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从乡愁、乡恋到发现故乡

乡村

在城市生活压力急剧上升、乡村建设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今天,不同形式的青年“返乡”正成为新的社会热点。但是返乡的背后,我们究竟应该怎样从情绪化转向冷静思考?“乡村建设”本身又包含着什么样的内涵?而乡建工作中,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努力为什么很重要?

2013年12月20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举办的2013“爱故乡——发现故乡之美”公益活动颁奖典礼上,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潘家恩针对这些问题做了发言,以下是发言内容实录:

人物介绍:潘家恩,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博士,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西南大学中国乡村建设学院特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国仁城乡(北京)科技发展中心执行董事。

潘家恩

潘家恩

从乡愁、乡恋到发现故乡

这次演讲的题目是“从乡愁、乡恋到发现故乡”。我们知道两年前,何慧丽老师写过一篇《从乡愁、乡恋到乡建》,从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延伸开来,说说我们为什么要做好像不熟悉的、勉为其难的文化性的工作。

梁漱溟先生当年说过一句非常重要的话,“乡村建设,不只建设乡村”。今天我们对“乡村建设”的理解似乎是倒过来的,以为它只是建设乡村、只是帮农民修房子等。但实际上乡村建设有更为广阔的内涵。

我2001年参与乡村建设,以一个志愿者身份到现在,当代的乡村建设已经默默走了12年,这12年中发展出了四个乡建系统:有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为代表的,在全国各地组织大学生,通过反思自己和改变自我去建设乡村;有从晏阳初乡建学院慢慢转型为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全国各地慢慢发育起来的几百家市民农业和社会化农业的网络;有扎根乡土,与农民朋友一起建立的各地乡村组织、社区大学等等;还有以工友之家为代表,在城市中用文化推动农民工服务的团体和组织。

“爱故乡”公益活动的承办单位恰恰是这四大系统的联手。十年来,我们从“小乡建”走向了去年开始的“大乡建”,推动这四个乡建系统的联合。同时在这四个系统联合中,让我们看到了原来在各自系统里所忽略的一些新领域,这就是爱故乡活动的大背景。

在四个乡建系统中,有一半的同仁是在农村工作,这是因为我们认为,即使我国有60%-70%的人城市化,但是仍然有巨大的基础在农村。我们是否能像欧美那样完成彻底的城市化?这对于资源短缺的我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仁扎根乡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做同样一件事,就是要保存我们“本钱”。另外一些乡建同仁在城市工作,因为我们认为城市的发展也有我们的份。

但是去年,在乡村和在城市工作的团队同仁聚到一起后,忽然发现这十年来,(有关乡建)我们都只是各自说了一半。更发现,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当年讨论“到底是农村好还是城市好,应该进城还是该回乡”,现在更为真实的问题是“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

即使充满着困难、泪水,甚至是冒着生命的代价,但是每一年的春节,我们还是要回家,但是我们真的能回去吗?

面对乡村衰败,面对以劳动为耻的社会背景,越来越多大学生在城市中搞“胶囊公寓”等等,这不是创意,这折射出准中资产阶级面临的问题。他们在城市里面很难活下来,很难过得好或是有尊严地活下来,但我们是否能够回得去,是否能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在鲜花掌声中踏上返乡之路?并不是那么简单。

去年,有一个在网络上流传特别广的新闻事件,河北农大的研究生苗卫芳毕业后准备回乡务农,因此他的爸爸试图自杀(但经抢救又脱离生命危险)。这也能解释我们乡建团体为什么今天要游走在城乡,为什么要涉足文化、教育等等乡建原先不熟悉的领域。

作家韩少功每半年就在湖南的家乡观察农村的变化。作家是很敏感的,当年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呈现给我们的是一个让作者都充满羡慕的、非常有活力、生动的、爱生活的少年。可是今天的“少年闰土”去了哪里?韩少功在他的湖南老家观察到了今天的“少年闰土”,他的作品《山中少年》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是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怪癖不逊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间地头,你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数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的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地大摆宴席,但是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避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过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的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的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和怀才不遇。”

这段话让我们感受到作者的悲伤。

在说“发现故乡之美”之前,我们需要谈谈“故乡之困”是什么;如果要谈返乡,就要先谈我们是如何离开故乡的。

不管我们是不是农二代,故乡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既熟悉又陌生的。十年前我上农业大学,在课堂讨论问题时,经常在讨论过程中有人跳出来说“我就是农村来的,我爸就是农民,我还不比你了解吗?”于是立即抢占了话语制高点,好像其他同学便没话说了。但是真是这样吗?我们父母是农民,我们真的就有了这个“根”了吗?

我们今天的乡村难道是一百年前卢作孚、晏阳初和梁漱溟时代的乡村吗?是两千年前陶渊明时代的乡村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我们知道几十年来的村校合并,导致每一天减少乡村小学62.8所。今天的乡村教育是“为乡村的教育”、“乡村的教育”,还是“办在乡村的教育”?当村校合并已经完成的时候,我们连“办在乡村的教育”都很难做到,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我们刚才听到了非常抒情的一首《静夜思》,但那是乡思,是一种思念,是人之成为人,所一直会有的。但我们今天所有的更多是乡愁。乡愁意味着什么?乡愁不是那么浪漫的一首歌,乡愁与现代化的困境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是我们吸着雾霾、挤着地铁时所萌发的出的“农妇、山泉、有点田”的浪漫想象。

乡村建设不是简单的乡恋,乡恋是个体的,但是乡建是整体的,这种整体包括集体行动也包括整体反思。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希望从遥远、陌生地遥想故乡,到具体地、个体地“发现故乡之美”。那么何为发现?发现什么?在“发现”中,我们希望对“美”的理解是广义的。美可以来自于景观。大家都知道我们最容易发现的是古村落,那些漂亮的、让我们不舍的东西;但是当我们在做“爱故乡”活动的宣传时,就有人问,我的故乡没有那么漂亮,不是古村落不是古民居,我如何发现美?他们有“美”吗?

我想说,故乡的美既包括景,也包括物,还包括情,包括我们的记忆,包括在那片土地上坚守的人们,还有跟现代化高耗能城市生活所不同的、乡土的、传统的、更讲究人情味与传承的生活方式。我们发现美也要发现遮蔽,在遮蔽中我们希望看到不一样的东西,这种东西包括不一样的现实。一些点点滴滴的行动背后有更深层次的寓意,我们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建立新的坐标,带着这种新坐标去寻找大乡建,以及未来十年甚至百年的乡建。

在这个发现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乡村和现代是结合的,正如温铁军老师所说,今天最大的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的最大原因是三要素的留出和宏观环境的改变,百年激进产生的百年乡村破坏。但这种百年乡村破坏从来就不会完全地、彻底地发生,一定有百年乡建的力量在保护着、呵护着,甚至默默忍受着。如果通过“爱故乡”活动的摄影集,我们看到了美丽的片段,那么我们会发现,到底是我们故乡容颜已改,还是当下的社会在整体地拒绝故乡?其实故乡一直在那里,它的历史有几千年了,大自然力量是非常强大,只要我们不去破坏,它会很快恢复。

我们希望不仅仅让故乡成为仅供遥望和回忆的、模式化的符号,我们希望让故乡活起来。这就涉及到我们如何看待今天的时代,从后三聚氰胺,到雾霾,再到蚁族和蜗居,这所有串在一起,让我们想到《中国合伙人》的著名台词,“不是我们改变了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改变了我们”。这个世界改变不止带来了留学潮,还带来我们对城市的反思和对乡村不同层面的实践。我们看到主流媒体这几年已经出现了我们在十年前不敢想的一些新的局面。这也是温铁军老师说的,“不是我们今天在小毛驴市民农园,或是在各地做得多好,而是主流那些东西做得太糟糕了”。其实爱故乡的真正的动力是——原来的自圆其说捉襟见肘了,以前我们认为城市化是最好的,认为农业应该按照工业化思路改造,认为“三农”问题不存在、而是应该合并为“一农”……其实这些现在带来的都是一连串的问号。

梁漱溟先生说过,“农业自古以来是养人的”,但今天的农业成为食品安全问题最根本的原因;农业从来都是保护环境的,但今天的农业成为了最大的面源污染;农业从来都是通过光合作用创造能源的,但是今天的农业却消耗着不可再生能源。这些问题才是最为根本的矛盾。

今天在北京,有各种市民以寻梦为出发点,成为新农夫,带来了新农业,新农业又催生了新农民,让乡村中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获得了尊严。这不是我们去安慰他们,而是因为农业是有价值的。

今天在座有这么多的大学生,我们12年前开始返乡,这种“返乡”是一种口号吗?还是应对就业压力的权宜之计?还是一种真正的“危中之机”?这种返乡当然并非衣锦还乡,也非简单的逃离。我们“回不去”,不是说身体回不去,我们花很少的钱买火车票就能回去;问题是我们的心回不去,这个“心回不去”背后是什么原因?背后是我们的坐标是什么,我们以什么为“成功”,以什么为价值追求?我们返乡和发现故乡,不应该是一种感性和情绪,它背后应该是百年激进和百年乡村破坏让我们不忍、让我们产生推动力。返乡不仅仅是经济的问题和政治的问题,同时也是文化和观念的问题,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或者一种实践,同时也是我们很重要的理论命题。

对于返乡,我们不能浪漫化,不能说听到了“爱故乡”的号角吹响,就这么回去了,没有那么简单。比如,我们都知道我国有几千年乡土传统,但现在我们的传统是“四千年农夫”的传统还是现代绿色革命的传统?我们是要寻找冰川上的水(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追逐),还是扎根脚下、改造好脚下这片土地?我们需要破除桃花源的情节,小毛驴市民农园不是桃花源,乡村建设也从来不是桃花源。乡村建设和爱故乡从来都不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才能干,“心若在,他乡也是故乡”,很多乡建同仁们都是“曲线救国”,在别人的故乡里做乡建,但有一天我们希望能回到自己的家乡。

在新的时代,乡建的未来会包括多元主体,既包括农二代,也包括城二代;包括一线行动,也包括你们用手中各种各样的工具推动,是跨界的实践。最后我想说,今天乡建最大的困难是“坐标”,是心,那么如何改变坐标?其实十八大提出的“生态文明”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契机。

参考信息来源:第四届全国农民合作组织论坛暨首届爱故乡研讨会

图片来源:网络

有机会专栏作者 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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