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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土地到餐桌的信任

从2010年内地一线城市出现第一个有机农夫市集,至今3年多过去,今年,“参与式保障”突然成了有机农业圈的热门话题。市集实际上成为消费者与农场之间的中介与平台,促成一个共同参与、共建信任的循环。

圣甲虫生态农夫市集

圣甲虫生态农夫市集

市集产品

经历了吃吃错错错错吃吃,如多数关心食品安全的消费者那样的历程,6月,夏宁决定和翁乾春一起,整一个农夫市集。而后者,已经在农业领域摸索了五六年。

这是一个风格迥异的组合,夏宁干净、精细,有着年轻成功投资者冷静甚至有点冷峻的脸庞;而翁乾春质朴,不修边幅,偶尔的沉默里有似乎难抑的热情。

12月28日,将是圣甲虫农夫市集第15期,也是2013年最后一期市集。5个月中,市集不仅组织农户亲自销售自己的生态产品,拓展出创意手工小市集、亲子跳蚤会、农耕学堂等附属活动,还承办了第一届上海参与式保障体系(PGS)交流会。

从2010年内地一线城市出现第一个有机农夫市集,至今3年多过去,今年“参与式保障”突然成了有机农业圈的热门话题。这也是夏宁和翁乾春最乐于谈及的主题。市集上,农户与消费者面对面交流,仅是这个话题的一部分。通过消费者、农场与市集三方参与的规则制定、数据检测、透明决策等,市集实际上成为中介与平台,促成一个共同参与、共建信任的循环。

“在这个循环中,最终是消费者主导、重建信任的过程,很大程度上由消费者发起,生产者迎合。”翁乾春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而两人,也走过了一段从寻寻觅觅的消费者,到农业领域的实践者,最终创办市集的历程。

内心深处的追求

2008年的都市白领热衷“农场”偷菜。这当然是一个虚拟的农场,在通讯行业工作的翁乾春却从中嗅到了第一个商机。

杭州一片有山有水、风景秀丽的地方,翁乾春创立了自己的“开心小农场”,分块出租给那些想自己种块地的人们。这寄予了他对农业最初的希望,来自江苏昆山的他觉得,“我们国家农耕文化的底蕴非常深。历史上,名人归隐都喜欢跑到田野乡村。现在大家在城市忙忙碌碌,压力也挺大的,如果想要安逸些,自自然然就会想到去农村搞个山庄田园农场之类的。”他说,这种生活方式,是“我们内心深处的诉求”。

彼时夏宁已经成立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四岁前度过的乡村生活几乎是不复可及的记忆。但他至今还记得,年幼时是如何在阳台的小小角落里,等待一棵毛竹发芽,然后每天去测量拔高了几毫米的心情。毛竹没长多大就挂了,可田园之想似乎不曾离开。直到2009年,他在崇明租了一百多亩地,由他人管理,种植生态食材,算是第一次触电农业。

他们身后,风起云涌。2008 年,国内第一家本土化的CSA农场——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北京凤凰岭下成立,此后CSA在中国成长颇快。CSA如今定名为“社区互助农业”,是一种共担风险、共享收益的生态生产模式。此前,主营有机蔬菜配送的多利农庄于2005年成立,正谷于2007年成立。尽管一直存有争议,这些大型公司的进入,无疑带动了有机概念的大规模传播。

到白领偷菜热的那些年,一些消费者种地,看中的还是好玩、消磨时间,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寻找安全食品的期望。由于农场距离太远,客户流失率很高,不久翁乾春放弃了这个项目。随后,新一波的阳台种菜在食品安全问题频爆的2010年前后火了起来。

翁乾春想,把菜园搬到家里,客户就不用来回奔波了。这一年,他做起了阳台种菜项目“易栽乐”。他分析说,阳台菜园之所以能成为一种趋势和流行,也和大环境有关,“随着住房条件改善,人们逐渐有条件去追求它。”

夏宁也在自己的轨道上慢慢行走着。2010年,因为无法亲自管理产生的问题,他关闭了崇明的农场,打起检测的主意来。“感觉很多食品有潜在风险,但消费者无信息知情权,没有知情权也就没有选择权。成立一个检测机构,将成本降低,可以同时为家人挑选食材,为其他委托人提供检测服务,也可以帮助真正的好农场证明自己。”

给消费者选择权

圣甲虫俗名“屎壳郎”,土地中极为普通的一种昆虫,在古希腊却有神圣的意义,“古希腊人认为,地球是由屎壳郎推动形成的。”翁乾春说,圣甲虫虽不起眼,所做的事情却对整个地球生态大有稗益,这就是市集名字的由来。

市集是一种古老的体系,人与人在这里相聚,物质超越单纯的交换价值,成为人际沟通的载体。历史学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曾一言以概括农夫市集的魅力:“它的简朴无法超越,货品来自附近村庄而保持了自然新鲜。”在北京的农夫市集之后,上海已有友好农夫市集、嘉善老集等,而广东、浙江等地近年也陆续有此类市集出现。其模式是相似的,通过近乎传统的、农户与消费者面对面的售卖形式,促进供应链上下游的交流。加之市集常有一些附属项目,如亲子市集、手工课、食品安全方面的讨论等,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周末休闲的去处。

夏宁想得更远。他动过检测的脑筋,现在,他又想把参与式保障体系引入。

就算在国际上,参与式保障都是颇新的概念。它于2004年在“另类认证”研讨会上提出,其核心在于生产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在有机担保过程中的积极参与。已成立近3年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今年10月初的一次大会对照参与式保障体系各项要求,给自己打了74分。“生产者和消费者意识和理念相对滞后,不愿参与。”北京友机的组织者之一常天乐说,这可能是PGS在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

新的思维对消费者提出了要求,同时也在挑战着生产者。好在,翁乾春看到,参与市集的约40家农户中,多数是更具理想色彩、更有城市气质的新农人,他们心态开放,乐于让消费者和市集介入。消费者更有机会走进农场,而市集作为第三方,提供检测服务,公开各种信息,将从绿色到自然农法的各级农场分类,他们始终强调的是透明,而透明,正是给予消费者选择权的前提。

而当消费者真正选择了这些安全健康的食材,他们也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态度,“这也是对生态环境的支持,把手里的选票投给坚持生态种养的农人,也是从微观层面支持信任重建。”夏宁说。

可传递的信任

记者第一次见到夏宁的时候,他似乎只是市集中一个忙碌的工作人员。他不满一岁的孩子由太太抱着,也许是那次市集最小的参与者。夏宁说,自己从小身体不好,对食品问题比较关心,而自从太太怀孕,这几乎成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问题。

多次市集后,他们也发现,年轻的父母亲是市集非常大的消费人群。这也对应了一个事实——在上世纪70年代,日本的有机农业兴起的时候,主要依赖的,也是年轻的家庭主妇。而在中国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也发展得极好。

但夏宁也发现,这群体本身极需要可靠知识。在这个人人空前关注健康问题的时代,随意打开微信、微博,总有那么些健康小贴士漫天飞——其中不少属于以讹传讹。“消费者错误的认识会导致恶的循环。网上流传的一些方法其实是错误的,譬如鸡蛋,以前大家说蛋黄红就是好的,其实这错了。我们会综合一些农场主的意见,把鉴别方法做成资料。”夏宁说,由于联结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类似的知识普及工作也是市集题中应有之义。

创办市集之前,夏宁也很注意选择有机食材,产品多来自他的EMBA同学的农场。这是一种传统的、依赖直接的人际关系取得的信任。生态农业圈的信任关系,一度依赖于这种脆弱的人际——今年,微博上的生态农业圈子也一直在讨论如何突破小圈子局限。

“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让信任可以传递,而不限于这一群人。如果我信任市集上一个农场,也就信任其他农场。”夏宁说,市集组织许多对农场的考察和取样检测,同样的,如果你信赖的朋友去过那个农场,你也会信任那个农场。

但他们也认为,长远来看,消费者与生产者接触所产生的信任关系,应让位于制度与规范所确立的那种信任关系。而这,正是目前逐渐风行农业界,作为有机认证之补充的参与式保障体系的价值所在。

文章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图片来源:新浪微博@圣甲虫生态农夫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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