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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枢元:将“生态”观念注入文学理论的机体

文/陶冠群 胡单芳(苏州日报)

鲁枢元

鲁枢元

鲁枢元,祖籍河南开封,生于1946年1月。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兼职特聘教授。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项目中国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文学跨界研究,坚信学术姿态应是生命本色的展露。在文学心理学、文学言语学、生态批评及生态文艺学诸领域有开拓性贡献,主要著作有:《创作心理研究》、《文艺心理阐释》、《超越语言》、《精神守望》、《蓝瓦松》、《生态文艺学》、《生态批评的空间》、《陶渊明的幽灵》 等。1988年被国家人事部遴选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今年8月,《陶渊明的幽灵》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文学研究成了我日常生活的真实境域

苏周刊: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您是在什么契机下开始关注现代社会生态问题,并尝试把文学与生态学相结合开展跨界研究的?

鲁枢元:有意识地关注生态问题可能源于1990年夏天带领我的两位研究生的那次陕北之行。师徒三人背着旅行袋游走于米脂、榆林、延安、佳县之间,在晋陕峡谷泅水,在毛乌素沙漠投宿,算得上一次田野考察。那时,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内地的经济发展初见成效,与此同时都市的生存环境开始恶化,城市人的精神风貌与道德水准开始下滑。而在偏远地区,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虽然低下,却还拥有洁净的溪水、清新的风、星光灿烂的夜晚;乡野中仍然保留了许多善良、质朴、淳厚的品格。一次在野外赶路,夜色降临,不免有些胆怯,就问路过的乡民此地治安如何,有无坏人出没。不料乡民竟大声回答我们:坏人都在城市里!

20多年过去,这位老乡的喊话还时常在我耳边响起。大多贪污腐败、造假卖假、巧取豪夺、见死不救的现象不全发生在经济发达的大都市里吗?经济发展当然是必要的,但经济发展一定要以牺牲一个民族优良的传统道德为代价吗?幸福生活一定要以丧失清新的自然环境为前提吗?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们已经征服了世界,但却在征途的某个地方失去了灵魂!”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将自然生态、人类精神、文学艺术一并纳入我的研究视野,开始了我的文艺学与生态学的跨界研究,并尝试着将“生态”观念注入文学理论的机体,将“诗意”植入当代生态学的体系。

苏周刊:跨界研究势必要涉及自己并不熟悉的领域,所付出的心力可想而知。您长期从事文艺学跨学科研究,能谈谈其中的苦与乐吗?

鲁枢元:关于我的文艺学跨界研究,学林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三本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语言学》、《文学与生态学》。这三本书,135万字,似乎可以证明,在以往的三十年里,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教师与研究者,我确曾在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多个学科领域摸索过、探讨过,在多个学科间尝试过一些跨界与拼接,沟通与整合。

三本书的总标题为“文学的跨界研究”,这个“跨”字,对我来说实际上是“爬”,不是“跨越”,是“攀爬”。不同的两个学科就像两座山,别人或许轻轻一跃就可以“跨”过去;而我,由于根底差,缺乏严格的学术训练,却往往先要一步步从这边的山头“爬”下谷底,再一步步“爬”上对面的另一座山头。

心理学、语言学、生态学的三次跨界研究,就像从我的生命之树上自然生发的三根枝条,虽然谫陋,却蕴含着自己生命的汁液。对我来说,文学研究已不仅是一种职业,它同时也成了我日常生活的真实境域。当我在多种学科中徜徉、游弋时,虽然不乏困顿、焦虑,倒也常常能够体验到一种近乎“飞天”似的升腾与坠落的欢愉。

文学艺术应起生态警示的作用

苏周刊:您曾发表文章提出“文学艺术应起生态警示的作用”,就现状而言,您觉得我国文艺界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鲁枢元:生态文明建设也是一个安全问题,即生态安全问题。据美国国防部战略研究机构披露,20年后生态灾难给世界带来的安全威胁将超过恐怖主义。著名物理学家霍金也曾指出,地球变暖对人类的安全威胁将超过核战争。在全球化时代建构生态文明不仅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需要,实际上也已成了人类自身安全的需要。

比起西方社会,我们国家工业化、现代化的起步要晚得多,因而对于工业化、现代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尤其是生态方面的负面效应缺少必要的警觉与反思。在一个时期里,盲目乐观主义占上风,“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一度也成了文学艺术领域许多文学作品的基调。与此相反,高度发达的西方国家在对待自然方面反而唱起“低调”,电影艺术界接连推出的“公害片”、“灾难片”,就为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人们敲起警钟。

在我们这里,还很少看到我们自己创作的以生态灾难、生态困境、生态危机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成功的、在社会上引起重大反响的更是没有。一些纪录片电影和一些纪实性摄影可能要好些。这与生态领域愈演愈烈的严峻形势显然是不相称的。即使从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意义上讲,近年来接踵而至的“非典、禽流感风潮”、“雾霾、沙尘暴”、“长江截流”、“黄河断流”、“鄱阳湖干涸”以及势头凶猛的外来物种对于中华本土物种的侵袭,都还没有进入我们的文学艺术家的视野,更不要说为生态安全发挥警示作用了。

幸福生活的获得并不一定以大量物质的占有为代价

苏周刊:您在十多年前就撰文反复呼吁一种“低物质能量的高品位生活”,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观点?

鲁枢元:据说小孩子在夸耀自己家庭的优越时,已经有了新的话语方式。早些年是说“我爸爸可以打败你爸爸”,现在则说“我爸爸可以买下你爸爸”。一词之差,体现了社会价值由“权力”向“金钱”的蜕变。以“金钱”为指数的奢侈消费更是成了权衡优越、显耀成功的主要尺度。

以科学技术为武器的工业革命对自然的节节胜利,使人类的占有欲极度膨胀,地球已经负担不起如此饕餮、近于疯狂的人类。有人根据太阳向地球输送的能量和地球生物圈内有效的生物量计算得出,地球所能负荷的人口是80亿,如果按照美国人对物质能量的消费标准,地球只能养活十亿人,而目前地球上的人口已经超过60亿,而且人人都想活得像曼哈顿的金融大亨,任何高超的技术和高明的管理面对这种“持续发展”的势头,都将无济于事。

幸福生活的获得,一定要以大量物质的占有、大量能量的损耗、大量商品的消费为代价吗?贝塔朗菲得出的恰恰是相反的结论:“在生活过度富裕的时代里,生活会变得没有目标和意义”,一个“病态社会”的主要症候就是:“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生物需要,但却使人的精神需要挨饿”。

苏周刊:在您看来,这种“低物质能量的高品位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

鲁枢元:有没有可能寻找到一种“低物质能量运转中的高层次的生活”?我自然想到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一再宣示的“在诗意中栖居”。也就是将审美、诗意、艺术创造引进我们的日常生活。

注重精神生活的人,对于外部物质生活总是较少地依赖。诗人陆游,“细雨骑驴入剑门”,没有乘小轿车、没有排放一路的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硫,并不影响他留下一路优美诗篇。小说家托尔斯泰,为全世界的几代人提供了丰盛的精神食粮,自己到头来只是一袭布袍、一根拐杖,随风化解在俄罗斯的田野林间。安徒生没有上过高速公路,没能睡过豪华宾馆,一辈子孤独地守护着自己那颗善良、纯净的心,却为全世界的孩子们写下那么多优美的童话。曹雪芹喝稀粥、吃咸菜、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照样写出千古绝唱《红楼梦》。

而在高度工业化、商业化的大都市,一个普通公民消耗的物质和能量可能是陆游、曹雪芹、托尔斯泰的千百倍,然而他究竟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奉献了多少?或者不说为社会奉献,他自己获得的幸福感又能比这些诗人、艺术家多多少呢?

说到这里,您会觉得我说的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所谓“低物质能量的高品位生活”,就是一种追求诗意的、充满艺术精神的生活,那也是一种充满了“博爱”与“同情”的生活。如同司汤达所说:“艺术是幸福的承诺。”当然,不是一般的附庸风雅,像某些“土豪”买上一大堆精装书做装潢,陈列在客厅里。

苏周刊: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来达到“低物质能量的高品位生活”状态?

鲁枢元:以上我所说的其实包含有这样的意思:以精神资源的开发替代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以审美愉悦的快感取代物质挥霍的享乐,以调整人类自身内在的平衡减缓对地球日益严重的压迫。关键在于走出“消费”的误区。从艺术和精神的本来涵义说,它们都不是“消费”,而只能永远属于“创造”,一种绝对个人意味上的创造。处于艺术欣赏状态中的任何一个人,此时此刻他就是“艺术家”;任何一个能够真正欣赏荷马的人,他自己就成了一个荷马!

奥斯卡·王尔德说:“艺术永远不要作大众化的尝试,而是正好相反:大众应当努力使自己成为艺术家。”

摆脱商业消费的强大逻辑,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寻求另一种生存的境界,高扬另一种生命的价值,可能会成为走出生态困境的另一条途径。

苏州园林最大程度营造了“诗意栖居”的生态环境

苏周刊:苏州园林有着“城市山林”之称,被认为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您在苏州工作生活十多年了,您经常去苏州园林吗?印象如何?

鲁枢元:我曾编纂出版过一部生态批评资料集,书名是《自然与人文》,编后我开始坚定地认为:“人与自然”的问题是人类的一个“元问题”,一个关乎人类命运而又几乎无法真正解决的问题。人类的文明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与自然对立、冲突的过程中发展进步的。而苏州园林是一个例外,是中国古人为文明与自然的沟通、亲和、圆融建立的典范,在最大程度上营造另一个“诗意栖居”的生态环境。我所尊敬的金学智先生在他的《中国园林美学》一书中已经有独到的论述。问题在于这些园林毕竟当年只能为贵族享用,即使现在,像拙政园的门票也还是可以把一般劳苦大众挡在门外。好在“园林情结”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我的老家开封,穷人家的院落里也总是要种上几丛花花草草,稍富裕一点的人家,还要摆上“上水石”、“养鱼缸”,以此满足亲近自然的心理。

苏周刊:您把文学批评的社会功能称为“恢弘的弱效应”,“恢弘”和“弱”这两个形容词似乎是有些矛盾的,这要怎么来理解呢?

鲁枢元:让我举个例子来说吧,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时,《文汇报》的纪念文章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一根火柴,点亮了全世界的童心”。这标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它无意间证实了我始终潜藏在内心的一个观念:文学,是一种恢弘的弱效应。

至于一首小诗、一篇童话究竟如何由幽微柔弱最终达成持久恢弘效应的,现在的文学理论似乎还不能说清楚。现代量子物理学中也讲“暗物质”、“微能量”、“弱相互作用”,怕也很难一下子运用到文学现象的解释中。我倒愿意相信维特根斯坦说过的一句话:“科学没有什么神秘,倒是文学艺术中有一些神秘不解的东西”。不管是安徒生的童话也好,还是蒲松龄的小说也好,其中都可能有一种《道德经》里所说的那种“恍惚”、“窈冥”、“惟希”、“惟微”的东西,这些东西可以深入到我们的人性深渊、文化深渊,激活我们的情绪记忆、原始记忆,引领我们进入人类集体无意识的库藏,把不同时代、不同种族、不同年龄的人的心灵沟通起来,从而使我们的世界恢弘起来。

人类内在素质的提高与外在环境压力的缓解有赖于“精神”因素

苏周刊:您在进行生态批评研究时提出,“将精神作为一个内源性的变量输入生态学里”,如何理解这句话,您能举些例子来说明吗?

鲁枢元: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人们想出来的种种清除污染、治理环境的工程技术、管理规章,但似乎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一如“扬汤止沸”,乃至愈演愈烈。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僧曾固执地对我说起:佛度众生,一亩地可能养活十个人,人类生存的这个南瞻部洲,足以使八百亿人安居乐业。现在之所以不行,是因为人心太坏、贪欲太多。“土地”和“人口”,无疑是目前人类生态难题中的两大因素。在“土地”与“人口”之外,老僧又引进一个重要的变量:“人心”,这在以往的生态学中却是被一直忽略掉的。

人不仅仅是自然性的存在,不仅仅是社会性的存在,人同时还是精神性的存在。因而,在自然生态与社会生态之外,还应当有“精神生态”的存在。如果说自然生态体现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社会生态体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么精神生态则体现为人与其自身的关系。精神性的存在是人类更高的生存方式,人类的精神因素注定要对人类面临的生存境遇产生巨大影响。新的发展理论将把“精神的进化”看作社会发展的重要尺度。这既是一场社会革命,又是一场人的革命,关于人的心理与素质的革命。把“精神”因素引进生态环境中来,人们将因此获得双重效应:人类内在素质的提高与人类外在环境压力的缓解。

当代的“精神问题”并不会随着科学技术向着尖端的快速发展而自行消失。生态平衡要走出进退维谷的境地,就必须引进一个“内源调节”机制,在动态中通过渐进式的补偿,在推动社会发展的同时,达成人与自然的和解。而这个“内源”就是“心源”,就是人类独具的精神因素。人类的优势,仍然在于人类拥有精神。

对待“人与自然”的问题,陶渊明是个经典的范例

苏周刊:古往今来,在中国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灿若繁星,您选择陶渊明作为生态批评案例来深入研究的理由是什么?

鲁枢元:从20世纪后期,生态学研究开始转向人类社会、人文领域。“人与自然”的问题,成为生态批评的首要问题。成了一个既让所有平民百姓日常随处遭遇到的问题,也成了让世界各国首脑头痛不已、束手无策的问题。而在对待“人与自然”这个问题上,中国古代诗人陶渊明却是一个卓越、奇特而又经典的范例。梁启超在民国十二年出版的《陶渊明》一书中,曾一口气连用七个“自然”形容陶渊明的伟大,认为他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典范,一位面对这一问题的先知先觉。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陶渊明作为生态批评的“个案”研究的。

我是这样认为的:从文化层面看,中国农业社会的时间漫长,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积累了比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远为丰厚的经验。从精神层面看,中国古代最精妙的哲学是“老庄哲学”,而老庄哲学其实就是最深刻的“自然哲学”,崇尚自然、顺遂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由融入自然而最终获得精神的逍遥游,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潜意识、集体无意识。而陶渊明就是这一民族精神与文化心理积淀的代表,其影响是潜在的、无形的、强大而又持久的,具有世界意义。以往的陶渊明研究,没有更多地关注到这些,我希望自己能尝试一下。

苏周刊:徐国超博士在《文艺争鸣》(2009年第1期)上发表的《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理论的深层建构》 一文中提到,“鲁枢元先生的学术灵感总是在质疑和反思中生发的”。质疑和反思就意味着经常要推翻自己原有的认知和想法,对您来说,这个过程是痛苦的吗?

鲁枢元: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二十世纪80年代我以自己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豪情满怀,相信人类中心,相信社会发展,相信历史进步。鉴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路线斗争对善良人们的折磨与摧残,我曾经在文章中发出:“人啊,我爱你”的呼唤,在当今的青年学者们听来,这很有些可笑,当时却是真诚的。30年过去,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消费迅速升级,自然生态系统濒临崩溃,我发现人类作为天地间的一个物种太自私、总是把自己无度的欲望建立在对自然的盘剥上,以及对于同族同类中弱势群体的盘剥上,有时竟显得那么寡廉鲜耻!对照饱受创伤的自然万物,人类在我心目中已不再显得那么可爱,反而感到有些可恨、可悲,其中也包括对我自己某些行为的懊恼。我突然明白,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是会犯错误的,而且犯下的是难以挽回的错误。

现代人类已经成了地球生态系统中一个独自坐大的“特殊利益集团”,祈望从政治经济的角度改良当下生态状况的一切举措,都有可能流于空谈,甚至陷入新一轮的危机。英国自然资源经济学家朱迪·丽丝对此有精辟的论述:生态学与经济学越来越紧密的纠缠,正在结成一个无法脱逃的网罗。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困局,就必须“重新构建全球经济系统”,这是任何一个政府都不敢承受的。更不要说,对于那些经济上的垄断者、政治上的投机者,“可持续发展与其说是一个环境目标,不如说是一个政坛上讨价还价的策略。”

这位女性经济学家在她的书里将拯救的希望寄托给耽于幻想的文学艺术家,恐怕那也是一种无奈。

文章来源:苏州日报

原文链接:http://www.subaonet.com/cul/2014/0912/1389706.shtml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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