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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中国古代生物多样性观念及其在灾害防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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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龚光明 严火其(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

*基金项目:科技部973专项课题“不同文明的生物多样性智慧与病虫害可持续控制研究”(2006CB100203)阶段性课题。

我国古代先民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已经认识到生物多样性的存在,并在生产生活中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人们发现不同的地域特征、气候条件,适宜不同的农作物生长,如果不顾各地的自然状况而不加分别地种植一样的作物,很可能劳而无功。同时,古代先民也认识到,不同的作物受自然灾害破坏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基于此认识,人们十分重视“种谷必杂五种,以避灾害。”(1)P60在虫害防治方面,也总结出许多利用作物的多样性防治虫灾的方法。事实上,在人类出现很久以前,昆虫居住于地球——这是一群非常多种多样和和谐得生物。在自从人类出现后的这段时间里,五十多万种昆虫中的一小部分以两种主要的方式与人类的幸福发生了冲突:一是与人类争夺食物,一是成为人类疾病的传播者。(2)P11

一、世间万物的多样性

古代文献中,关于生物多样性的论述很多,涵盖社会思想、农业生产、生活等诸多方面。现代科技已经证明,生物多样性为人类提供了生产、生活必需的食物、木材、纤维、药材以及多种工业原料,还提供了保持土壤肥力、保证水源以及调节气候等功能,其对于人类,乃至世间万物意义都极其巨大。

首先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存在的必要性。《中庸》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认为世间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理由,每个事物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发展的规律,这并不妨碍其他事物。包括害虫在内的所有昆虫也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并不因为它仅仅对自然界某物种有害就应该灭绝(这里的物种主要指人类,因为万物之中,只有人类从自我利益出发,片面地认为某些昆虫危害了其利益。而实际上,人类并没有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正是因为其破坏了自然界的某些生存平衡,或者说是打破了万物和平共处的客观条件,导致了包括昆虫在内的原有生存环境的丧失,它们为谋求生存而不得不“侵入”他物的领域,包括人类。正因为万物的差异与不同,整个世界才能不断地发展,反之,若只有统一而没有矛盾、斗争,世界就会死气沉沉,缺乏发展的条件和动力。因此,《国语·郑语》中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强调生物多样性还体现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及爱惜生命上,《周易·系辞下》说“天地之大德日生,”这里的生命不仅包括人类,更指世间所有事物的生命,万物自由地生长是天地赋予的权利,任何人和物都无权剥夺。当然,儒家所主张的对事物的爱是有差等的,遵循由自己的亲人到他人的亲人,到所有的人,最后是万物,这是由儒家所主张的“人本”思想决定的,也是由人不同于草木禽兽等万物所决定的,故《苟子·王制》中有:“水火有气而元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道家则与儒者不同,他们认为万物是平等的,《庄子·秋水》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从“道”的角度看,万物生来平等,而世间的贵贱之别,是人的自我感觉而已。《庄子·秋水》中还说,“计四海之在天地之间也,不似箔空之在大泽乎?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米之在大仓乎?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豪末之在于马体乎?”人,只是宇宙间极微小的一分子,并不像人类自认为的那样,是万物之主。可见,庄子对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看得很正确。“万物因时受气,因气发生,”(3)万物都是由于自然界的气运动、变化而生长发育的,因此,万物本身并无优劣之分,贵贱之别。

可见,无论儒家、道家,都主张世间万物是平等的,都有存在的理由和发展的规律,把人看成是世间万物中的一部分,确定了其生物多样性的观念。而随着科技的发展,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西方社会坚持“人类中心主义”,自认为自己是“高等”动物,拥有智慧,产生了优越感,如此心理使他们无法平等地对待其他生物(甚至歧视其他人种),结果,为了自己眼前点滴小利,而严重地破坏生态环境。因此可以说,我国古代的生物多样性观点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截然不同的。

其次生物多样性还表现在生产和生活上。大自然是奥妙的,同时也是万物共生的。气候、土壤、山川、河流等千差万别,不可能把如此多样性的世界简单化、单一化,多样性的环境因素成为生物多样性的前提。《禹贡》把当时的全国分为九州,认为每州土地各不相同,分为九种土壤,而且,不同的土壤适宜不同的作物生长。先秦时,人们已经认识许多动植物。《诗经》有大量有关动植物的诗句,以下这些植物在《诗经》中都有描写:麻、谷、桑、蘩、萑苇、葽、郁、奠、葵、菽、枣、稻、酒、瓜、壶、苴、荼、樗(臭椿,其嫩芽去臭后可食)、黍、稷、重(即穜,先种后熟之谷)、穋(后种先熟之谷)、禾、茅、韭等。有些诗歌以动植物的名称为题,如“葛覃”“卷耳”等篇。可见,当时生物种类很多,其中既有农业生产种植的农作物,也有大量野生植物,这些植物中,许多可食用,粮食不足时可采食充饥。如《卷耳》中有“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卷耳”即苍耳,古代曾用作食用。《采蘩》中则有“于以采蘩?于沼于{止。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用于“公侯之事”即祭奠祖宗。事实上,蘩还可食用,古人知道“于沼于沚”、“于涧之中”采得,说明已充分了解其生长习性。《诗经》中类似的诗句很多,说明当时人们已经在现实生活中充分利用了生物多样性。春秋战国时期,果树种类也很多,大致有:桃、李、梅、棘(枣)、榛、栗、檖、杜、甘棠、常棣、唐棣、郁李、莫、长楚、杏、梨、桔、柚、沙棠、朹、被等。而当时的食用蔬菜的种类也达40多种,其中为人工栽培或经人工保护当然有:瓜、瓠、菽、韭、葱、薤、蒜、葵、蔓青、菱、荷、芹、苟、姜等十五六种。另外,为人们采摘食用,或在灾荒年分充作备荒植物有:荼、蒲、芦服、荠、蕨、蓼、萍、薇、苋、卷耳、荇、堇、藜等多种。(4)可见,当时的植物种类已经极为丰富,且多被人们在生活中使用。

我国古代作物种类繁多,俗称“五谷”,实际上更多,有的种类划分很细。《齐民要术》中记载粱、稻、菽等细致划分的类别,“粱者,黍、稷之总名也;稻者,溉种之总名;菽者,豆之总名。三谷各二十种,为六十;蔬、果之实,助谷各二十,凡为百种。”(5)P36王祯也记载了一些植物的使用,“夫蔬蓏,平时助食,俭岁可以救饥;其果实,熟则可食,干则可脯,丰歉皆可充饥;古人所谓‘木奴千,无饥年’,非虚言。”(6)有些植物不仅可作食用,且可用于医学等其他用途。《诗经·芣苢》“芣苢”即车前子,可用作野菜,也可入药。动植物种类繁多是宇宙万物自我运动的结果,但动植物种类众多,也给人类及各种动物的生存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晁错说,“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粟、米、布、帛,……一日不得而饥寒至。”(5)P2商周时期,统治者重视祭祀活动,而祭祀中所需贡品种类也很多。在祭祀时,要奉献上每一季节的新鲜农业收获物,配上各种畜产品,《礼记·王制》记载,春天荐韭配卵,夏天荐麦配鱼,秋天荐黍配豚,冬天荐稻配雁。还有祭祀规模与等级的不同需要的农业收获物和牲畜也不同。(7)

二、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灾害

我国古代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还表现在对农业灾害的防治上,人们认识到一些物种的不同抗灾性能,并用以防治水早等灾害。根据各地的气候、土壤等具体情况,选择多样性的作物品种以抗拒各种灾害,如北方黄河流域,由于降水量较少,在原始时代,就选种耐旱且早熟的粟和黍,从而奠定了我国北方旱作农业的基础。

首先,重视选择抗灾品种。人们很早就注意抗灾物种的选择,《齐民要术》在这方面有很多记载,“朱谷、高居黄、刘猪獬、道愍黄、聒谷黄、雀懊黄、续命黄、百日粮,有起妇黄、辱稻粮、奴子黄、麦争场等,此十四种,早熟,耐旱,熟早免虫。”(5)P42这里的十四种作物均为粟类,同一种作物中,有些不具抗灾性能。但为了获得好收成,不被灾害,这里提供了广阔的选择空间,且是具有两种免灾性能,更为可贵。有抗灾的,也就有不具抗灾性的,《齐民要术》记载,“竹叶青、石抑阏、水黑谷、忽泥青、冲天棒、雉子青、鸱脚谷、雁头青、揽堆黄、青子规:此十种晚熟,耐水;有虫灾则尽矣”此十种谷物,于虫灾毫无抗性,但却有耐水的特性,如果在一些雨水充足,而虫害较少的地区,则可扬长避短,发挥其抗灾作用。先民们对于作物特性的观察是甚为细致的。唐宋以前,北方地区一直是我国的粮食主要产区,而该地区有其特殊的气候特征,即多旱少雨,多风干燥,贾思勰不仅总结了利用作物多样性防治旱灾,也注重防治风灾,他记载了24种抗风品种。(5)P42此后,农学家们始终倡导抗灾品种的优先栽培,王祯为了防治蝗灾,“言蝗不食芋桑与水中菱芡。或言不食绿豆、豌豆、豇豆、大麻、芝麻、薯蓣,凡此诸种,农家宜兼种以备不虞。”(8)通过选种不同的作物品种防治不同的农业灾害,充分显示了古代人民对生物多样性的重视,也说明了先民们对于农作物观察的细致,以及他们对各种灾害的认识的加强。

其次,利用树木等的多样性防治灾害,“《务本直言》说:‘古人说:木奴千,无凶年,’所谓木奴,指的是一切树木。树木自生自长,不费不食,不愁水旱;其果实、木材等物品,可以自用,有剩余又可以变换可种种物件。假如能够广泛栽种,不但没有凶年的灾患,而且也有长远的利益。”(9)多栽种树木,不仅可以减少近忧,还可避免远患。这也是树木多样性给栽种者带来的好处。

世界上出现生命后,经过漫长的进化过程,逐步达到与自然界的破坏力量相适应的状态,通过竞争选择性地淘汰了那些适应能力差的生物,只有那些具有抵抗能力的种类存活下来。人类不应干预万物的生存,而是应该让其按自然原则淘汰生存。利用生物多样性应对自然界的变化,防止其不正常的变化,而不是人为地去改变环境,甚至通过毁灭性地消除某些生物来保全人类,这既是无法做到的,也是严重违反自然竞争规律的,最终导致对环境的严重破坏,从而也危急人类及万物自身的安全。提倡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各种灾害,适合当今生态农业发展的要求,也符合环境健康发展的要求,所以现代人们提出利用过去某些生物的抗灾基因研发抗性强的作物品种已经受到社会的重视。

三、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虫灾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不断与灾害斗争的历史。而虫灾作为一种最严重的生物灾害,由于其迁飞特性.受到极度重视。人们不断地总结应对虫灾的经验,治本与治标紧密结合。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虫灾是一种良好的治本措施,用现代的话说,也是一项生态措施,值得提倡与进一步研究。
首先,在轮作方面利用生物多样性。农业生产上,某些作物如连续在同一块田地种植,不仅造成减产,有时还会增加虫灾的发生。古代人们对此已有明确的认识,并且总结了哪些作物连续种植可能产生虫灾的经验,提出了防止办法。大多数作物都要实行合理轮作,《齐民要术》说,“谷田必须岁易。”缪启愉先生注曰:“谷子吸肥量多,并且为了消除病虫害和减少杂草,更有轮作的必要。”因此,贾思勰所说的“谷田岁易”有防止虫灾发生的因素。他在“种麻篇”中有“麻欲得良田,不用故墟,”、“水稻篇”中说“稻,无所缘,唯岁易为良”。(5)P67,86,100都是出于防止虫灾的目的。

其次,间种套作方面利用生物多样性。蚕桑业是我国古代除粮食生产外最重视的生产部门,人们对于桑间的套种作物,在防虫方面有所研究,“桑间可种田禾,与桑有宜与不宜。如种谷,必揭得地脉亢干,至秋梢叶先黄,到明年桑叶涩薄十减二、三,又致天水牛,生蠹根吮皮等虫;若种蜀黍,其枝叶与桑等,如此丛杂,桑亦不茂。如种绿豆、黑豆、芝麻、瓜芋,其桑郁茂,明年叶增二、三分。种黍亦可。”(10)P189不仅说明了不宜桑间种植的作物,也列出了可间种的作物。缪启愉认为“豆类是宜于桑园合理间作得作物,其枝叶覆蔽地面,能减少土壤水分得蒸发;根系密布行间而较浅,能使土壤质地疏松,通气良好,也有利于保墒;特别是根瘤菌有固氮作用,可以提高土壤肥力。”(10)P171贾思勰也论述过这方面问题,这些都是利用农作物的多样性防治虫灾,如果作物单一,那就毫无选择余地。利用多样性来预防虫灾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科技已经证明:害虫问题的发生是随着农业的发展而产生的——大面积土地精耕细作一种谷物。这样的种植方式为某些昆虫的数量的猛烈增加提供了有利条件。……很明显,一种食麦昆虫在专种麦子的农田里比在麦子和这种昆虫所捕适应的其他掺杂混种的农田里繁殖起来要快得多。(2)P11-12可见,大面积地播种同一种作物对于害虫的繁殖、生长是极为有利的,可以通过间种播种些害虫不喜食的作物杜绝这种情形的发生。

再次,利用生物多样性治理虫灾。以上是利用生物多样性预防虫灾,但虫灾发生的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先民们也总结了一些利用生物多样性治理虫灾的经验。《周礼》中记载了多种药剂治虫方法:“嘉草熏之”,“莽草熏之”,等。都是利用多样性的药物治虫的方法。郑玄《注》中说,“莽草,药物,杀虫者。熏之则死。”(11)《氾胜之书》中也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主要是利用“艾”这种植物性药物防治仓储害虫,“取干艾杂藏之,麦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顺时种之,则收常倍。”(12)

现代生物学证明,世间万物之间是一个巨大的生态链,每个生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每个环节都有其应有的作用。我国古代先民尽管没有论述此理论,但是在农业生产等方面却在实际的运用,在应对虫灾方面也如此。在实际生活中,人们观察到有些鸟类喜食蝗虫等虫类,他们就采取措施保护这些益鸟,甚至于政府发布保护益鸟的法令。《宋史·五行志》中有关于食虫益鸟的记载,“翙鹆食蝗,禁捕翙鹆”。在元代,当人们发现蝗“在地者为鹙啄食,飞者以翅击死,诏禁捕鹙。”(13)这些史料足以证明,当时人们已经对保护食虫益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利用自然界中事物相互克制的特点来治理虫灾,既达到消除虫灾的目的,又有利于生态间的平衡,可谓一大进步。

结语

我国古代先民已经具有生物多样性的观念,认识到生物多样性对于自然、万物、人类的意义;在实际生产、生活中,充分利用生物多样性发展农业生产、丰富自己的生活,并重视以此来预防对生产不利的因素的发生。我国古代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灾害的知识,对于今天乃至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利用生物多样性防治虫灾比利用化学药剂治虫,具有更大的可取性和长远前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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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缪启愉:《齐民要术校释·收种第二》.北京:农业出版社.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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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缪启愉:《元刻农桑辑要校释》.北京:农业出版社.1988。
(11)夏纬瑛:《周礼》书中有关农业条文的解释.P21.北京:农业出版社.1979。
(12)石声汉:《氾胜之书今释》.F34.北京:科学出版社.1956。
(13)宋濂:《元史卷二十·成宗本纪第三》,北京:中华书局,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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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业考古》期刊,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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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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