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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碧山乌托邦”

2011年,几名艺术家选中了碧山村,在这里买房定居,怀着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他们提出了一个叫“碧山计划”的乡村建设梦想,希望建立一个“碧山共同体”,“以各种方式为农村政治、经济和文化奉献才智”。其间,他们在广州做碧山计划展览,在碧山做了一期“碧山丰年庆”活动,开办书局,帮助个别农户做可持续农业。但绝大部分时间,他们处在一种思考的状态。

碧山丰年祭

一群知识精英打算搞乡村建设,却遇到了另外的知识精英质疑。7月2日到7月6日,在碧山参访过一天的哈佛女博士周韵,在其新浪微博上连发17条微博和长文《谁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质疑“碧山计划”是精英对农村建设的一厢情愿,将真正的村民排除在外。

碧山计划发起人欧宁于7月5日发出《回应@一音顷夏(周韵)对碧山计划的质疑》,为碧山计划辩护,周韵又于7月6日凌晨发表《回应欧宁》一文,在微博和豆瓣网站上引发网友为两派“站队”,展开了一场热烈的讨论。唯有碧山村,始终沉默。

以下为《南方都市报》记者对欧宁的专访:

专访欧宁:理想与现实的距离

南都:碧山计划因何而生?

欧宁:最初的想法由我提出。2007年我忙完大声展后,就想找一个地方做乡村建设。我跑过四川、云南的农村,到了皖南之后非常喜欢。因为左靖的老家在这边,我约上他,当时是请他当向导。2010年,我们决定开始启动碧山计划。但小光他们的猪栏酒吧毕竟是做生意的,比较谨慎,没有参与。

南都:碧山计划和碧山共同体又分别指什么?

欧宁:计划就是project,就是要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和工作,持久地、长期地做一些跟村庄发生关系的事情。我搬来这里住的目的也在此。共同体应该叫做公社,英文是Bishan Commune。这个词虽有点大,但他主要是指共同生活,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比较理想化。

南都:那它是一个NGO吗?

欧宁:不是。我们不依附政权,对商业公司比较谨慎,也不走NGO的路线。

南都:周韵质疑,这到底是谁的共同体。你怎么看?

欧宁:我希望属于所有生活在这里的人。但现实是,它既不是我的共同体,也不是村民的。所以我们影响不了农村的发展,我们的声音很微弱。村委的人只是希望从我们这里捞点钱。

南都:你们最初的设想是现在这样吗?

欧宁:不是的,我想的东西跟我可以做的东西差很远,乡村远比想象的复杂,大部分都很难实现。2012年政府取消了碧山丰年庆,也没有说到底能不能做,所以过去一年半我们没做什么。之后我也没有运作大的事情,因为不知道政府态度怎样。

南都:从2012年到现在你做了什么?

欧宁:从2013起我帮隔壁南屏村的一个村官张昱,在碧山做有机农业种植试验。她最早是在淘宝开店叫做村官菜园,就是在黟县地区收集一些农产品,在淘宝上卖。我给她的支持主要是理论方面,比如说我带她去北京参观石嫣的“分享收获”社区,然后让她去参加上海召开的全国CSA大会,然后有时候给她一些文章,帮她除过草。

南都:村民知道碧山计划吗?

欧宁:这个村子有2900多人,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就算跟我们来往的人也不一定知道。大道理我不跟他们讲的。在农村,解释没有用,你要做出来,碧山书局一开出来,他们都明白了。不然你说什么都没有用。

其实周韵批评的那些事情,我很早就意识到,但是意识到跟你能做到真的差很大的距离。要真正做到与民同乐,跟农民真的在一起,连梁漱溟那样的大牛都做不到,更何况我。

南都:周韵的批评主要指向你的精英主义倾向。

欧宁:我承认我是一个精英思想很严重的人。但是,其实我做了很大的努力,因为我选择来农村生活,我在努力去融入农村社会。我搬来这里就意味着我不是一年来几次,搬来这里跟村民的交往就变成一种生活交往,而不是一种工作交往。

我每天要搬东西,就要找人帮忙,帮忙就要请他们吃饭。有时候要找人帮我打一个火桶,有时家里没有盐就要去隔壁借一下。这种就是很自然的生活交往,跟以前为了做调研敲人家的门差别很大。

南都:与3年前相比,你的态度似乎悲观了不少?

欧宁:农民现在很重视经济,你要搔到他们的痒,就要搞点钱出来。有时候我觉得很累,因为对碧山的报道很多,还有人拍我的纪录片,这些报道推着我,不得不去扮演一种角色。所以我想干脆就自己玩得了,加了很多乌托邦的想法。

我的思想一直在变化,有时候心情很黯淡,因为你真的要做跟农民发生关系的事情,真的很难,不仅在实际操作上难,还要遭受非议,真的很烦。你被迫要扮演社会的良心,你不能骂农民,不能指出农民的缺点,因为很多人把农民神化了。

乡村的复杂程度超出民国时期

南都:一提到乡建,大家总会联想到梁漱溟、晏阳初这些先行者。你们走的是同样的路子吗?

欧宁:民国时期的乡建跟现在的条件相差很大,比如说梁漱溟,他在河南时,因为冯玉祥对乡村建设感兴趣,就让他在河南建立一个乡村研究院。军阀韩复榘也支持他,就给他一个邹平县去做实验,甚至行政制式都可以由他改变。

我们最早做碧山计划的时候,引用最多的就是民国时候的资源,现在被别人拿来说得最多的就是这不是乡建,说你跟民国时候的不一样。但是,你仔细看,梁漱溟和晏阳初那个时代遇到的难题跟我们很相似。其中一条就是跟农民的融合问题。晏阳初在定县的时候,定县的人并不喜欢他做的事情。晏阳初曾经给定县的棉农提供贷款,因为这个影响了定县200多家钱庄的生意,那些钱庄的人联合起来想要把晏的平教会赶出去。

梁漱溟在《我们的两大难处》里也说到,我们知识分子想动,可是农村不动。他在邹平的实验,当时别人也批评,知识分子和农民根本融不到一起。他也很痛苦,因为他发现知识分子和农民确实存在有一种很大的差异,农民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梁漱溟的原则跟我是一样的,不依附政权,他希望用社会运动的方式来改良农村,但当他说不依附政权时,其实就有问题了,因为他是在军阀的扶持下搞的。

南都: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吗?

欧宁:今天,我们有了更多的学术工具,对理解农村问题更有利。另外,中国的农村问题,要放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去审视。很多人把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列为道统,包括我们自己也犯了这种理想化的错误,但其实他们是失败的。而且思想认识的复杂程度,也很不一样了,他们以前说的一些东西不一定适用于现在。

南都:知识分子主导的乡建经常被诟病的地方是不接地气。

欧宁:这个时候探讨乡建工作的创新很有必要。但是,中国的空间真的非常有限。就我们看台湾的经验,台湾的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他不是找农民,而是找农民组织,因为农民组织是扎根在乡土社会里面,对这个社会很熟悉。跟这个组织搭上线事半功倍。

在碧山,有一个老年协会帮了很大忙。他们是原来就有的组织,都是退休的老人,村里面的广场舞是他们搞起来的。这些老年人能力很强,有点接近乡绅了。

艺术家怎么介入社区营造

南都:3年多的实践,你觉得艺术家是否有能力去做乡建?

欧宁:我们努力过,但真的很难。比如说我们要在农民里试着做一个构思决策的实验,当地政府会不会允许呢?我会很担心。我不能没有经过他们同意我就去搞,因为我现在毕竟整个家都在这里,搞不好他把你赶走了。

南都:你反对商业化吗?

欧宁:前两年我比较警惕商业,但是我发现没有商业,老百姓根本不认你,觉得你没有做什么事。你做了很多事情让碧山出名,这些他们都看不见,因为他们接触的媒体资源很有限。但你开了一个碧山书局,还是盈利的,他们就觉得真厉害。

我一直在思考应该发展一种对环境友善、对农村友善的良性商业。而这种商业,村民也可以成为商业的主体。但要做商业的话,我们的资金就很成问题了,我们不靠政府,也没有大规模的投资商。

南都:如果你们取得了政府的信任,可以放开手之后会做什么?

欧宁:我们会放手做农业,搭建销售平台卖农产品,比如编个小篮子、做个相册、卖个米什么的,我们可以把包装做得很漂亮、让它们卖得更好。这个我们作为艺术家是有信心的。但现在我们开个碧山书局,都被人骂商业化。

全文阅读链接

争议“碧山乌托邦”:艺术家主导乡建,陷入“脱离群众”纷争(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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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谁的共同体?——品味、区隔与碧山计划(微博@一音顷夏)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原文链接:http://epaper.oeeee.com/A/html/2014-07/16/content_2128998.htm

图片来源:碧山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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