草放牧,游牧人居住于帐幕穹庐,庐幕内并不简陋,中立擎天柱,内挂刺绣壁毡。他们对华丽的加牙藏毯需求量极大。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夏天,杨永良常和村人们一起牵着马,带着帐篷、铁锨、干粮,沿着日月山古道,走十八九天,到达海拔5000米以上的昆仑山草原挖金子。沿途还可见风吹草低见牛羊,洁白的毡房散落在草原上,放牧的少年策马奔腾的塞外图景。即便是在九十年代,诗人海子仍在青海湖边,为马匹、牧民和野花写诗。

1980年代的藏毯“小阳春”只昙花一现。“只是为了实用性,人怎么织得过机器?”杨永良是这样理解市场的变化的。1990年代开始,内地的机器织毯流入青海、西藏的市场,价格相对低廉,手织藏毯便如泥沙俱下。到1994年,加牙村的织机全都安静下来。“一条手织的藏毯,越用越结实、越用越光亮,传三代人没有问题,而机器织的,最多也就用20来年。”此时,一位匠人对于手工藏毯的留念,就显得苍白而无奈了。

仅仅是因为机织毯的原因吗?显然不是。如今辽阔的草原已不再属于马、牧民。进入21世纪,政府开始推行游牧民族定居工程,“成果显著”。牛、羊急剧减少,牧民们纷纷转行。他们曾是加牙藏毯最重要的消费者。

杨永良一生中,只有一次后悔过学织藏毯。

1990年代中后期,村里的青年开始纷纷外出打工,挣的钱比种田放牧多。他的三个孩子在县城读书,每年日子过得捉襟见肘。“早知如此,当初还不如学个泥瓦工,干建筑多挣钱啊。我这把岁数如果去做小工,也没人要,还得回去织毯子。”

加牙藏毯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后,他被评为该项目的传承人。游客有时会买,慕名而来的订单也多了些,“收入和打工也差不多。”他开始向市场靠拢,织起汽车垫子、挂毯等,图案也新潮起来,梅、兰、竹、菊。

如今,只要听说哪里的地毯厂破产了或者处理毛线了,杨永良总忍不住拿上从牙缝里省下的钱,跑去买来价格较低、质量上好的毛线保存起来,虽然暂时用不上,但他总想着,什么时候,藏毯也许还能再有春天。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原文链接:http://epaper.21jingji.com/html/2016-02/23/content_3256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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