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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激进”到“基进”:台湾社区营造经验与启示

1月13日,台湾桃米社区创始人廖嘉展老师与颜新珠执行长将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演讲,演讲的题目为:“从青蛙村到蝴蝶镇——初探埔里公共治理模式的形成”。

以下是凯子顾远老师的文章。顾远老师在2012年曾与来自大陆的其他12位伙伴一起参加了“携手打造生态家园——2012年两岸环保与永续发展社区工作坊”。在历时13天的参访交流中,参访团以台湾中部南投县埔里镇桃米社区为核心,并扩及到环岛各地的诸多社区和相关议题的民间组织,对台湾的社区营造、生态保育与永续发展做了有“点”有“面”的综合考察。

社区

所谓“社区营造”,简言之,便是对社区的“经营”与“创造”。今天的社区之所以需要被“营造”而不能全赖“自发”,在于传统的社区在工业与后工业时代的式微,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危机。

台湾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由政府自上而下地启动了“社区发展”政策,以应对快速城市化带给台湾社会的诸多问题。80年代,在台湾政治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台湾的各类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其中不乏民众用激烈的手段去实现自己的诉求。到了90年代初,有一批曾经的街头运动的参与者开始意识到,激进的社会运动往往只有“一时”之功,却难以从根本上塑造和改变社会文化,从而推动真正的社会进步。他们于是转而将注意力投向基层的社区,协助在地居民用参与式的方式,动员在地的资源,解决本社区的问题。这一转变被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创始人兼董事长廖嘉展先生高度地概括为从“激进”到“基进”的变化。

随着台湾民主政治的深入,台湾的社区和地方自治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1994年台湾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简称“文建会”,今台湾“文化部”)正式提出了“社区总体营造”新概念,鼓励民间自下而上地进行社区营造。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后,协助灾区重建的工作大力推动了社区营造的发展。2002年,台湾的社区协力政策逐步由文建会扩展到其他“中央级”单位,“社区总体营造”被整合提升为“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中的“新故乡营造计划”。如今,在台湾近八千个村里中有几乎一半的社区都参与了社区营造。

我们出访所及的社区包括了城镇、乡村、原住民部落和灾后重建地区等各种类型,从而得以管窥台湾社区营造的全貌,也有助于观察和思考不同类型社区所面临的不同挑战以及社区营造的各自特点。

桃米社区是此行的重点,也是考察最深入的地区。作为灾后重建类的社区,桃米社区从原本即蕴藏于本地的“生态资源”出发,成功营造出了兼顾“生态、生活、生计”的社区发展模式,从而使社区从9.21大地震的巨大破坏中逐步恢复生机,并由此转型为可永续发展的模式,恰如一株“地动的花蕊”。

草屯镇的金铃园社区和嘉义新港社区是地处城镇的两个社区。它们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是随着都市化的加剧,生活环境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变迁,社区认同感减少,社区凝聚力下降。金铃园社区以社区美化为肇端,重塑社区形象,重建社区共识,一切从“心”开始,将一个在城市化进程中逐渐边缘化的街区打造成让居民深感自豪的社区。作为台湾社区营造老大哥的新港社区则从艺文活动入手,逐步拓展到社区营造的各个领域,在“人、文、地、产、景”五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果,从而使老镇获得了新生。

新港乡最偏远的村子板头村和地处屏东县的林仔边是两个典型的乡村社区。这一类社区普遍面临的困境是青壮年人口的外流,地方经济的弱化,社区内历史与认同感的严重消褪,社区精神与文化出现传承危机。板头村走出困境的方式是将地方手工艺剪黏交趾技艺发扬光大,将整个村落打造成一个文化休闲产业园区,游人漫步其中,随处可见充满温情和乡土气息的艺术作品,社区的形象和质量以及社区居民的社区意识都得到了极大提升。林仔边村位于台风经常光顾的台南地区,在当地自然文史保育协会的帮助下,村民开始将自家田地租给太阳能厂商,开创了“养水种电”的社区经济模式,保证了村民有相对稳定的收入源,也使得台湾过剩的光伏行业有了更大的潜在市场。

达兰埠部落与太巴塱部落同属台湾花东地区的阿美族原住民社区。这一类社区的营造,除了社区生计问题,还涉及到生态保育和身份意识觉醒与部落自主权等问题。达兰埠部落在2003年转型为有机种植,利用当地特殊的自然条件从事金针种植,并在7年的努力后成为台湾第一个获得瑞士国际有机证书认证的原住民部落,部落居民的自信心和荣誉感倍增。满山遍野的金针加上紧邻有“台湾小瑞士”之称的“花东纵谷”,也使得当地成为一处著名的游览胜地。太巴塱部落作为阿美族最大的部落,以传承和传播阿美族传统文化为己任,并将之化为社区生计的一种模式。

虽然不同类型的社区所做的社区营造有所差异,但它们也带来了一些共同的经验可以供大陆地区的社区营造工作借鉴。这里我将之归纳为以下八点:

1. 台湾的社区营造往往将社区历史文化的发掘作为社区营造的第一步。

在传统的社区中,共同的信仰是凝聚社区感的重要元素,发掘社区历史文化的过程正是重新发掘共同信仰的过程,社区居民能够在这一过程中增强社区感,培养共同的社区营造愿景,并从中发现社区所具备的优势和资源。最典型例子的莫过于埔里镇鱼池乡大雁村的山楂脚社区。这是一个在9.21地震中损毁严重又深陷老龄化的社区,社区居民自行创作了一幅百米马赛克拼图墙,记述了村民们对社区的共同记忆,也在集体参与中找回了濒临瓦解的社区感。

2. 社区产业是社区营造的主轴。

社区产业弱化是社区凋敝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资源和工作机会都越来越多地集中于都会区,大量的传统社区沦为单纯的消费市场而在市场经济中被动地裹挟前行。唯有复兴了在地经济,才有可能创作出工作机会和发展前景,才能留住年轻人,社区营造才可能有持续的力量,居民的参与也才会有持久的动力。同样以山楂脚社区为例,当地再造了传统的红茶产业,带动了社区复兴;而两个原住民部落的社区产业发展则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返回部落。

社区产业的发展对于社区营造的另一层意义在于为社区提供了发展所需的共同资源,社区中被开掘出的资源也反过来支持了社区产业的永续发展。笔者曾撰写过一篇题为《市场社会与公民经济》的文章,指出当下世界所并存的两种趋势:市场机制对于社会生活领域的过度侵入,和那些不为经济利益所驱使更多考虑社会利益的公民经济对前者的反制。在这次参访中,我们看到了大量“公民经济”的实例。在桃米村,不论是生态解说还是民宿服务,业者都同意将5%-10%的收入交出,作为社区发展的公共资金。在达兰埠部落,社区居民凭借传统的“换工”制度成功的解决了社区产业所需的劳动力问题(有机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在我们访问的很多社区中,都不时听到来自居民口中“够用就好”、“要可持续发展”的话语。桃米村一位民宿主人的话很典型的反映了这种观念。他在被问及是否希望桃米村有更多的游客时笑答:“如果桃米到处都是游客,那我就要去‘出草’啦!”(相信每一个看过《赛德克•巴莱》的人都知道“出草”是猎人头的意思,当然,这里只是玩笑。)

3. 社区营造需能有效地盘活在地资源。

任何一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资源,重要的是是否会被发现和认知。桃米村的生态资源得天独厚,全台湾有29种青蛙,桃米就发现了23种,全台湾有143种蜻蜓,桃米能看见的就有49种之多,然而这些资源长久以来并不为在地居民所认知——在他们过往的观念里,青蛙除了做自己的盘中餐和喂鹅,再没有别的什么用途。山楂脚社区居民利用地震产生的碎瓷破瓦创作出的拼贴画让人动容,而他们所复兴的红茶产也只有在充分发掘当地的红茶文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发展壮大。社区最大的资源其实是在地的居民。桃米村在9.21地震后不久即动员居民动手清溪,开始了社区自我重建的过程。在一列的参与中,社区居民中建筑、园艺等方面的人才开始涌现,进而成立了桃米的社区工班。

这些人也成为后续社区营造的中坚力量,他们在工作中结成的“战斗友谊”也成为后来化矛盾坚定前行的有力保证。

4. 社区营造的重要原则是“在地参与”。

仍以桃米村为例,他们开创了“雇工购料”的社区营造模式,由在地居民参与设计社区真正需要的工程,由社区工班来实施,并充分利用在地原材料。如今,社区内的茅埔坑溪的河道修复、湿地改造和竹桥、蜻蜓流笼、蛙树屋、凉亭等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建筑,无一不是在地居民参与的成果。

这种“在地参与”的价值不仅在于使社区营造真正实现for the people和of the people,从更高的层面来看,也是一种积极的民主实践,体现出了在地居民对于社区和社区事务的主动权,并在实际参与营造的过程之中训练了民主决策的技能。这大概也是台湾的民主转型可以从“激进”走向“基进”的一种保证。

5. 社区营造要能做到“以点撬面”。

社区可以看作是一个小型社会,其中存在诸多相互关联、错综复杂的问题。做社区营造既不能“只顾一点不计其余”,也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而要能够找到一个关键点发力,带动多个议题,从而撬动整个社区面。所谓“社区总体营造”,“总体”二字指的就是社区营造首先要根据在地特色,从单一角度切入,再带动其他相关项目,逐渐整合成一个总体的营造计划。如新港文教基金会便是从文艺演出开始,带动了语言学习、民宿产业、国际交流、文艺展示等相关议题,进而扩散至社区营造的各个方面;而桃米社区则将“青蛙叫做老板”,开创了生态旅游,也以此来承载社区的共同理念和价值。现今,桃米村的生态解说已从“青蛙”扩展到了“蝴蝶”和“蜻蜓”,而模式依旧。

6. 与上一条相关的是社区营造需要“多方协力”。

既然社区内的问题错综复杂,便不能指望由一家机构来解决所有问题。仍以桃米村为例,在社区营造的过程中,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引入“专业者都市改革组织(OURs)”做空间营造,引入南投县集集镇的农委会特有生物中心来做生态调查与解说培训,引入世新大学观光系帮助培训旅游、管理等内容,可谓“多方协力”的典范。

此处政府的作用不得不提。如前文所述,“社区总体营造”政策虽然由文建会提出,但鼓励的是民间自下而上的努力。政府在制定政策时优先考虑社区需求,便利激发社区创造力。在执行上,政府部门并不直接参与社区营造计划的制定,也不会制定特定的营造执行方,而只是提出鼓励的方向,由社区组织自行设计提交营造方案,政府给予相应财政支持。形象的说,台湾社区营造可谓“社区主导,政府买单”。这种模式并不排斥社区不靠政府,自行买单的情况,如我们在金铃园社区所见到的那样。

7. 社区营造需要准确把握社区本身与外来协助者之间的关系。

对社区而言,如何避免过度依赖外部力量,有效建立具备能力的本社区组织,是一大考验;而对外部协作者而言,如何在陪伴社区发展的同时对社区进行培力(empowerment,大陆通常称做“赋权”),如何有效引入资源并合理配置,如何刺激社区的主体意识减少依赖感,同样是巨大挑战。

对此问题,新故乡文教基金会的模式非常值得借鉴。基金会创始人兼董事长廖嘉展先生在一篇论文中将此模式命名为“揉转效应”,并将基金会的社区营造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基金会依据社区需求,扮演资源转介与跨域合作的平台的角色;第二阶段陪伴社区成长并培养信任关系;第三阶段则让社区自我承载,基金会退到幕后提供后续支持,并与社区形成相互回馈的竞争合作模式。

8.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社区营造是一件需要极大耐心的事情。

台湾的各个社区营造,所费时间从5年到20年不等。以桃米村为例,从1999年的9.21地震至今,新故乡文教基金会已经在那里陪伴了13年。

跳出社区营造的具体工作,从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来看,社区作为行政和政治的基本单位,也是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对推动台湾社会深入的民主化、增加台湾民众的民主实践、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和公民社会建设,都起到了巨大作用。也正是通过广泛而持久的社区营造活动,唤起了台湾民众对于土地和家乡的感情,拉近了邻里之间的关系,使整个社会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区营造所累积的经验是台湾民主发展的果实,也是台湾社会独特的资产。

当然,台湾的社区营造所取得的成就也并非一蹴而就。从1994年“社区总体营造”被提出,台湾民众用了几乎十年时间才理解原来“营造”并非是建筑工程,而是重建人与人之间、人与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营造的是人们的“社区感”。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台湾的社区营造同样面临着诸多挑战。按照日本社区营造界大师级的人物宫崎清教授的分类,社区营造包括“人、文、地、产、景”五个维度。“人”指的是社区居民的需求的满足、人际关系的经营和生活福祉之创造;“文”指的是社区共同历史文化之延续,艺文活动之经营以及终身学习等;“地”指的是地理环境的保育与特色发扬,在地性的延续;“产”指的是在地产业与经济活动的集体经营,地产的创发与营销等;“景”指的是社区公共空间之营造、生活环境的永续经营、独特景观的创造、居民自力营造等。

其中,如前文所述,社区产业是社区营造的主轴。然而如何满足发展社区产业所需的资金投入、产品开发营销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需求?如何保证社区产业在“市场经济-大企业”的模式中保持独立地位?如何增强社区产业的竞争力从而给予社区发展更大的支持?如何保持社区产业对顾客和社区居民持久的吸引力?这些都是社区营造在产业维度上不得不面临的问题。纵观台湾社区营造的“人、文、地、产、景”这五个维度,做得最好的往往是文化、景观这两个维度,而社区产业方面的成果相比就要少得多了。

即便是做得最好的“文”的方面,纵观其营造手法,基本都是以建文史馆、创社区刊物、举办艺文活动等为主,如何突破这些传统手法,找到更多适应在地特色的创新手法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台湾社区营造近20年所累积的经验,较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同类经验而言,对于中国大陆地区有着更加直接而又深远的借鉴意义。此行已给予我们极大的启示和热切的动力,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便是如何将这些经验与各自的实际工作相结合,从而推动中国大陆的社区营造工作,并进而推动另一场从“激进”到“基进”的社会转型。

文章来源:美丽乡村微信

作者:顾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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