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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耕”的城乡互助探索之路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简称“绿耕”)是一家省级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其前身是中山大学-香港理工大学绿耕城乡互助社,机构发展一直得到中山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的鼎力支持。绿耕致力于成为集社会服务、行动研究和人才培养三位一体的实践基地和社会创新平台,有效地推动城乡社区发展、社区工作和城乡合作。

2001年以来,机构在云南、四川、广东农村开展农村社区发展,推动生态村建设;2011年与天河区沙东街合作开展家庭综合服务项目,探索在地城市社区营造、社区综合能力发展;2012年,广东从化城乡合作项目获得全国首届优秀社会工作项目一等奖。

绿耕致力于推广城乡合作的公平贸易,一方面,村民运用长期积累的传统智慧,恢复老品种的种植和养殖,不再施用化肥、农药等催生农副产品,生产安全、有营养的生态农产品提供给居民;另一方面,居民成为城乡合作的会员,不仅监督农产品的整个生产过程,而且和村民基于公平贸易的原则上共商农产品的价格,免除中间商的剥削,也保证农户得到合理的报酬,这样,居民在吃到安全的生态农产品获得健康的同时,也支持了少数民族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以下的这篇文章作者是绿耕的三位发起人:杨锡聪老师、张和清老师和古学斌老师(原文发布于2013年3月)。文中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绿耕十余年一路走来的探索经验,希望对于从事生态农业、乡村建设、参与式保障等工作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绿耕阿牛 位于广州淘金路的店

@绿耕阿牛 位于广州淘金路的“有机屋”小店

村民外访团四川行

村民外访团四川行

您可以去仙娘溪体验田园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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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耕中国农村社会工作探索之路(坚守-行动-反思)

文/杨锡聪、张和清、古学斌

一、 绿耕的历史缘起

“绿耕”,全名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是广东省级专业社会工作机构。绿耕的前身源于2000年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与北京大学社会科学系联合举办的社会工作硕士课程。当时的课程主任香港理大阮曾媛琪教授前瞻性地提出:“在中国发展社会工作没有理由不发展农村社会工作。”北京大学王思斌教授从项目起步至今始终关注绿耕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2000年11月阮教授协同同事杨锡聪在云南省师宗县县长钱德伟、云南大学社会工作系教师张和清等人的陪同下,深入全县最偏远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五龙和高良乡实地探访,与县乡政府达成在该地区乡村开展农村社会工作的合作意向。当时确定了两个目标:一是探索能力建设(capacity building)作为中国本土社区减贫模式的可能,二是协助云南大学建立农村社会工作实习基地。随后(2001年2月),香港理大社工教师古学斌、丁惠芳、杨锡聪、顾若菡和云南大学社工教师张和清、上海大学社工教师范明林、华东理工大学社工教师费梅萍进入平寨村探访,正式将该村确定为硕士课程农村社会工作的实习点。为了确保实习任务的完成,云南大学社工系选派毕业班学生朱浩等深入平寨入户调查,撰写调研报告。从2001年6月起,一支由督导杨锡聪、助理刘晓春(台湾东海大学社工教师)和实习生张和清、陈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社工教师)、史铁尔(长沙民政学院社工教师)、杨静(中华女子学院社工教师)和方炼(天津师范大学社工教师)及研究助理朱浩等八人组成的实习团队驻扎平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农村社会工作专业实习。

这期间,实习生采用田野工作方法入户访谈(口述史),与许多妇女、老人、儿童青少年建立信任关系,召集村民聚会,初步发育出一些村民兴趣小组,等等。当实习生离开平寨后,云南大学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朱浩成为平寨项目第一任工作员,开启了中国农村社会工作驻村模式。

二、2001-2006年:运用“能力建设”模式进行农村社会工作探索

作为起步,当时的目标很简单:扎根农村社区,发挥农民所长,改善农民生活。用社会工作的语言就是:“以地区发展为本,建设农民的能力,达成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 但问题是,怎样才算是改善农民生活?一个看似简单到只要提高收入即可的目标,仔细思考却有很多待解的结。

对平寨的农民而言,现实是农产品利润的增加永远也赶不上生产成本的增加,同时,可耕土地少生产规模小,即便是改善交通运输及生产技术,都难以改变农民的生计。更重要的是,随着国家整体经济加速发展,农民个人消费欲望急速提高,对现金需求愈来愈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靠出售仅有土地产出的农产品换来的现金,满足除了教育、医药以外,诸如通讯、电视、摩托车、衣物等这些过去认为是奢侈品,现在认为是必需的消费需求呢?结果是农民的贫困感愈来愈强,只能选择留下老少,外出打工了。那么,放弃边远山区的家,离乡背井,接受城镇化,是否真的是农民唯一的选择?山区农村是否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面对这样的现实,作为期望推动农村发展的社会工作者应该做什么,又可以做些什么?

几年下来,我们相信纵然农民生活清贫,但只要他们体会自我的文化生活价值,以及发现更多农村生活的乐趣,即使收入水平低也不会成为他们离乡背井的强大动力或唯一的选择。生活素质既然不单只是反映经济消费水平,同样重要的是包含对生活的满意程度,那么发掘生活各方面的价值就成为农村社会工作的重心所在。同时,我们也觉得既然经济建设并非我们所长,山区农村亦缺乏发展经济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过于侧重经济发展只会强化村民物质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使“落后”、“贫穷”的心态主导他们的生活,而要实现“以人为本”的发展,基础是建立和巩固个人的自信心,使农民摆脱“等”、“靠”、“要”的心态,发挥个人潜能改善生活,并且寻求生活的选择及勇于作出抉择。而自信心与自我认同有着紧密的关系,当农民既已对民族文化失去认同,又对身处的农村感到自卑,那任何发展的努力都只会以失败告终,所以如何发掘已经日渐式微的民族文化就成为我们工作的核心。凭着这些信念和想法,我们在平寨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1. 以妇女为基础推广家庭使用沼气,期望减少妇女的劳动时间,从而使她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社区活动;
  2. 通过当地年青人协助收集老人的口述历史,以及村中个别中年人协助书写村史,把民族的传说、风俗习惯等整理成书,传承传统文化;
  3. 为妇女开办扫盲夜校班,组织她们学唱当地的“小调”(口传历史歌曲),并组织老人及小孩学跳具有当地特色及反映当地生活的舞蹈;
  4. 借助国外的捐款兴建一栋社区活动中心,中心由数个活动室及空地组成,规定只要是当地人组成的小组就可以利用中心设施举办各种活动,该中心是一座由当地人设计具有少数民族风格的石砌建筑物;
  5. 成立妇女刺绣小组,把民族传统的图案绣在日常用品上,通过在外界的销售使妇女获得生计收入;
  6. 成立完全由当地人组成的教育委员会,利用外界捐款,为家境贫困而成绩理想的孩子提供奖学金;
  7. 支持村民成立“红白理事会”推动“孝布改革”计划,在全村减少孝布浪费,减轻妇女织布负担,尊老敬老,传承少数民族丧葬文化。

上述社区工作的做法体现了我们的信念:只要当地人积极参与,大家共同发掘和运用社区资源,辅之于外来资金、经验等的支持,当地人及社区生活的改变就一定能够实现。很明显,这个阶段我们背后有一个重要假设:单靠当地人的自身努力及外来的资源支持,加上他们对民族文化认同的意识提升,就能够带动社区可持续发展。所以在这个漫长的第一阶段,我们社工的工作重心始终放在农村社区内部的能力建设上。

三、2007﹣2009年:从农村走向城市,探索通过“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生态文明”促成乡村可持续生计的可能性

“绿耕城乡互助社”这名字在2006年底开始使用, 反映平寨项目下定了“走出去”的决心。要走出去,意味仅靠农村社区本身的发展确保不了生活的持续改善。

过去,在平寨这样一个边缘的农村社区,村里手机没有讯号,而电视亦不普及,外界对社区的影响力非常有限,村民的现金需求不大,外出打工者不多。但从千禧年开始,随着外界经济迅速开发(农业商业化,大众旅游等)和城镇化步伐不断加快,到2005年村里已经有几百人外出打工(过去只有十几人打工),而且打工者不仅是年轻人,中年夫妻也结伴外出。与此同时,农民的土地所得不仅没有增加而且非常不稳定。以种姜为例,姜的成本大概是每斤一元钱,但收购价最好的时候是三至四元一斤,当高价吸引众多农民种姜之后,姜价又急转直下到每斤一元以下(最低价竟然是五角),种姜的村民为此遭受巨大的损失(本钱都赚不到)。更何况许多村民被炫耀性消费鼓动,“自愿”借高利贷或偷砍树木卖钱购买摩托车等奢侈品……在满足眼前需求的过程中村民负债累累,与此相伴的是村落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破坏。

上述大环境的转变对村落造成巨大的冲击,也使项目愈来愈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村民参与社工组织的热情低落,小组核心成员外出打工,更直接影响小组的维系。有什么方法能够维持村民的可持续生计?除了民族文化的认同,怎样才能加强村民的自信心使他们有能力应对环境的变化和消费的压力?怎样才能使村民意识到贫穷与环境破坏的恶性循环?要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我们不得不尝试跳出“守住农村发展社区”的固定思维框架。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实践尝试。

与第一阶段不同在于我们不得不承认生计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只有为社区创造持续稳定的经济基础,社工才有条件凝聚社区的人气,如果社区成员外出打工流动性太大,社工根本没办法进行社区组织工作。而且,单纯强调文化保育或性别充权等,亦不可能凝聚村民持续参与社区事务。所以,在村里建立一个以改善生计为前提,搭建村民关注不同层面需求的平台,成为我们此一阶段工作的重心。实践证明,以单一目标(例如识字扫盲)推动农村发展效果有限且缺乏持续性。因此,深切体会村民日常生活不同层面的问题及其相互关联性,从而推动综合性社区发展成为我们工作转变的核心。

再者,我们亦不得不承认凭借社区自身的资源及能力无法满足社区成员的需求,也无法使社区自我完善。第一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实际是把农村“孤立”起来看待,只关顾社区人的需要,然后从社区现有的条件寻求解决之道,就算重视外界(例如当地政府、基金会及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也是一种单向思维模式,即把社区看成受助者,而外界只是救助者,完全不考虑农村社区反过来能够为外界提供什么资源或发挥怎样的作用。但要强调的是,农村社区不能单凭自身力量解决问题,关键不在于所谓“社区资源贫乏不足以满足需要”,而是农民贫困的社会结构成因。试问在现有的市场经济制度下开展农产品交易,边远山区小农生产的农作物怎样与农业企业的规模化农产品竞争呢?就算农民生产适应市场需求的农产品,但面对高额的运输成本和中间商的剥削,小农最终得到的利益也十分微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外界的支持,农民就算拼尽气力,也无法获得合理的劳动报酬。因此,农村社区到底需要何种外力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助与互助?农村社区凭借何种内发的优势维持与外界的互惠关系?很明显,农村困境是城市化的市场交易及其剥削造成的,农村需要城市社区的全力支持,通过城乡合作,支持生态村保护和建设,那农村与农民才有自助及持续发展的可能。

基于此,这个阶段的工作重心转变为推动城市社区支持农村综合发展,这就是“城乡合作”。那么,城市社区居民怎样才愿意与农户合作,从而支持农村社区的发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重新思考农村应该具备怎样的资源优势才能够吸引城市市民愿意与农民合作呢?

近年,城市人越来越重视食品安全和健康问题,许多居民开始寻找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农副产品;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村寨具有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人才优势:这里空气清新,水源充足,无污染,尽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政府大力推广化肥、农药等改种适应市场需求的新品种,但耕地板结不严重,比较容易恢复活力。最重要的是这里有些村民依然保存着老品种水稻耕种、土鸡养殖和刺绣的传统技艺,他们还懂得土法杀虫(生物农药)……于是,我们将农村的优势与市民的需求对接起来,搭建城乡合作的平台,实现互惠互利。生产者通过生态农副产品的销售,得到合理的劳动报酬,改善生计,保护品种文化;市民吃到安全的食品,健康得到保障。

城乡合作,既减少了中间商的剥削,消费者又给予他们有劳动尊严的回报。在这样的情形下,农民愿意持续种地,愿意积极保护生态环境(这是生态食品的根基),愿意保护品种和文化资源。我们相信,当城乡合作公平贸易的平台不断稳固发展时,当有一批村民相对稳定地留在农村生活时,我们就有可能与村民一起探讨文化传承、性别平等、生态保育等核心议题,期待的可持续发展模式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在上述理念的基础上,2007年至今我们在平寨推动成立了包括红米种植、土鸡养殖、刺绣等三个农民合作社。合作社除了向城市居民提供老品种大米、土鸡土鸡蛋、民族绣品等,还不定期提供数量有限的黄豆、花生、鲜竹笋,甚至野菜等。与此同时,城市消费者的组织工作亦同步展开。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建立消费者网络:一是与具体的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合作,在居民的楼盘内组织食品安全、农药化肥替代技术及转基因食品安全等方面的讲座,及时向居民推介生态农副产品,乘机凝聚人气。二是借助网络或电台等传媒向社区居民宣传农耕体验活动,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入村寨体验生活,并实地考察农作物生产状况,以此支持城乡合作。

四、2009至今:城乡合作网络的扩建与巩固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最大特色是我们将云南、四川及广东项目的不同村庄与昆明、成都、广州等城市社区对接起来,逐步形成复杂的公平贸易网络。这个复杂的社区网络表现在一个农村提供的农副产品可以供应多个城市社区;与此同时,一个城市社区又可以销售来自多个农村的产品。我们体会到,每个农村社区都有生产优势,也有自身的限制,仅凭一村根本无法满足就近城市的消费需要;同样,一个城市社区亦不可能完全接受就近农村的农副产品。因此,建立互补互惠的社区支持网络是非常重要的。

毫无疑问,这阶段首先要处理的问题还是如何扩大交易。城乡合作的好处在于互动关系的建立,有了与城市社区的合作,城乡社区就能够彼此互助,边远农村社区不再是孤岛,也不再是被动的受助者。当然,城乡联动的力量不一定都是正面的:如果生产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提供农产品,而消费者又没有购买的热情,农产品交易就会萎缩,合作关系就会终止。反过来说,如果城市消费者对农产品反应热烈,就能够提升生产者的信心,促使他们不断扩大生产。我们坚信,当城市消费者不断增长时,生产者觉得有利可图,就会有更多的村民加入生态种养殖,他们就会自觉维护生态环境,主动弃用农药、化肥等,这样我们所谓的“生态村”才能逐步形成。

要造就上述城乡互动良性循环的局面,我们推动城市社区开展两项工作:其一是在城市社区开设出售生态农副产品的公平贸易专卖店;其二是与理念接近的非政府组织紧密合作,扩大城市消费者网络,聚集人气,最大限度地支持农村合作社扩大生产。当城市社区网络不断扩大,农村生产组织日益壮大时,众多农村-城市社区支持网络才能形成。

基于上述想法,在过去几年间,我们在城市社区尝试开设农副产品专卖店,直接销售农村社区的生态产品。这些店铺以社区为基础,直接与消费者接触,只要有消费者对产品有好奇心,我们就向其推广理念;只要有消费者愿意购买,我们就将其发展成为合作伙伴,进一步推动他们深入农村体验交流。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点点滴滴日常生活化的意识转化,逐渐建立农村-城市社区支持网络。我们尝试引入“社会企业”的模式经营专卖店。所谓“社会企业”有两层含义:一方面商店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销售只是手段,目标是为了推动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商店也不是福利企业,不能只为贫困农民销售农副产品,也要借助企业的经营方式,对成本及利润保持足够敏感度,确保生产者与消费者互惠互利的同时,积累公益金,从而使绿耕(我们的机构)自力更生的同时,惠及更多的社区百姓。

不可否认,单靠一个店推动社区网络的建立还是有限的。我们花大力气扩大城市网络,不但与城市另类生活团体(素食团体等)合作,也与志同道合的社会团体(环保组织等)结成合作伙伴。我们甚至与这些团体合作定期在城市社区举办“有机小市集”,大家一起摆摊,一起推广环保、健康、惠农理念。这些互惠互利的行动,正好使我们摆脱第二阶段的限制,我们不再靠一己力量发展生产-消费合作组织,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达到互相支持的目标。

五、农村社会工作的方向:从可持续生计到另类农村生活的选择

平寨项目发展至今转眼已有十二载,回望走过的路,最大的收获莫过于实践过程给绿耕带来的种种冲击与反思。实践与反思的循环往复造就了绿耕今天的道路。

对农村社会工作而言,坚守农村, 促进农民生计的稳定和可持续是基本的工作。但农民生计能否安稳,完全视乎我们如何促进农民对农村生活模式的认同,并配合城乡合作、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公平贸易, 以至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工作。前进的方向是肯定的,问题在于在行动过程中绿耕如何坚守方向,并妥善处理好眼前出现的种种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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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和清老师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ynzhangrui

作者:杨锡聪、张和清、古学斌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广东绿耕城乡互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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