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社区营造激发乡村的内在活力

“社区营造”的含义不复杂,也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爱自己生活的地方,而且以后想继续在这里生活,为了我们的社区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每个人都可以积极参与行动,实现理想家园的梦想。

桃米

台湾桃米生态村

什么是社区营造?

比较学术化的定义是,“社区营造”(community development)是指以共同议事、自律自治为组织方式,成员通过社区网络关系的互动而产生共识,逐渐改变社区的公共空间形态、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精神文化面貌。

“社区营造就是如何让一个社区的居民重新凝聚、不再是一味依靠政府或者企业而是‘自己发出声音’,最终达到自我治理的境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主任罗家德的这个解释更容易让我们理解。

而当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去面对村民或社区成员解释“社区营造”的时候,他们喜欢用更通俗的话:“你爱这个地方,而且以后你想继续在这里生活,为了你的社区明天比今天更美好,每个人都可以积极参与活动,实现理想家园的梦想。”

从这些有关“社区营造”的解读中,我们可以明白,成功的社区营造应该能够使每个成员参与,形成社区意识、产生社区凝聚力,形成集体行动能力,共同营造生活环境、提升生活质量。

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认为,社区营造是解决转型时期社会发展模式创新议题的关键所在。他们正在积极借鉴台湾等地区的社区营造经验,并将其与本土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希望探索出一条适合大陆地区的社区营造之路。

关于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Community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Center(CRRC)是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与企业支持社区营造之典范——台湾信义集团携手建立的,成立于2011年11月。研究中心从四方面展开工作,包括出版系列书籍,培训相关政府官员,研究大陆本土的社区营造经验,以及建立网上社区营造相关经验的讨论平台,以服务大众、政府、学界和NGO。

“社区营造”在日本和台湾的发展

“社区营造”概念起于日本,1994年台湾“文建会”推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后,日本社区营造经验开始在台湾被复制和推广。日本在1990年代初期泡沫经济后,透过社区营造,打造了一些成功的魅力新城乡。2006年,日本国会修订观光立国基本法,将1990年代的社区营造运动推向观光立国的思考与行动的未来愿景。官民在社区营造上取得共识,协力推进,使日本成为一个“社区营造”大国。

台湾的“社区营造”其实是一种”基进(radical)”运动——一种回到土地、回到社区、回到生活的主张。文化人、大学教授、返乡大学生、中产阶级等精英分子是台湾”基进”运动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在试验并创造一种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乡村生活创意产业,即生态、悠闲、慢拍的生活方式。运行12年,市场认可了这场运动的价值。在台湾,“社区营造”是一个流行语,已成社会主流。

台湾“社区营造”有3种模式,一种是政府推动型,成功率小;一种是NGO帮扶型,较容易成功,桃米生态村即是成功范例;另一种是返乡知识青年型,成功概率最大。

为什么我们需要社区营造?

正在经历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存在众多的社会“失范”现象,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社会发展的问题?在自媒体越来越发达的今天,我们听到的更多声音是指责和抱怨,尤其是指责政府的不作为和指责市场的道德缺失。但是罗家德教授认为,国家社会和谐靠的是市场、政府和社会自组织三者齐头并进,平衡发展。

罗家德教授在一次访谈中解释说,市场模式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权利基础是个人权利,强调交易关系和竞争逻辑;自组织(社群)模式的思想基础是社群主义,权利基础是小团体自治权,强调情感关系和关系逻辑;而层级(政府)模式的思想基础是集体主义,权利基础是大集体的暴利垄断权,强调权力关系和权力逻辑。而此时我们的社会最缺失的是民间自组织,因而需要引进这种自下而上的自组织治理,来配合政府管理和市场经济,形成三者之间的平衡。

在乡村建设过程中,我们看到许多由政府和商业主导模式带来的问题。比如面对乡土文化资源,政府或企业会建游乐园、收门票、开酒店,而村民的主体性得不到体现,很快,村子原来的面貌就不复存在。而如果从社区营造的角度,进行自下而上的治理,政府和商业就不再是主导,而是诱导与培训功能,社会应用自组织来抵御商业和政府对本地固有生活的侵蚀,那么乡村面临的问题才能改观。

比如台湾的桃米村本来是很穷的村子,但是在9·21大地震之后,民间组织“新故乡基金会”和村民一起做灾后重建,发展青蛙观光业,培训当地村民成为自然导赏员,一些原本外出工作的年轻人也逐渐返乡,开办各具特色的乡土民宿,桃米村现在已成为台湾著名的生态基地,是台湾社区营造的一个公认成功案例。

可见灾后的社区重建不应该仅仅是盖新房子,而更应该包括生态、人文和经济的重建,实现这三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杨柳村的震后社区营造实践

杨柳村

杨柳村村民自主进行重建

在12月20日于国家农业展览馆举办的首届“爱故乡”研讨会上,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秘书长孙瑜分享了他们在杨柳村进行社区营造研究的实例。

与台湾桃米村相似的,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在四川省茂县杨柳村的实践是从汶川地震后开始的,到现在已经进行了五年。杨柳村是个羌族村寨,地震后从山上迁至山下。研究中心不仅帮助杨柳村重建,还帮助村民发展羌文化深度体验游,希望村民对羌文化充满自豪感,希望每一个村民都像台湾桃米村村民那样做青蛙生态的导游,以村庄的生态环境而自豪,而不是丢失自己原来的生活和文化、一见到游客就变成小商小贩在桥头兜售。

重建后的杨柳村

重建后的杨柳村

杨柳村的社区营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重建,第二个阶段是发展。重建阶段,采用台湾引进的绿色轻钢房技术,整个房屋从基本的材料搭建和后期房屋实体的填充等等,都是村民自己组成的建筑施工队去完成的。

整个重建过程中,村民自我换工的体系发展得非常好,这个换工体系并不是由研究中心引导他们去做,而是村民自主召开村民大会,一次一次讨论谁家出什么工,每天记什么工分,下一次的时候换一批怎么样的人……所有规则都是由村民自己决定。这意味着这个村庄并没有在衰退,其实村民自身有很大的能量能够被激发出来。

第二个阶段就是发展阶段,研究中心也一直在帮助杨柳村发展羌文化深度体验游。通过旅游和文化深度体验可以让村民得到一定的经济收益。

但是在帮助当地社区的过程当中,研究中心也遇到了一些挑战和问题。

比如,当地方政府发现这个项目,就希望杨柳村在十一前能完成重建,以便举办国庆庆典,政府告知村民需要赶工。这时村民就进入了被动的状态,他们认为只要停下来观望,政府就会帮他们做剩下来的工作。这时这个村庄的自我规范遭受了很大破坏。

另外,村民非常在乎均分。在重建过程中,有两个捐助方资助了村庄,一个捐助方的捐赠中包含楼梯的建造费用,另一个则没有包含楼梯的费用。而村民的最终解决方式是所有55户村民平摊20户村民补建楼梯的费用。所以当外部组织介入时,必须知道村民们对外部资源、对公平正义的看法是什么。

因为整个重建的过程是村民自主建设,遇到了工期偏长的问题,村民难免会觉得比较困难,而研究中心在此过程中就不断向农民解释为什么要付出一定成本进行合作,自主完成村庄的建设。

孙瑜因此认为,社区营造不但是一个社区享有外来资源的过程,而更应该是让社区居民本身不断自我制定规则、自我教育、自我实现能力的过程。社区营造的主体永远是社区,不是慈善和公益组织的外力。“人”才是社区的希望,当建设的计划没有社区生活的结合,没有人的参与,没有居民对社区的认同和投入的话,社区只能变成外人创业和展现的平台,而并不是社区人生活的空间。

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想要做的研究,就是如何使社区在获得更多外界资源的同时,也实现自身居民参与自我文化实现的过程,实现由当地人真正的意愿来决定社区的发展。这其中存在的挑战,也是他们未来将要做出进一步探索的课题。而已有的、以及未来会形成的所有经验,对于并未遭到自然灾害破坏、但存在各种环境或社会问题的社区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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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的真义与社区营造实践——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罗家德教授访谈(点击下载PDF文件)

更多信息

清华大学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研究资料下载:http://thucrrc.org/yzyj

参考信息来源:首届“爱故乡”研讨会、《社会科学家》期刊、清华信义社区营造研究中心

图片来源:网络

有机会专栏作者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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