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水牛”理想

“幸好这里被忘记了, 它才有大好的未来。”

刘桂瑜(左二)和大水牛团队。摄影 商华鸽

刘桂瑜(左二)和大水牛团队。摄影 商华鸽

嘉泽镇孟津桥下有一个特别的地方,它是一个占地270亩的农场,名叫“大水牛市民农园”。

盛夏的清晨天刚蒙蒙亮,密密麻麻的狗尾巴草正在跟西红柿和黄瓜抢地盘,田间小道上两只公鸡在集群的围观下战斗正酣,池塘边的阴凉处一只青蛙一动不动等着偷吃菜叶上的小虫。刚摘下来的水芹、生菜、黄瓜、西红柿、茄子、豇豆已经装在菜箱里,一会儿就会被送到常州市区里那些大水牛会员的家里。

这不是一处普通的农场,在嘉泽镇负责人的眼中,它可能成为小型家庭农场的孵化器,甚至是现代服务型农业的试水者。

就连本地人最初都感到惊讶,居然会有人民大学的博士生愿意跑到嘉泽来开农场种地。

这个博士生名叫程存旺,2011年春天他开始负责武进试验区三大项目之一“大水牛市民农园”,程存旺曾经也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创办人之一,“小毛驴”是目前在国内最为著名的CSA(社区支持农业)项目。

从地理上看,嘉泽的“大水牛”和北京的“小毛驴”原本相隔千里,但大水牛的落户,是因为镇党委书记吴小琴看中了CSA模式和城市中产阶级的密切关联。

2009年吴小琴刚刚上任时,镇里有一所小学连起码的电器都没有,第一次接待上级领导调研的时候,连领导都很吃惊,在长三角地区还有穷成这样的地方。

吴小琴很挠头,小镇既留不住人,政府也无法为老百姓提供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2010年底,她把困惑和思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结果,一下子被温铁军所说的“小毛驴”击中。

吴小琴感兴趣的是,“小毛驴”的客户群体是城市白领,如果在嘉泽也办一个“小毛驴”就能把常州市民吸引到嘉泽。

“小毛驴”创办人之一程存旺就是温铁军的弟子,“小毛驴”的项目最初便是脱胎于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共建的产学研基地。

春节过后,嘉泽邀请程存旺来考察,承诺流转270亩土地并提供200万元农场启动基金。和“小毛驴”经历的经济困难相比,在嘉泽办农场的经费和土地问题都已经得以解决,他们不必再为一定要赚钱的生存压力而改变初衷。

就这样,才有了“小毛驴”的南下和“大水牛”的故事。

工作人员正在农场里犁地。摄影 蒋晨明

工作人员正在农场里犁地。摄影 蒋晨明

2011年2月11日,刘桂瑜第一次见到这片土地,他感觉这里不像是农田倒像是荒废的巨大水塘。

刘桂瑜是北京小毛驴的第一批实习生。这个计划“用有限时间体验不同人生”的内蒙古小伙儿,从大二就开始体会不同工种带给自己的收获,大学毕业后也保持着平均两个月换一份工作的纪录,他从来没有想过,自从接到程存旺的加盟电话后,便一头扎进了这个行当,至今乐在其中。

电话里,程存旺告诉刘桂瑜,CSA是一种把城市消费者与农产品的来源直接连接的食品经济,通过省去中间环节并让消费者承担风险和分享利益的方式建立对食品安全的信任。

那时的刘桂瑜并不太清楚么是CSA,他说自己只是喜欢那里单纯的环境,工作得有价值但又不会节奏太快,他常常回想起创办之初,他和其他实习生一起干完一天的农活儿,在夕阳里一直大声唱着歌回宿舍的情景。

如今,刘桂瑜已经是“大水牛”的经理,要管理整个农场还要考虑如何让农场发展得更好。

刘桂瑜到嘉泽的第一场梅雨开始让这个北方汉子最真切地感受到了“南方”,连绵不绝的雨水让整个农场一整个月都泡在水里。

第一项任务就是修水利。农场保留了原有的鱼塘,在湿地上间种水稻和养鱼,再把一部分低地垫高整平来盖猪舍、鸡舍,其余的地方要重新开荒、打通沟渠。鱼塘旁边盖了招待小楼、临建宿舍和粪尿分离厕所。

嘉泽的“小毛驴”还得有自己的名字。通过《常州日报》,他们向社会发起了农场征名活动,共收到300多个名字,最后“大水牛”脱颖而出。有了自己名字的“大水牛”慢慢走上正轨,如今,这里按照公司模式管理,有种植部、养殖部、配送部、销售部、后勤部几个部门。

现在,“大水牛”有18名大学生和不定期的志愿者承担日常工作,还聘请了十几名农民负责田间劳作,再加上两辆配送车。这个班底每月的支出需要15万元,刘桂瑜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大水牛”每年的农资、水电、劳务费用需要180万元,按照一个配送份额5600元一年的标准,农园要招到300户会员才能支撑起农场的经营。

2012年的3月22日,“大水牛”第一次配送时仅有56个会员,如今已经有了二百多个会员。

嘉泽镇党委书记吴小琴的想法很直接,“CSA一定要赚大钱,这样,地方政府才有扶持其发展的积极性,农民也能得到实惠;如果无利可图,它就成了一个盆景了。”

大水牛成了原生态的农场乐园。摄影 商华鸽

大水牛成了原生态的农场乐园。摄影 商华鸽

作为经理,刘桂瑜却显得不怎么担心会员增长问题。

虽然女朋友在常州市区工作和居住,刘桂瑜却用大把时间泡在农场里琢磨着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他计划和姬山书院耕读学堂合作在暑期请小学生来农场体验“新农夫”的生活。

“现在的教育体制问题太大,甚至在农村生活的孩子都不认识庄稼了”,说起耕读学堂,刘桂瑜一下精神了起来,“我就是想要挑战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学习农家知识不是浪费时间”。

刘桂瑜说,信任是农场存在的基础,虽然他们的农场为会员提供有机蔬菜和肉蛋,但从大水牛出去的每一样食品都没有通过“有机认证”,因为“我们更需要的是PGS(参与式的认证)”。

农场里有几个一米多高,一米多宽的大水缸,这是农民“上楼”时送给他们的,这就是“大水牛”的“有机认证”,在农场里菜地驱虫就是靠这种水和青蛙。

而控制杂草,他们就用最原始的水稻秸秆。在花木之乡,没有人种水稻,水稻秸秆甚至成了贵价货。有人建议用液体地膜,但是后来他们发现地膜里如果不加入除草剂效力会大大降低,最后还是选择了用水稻秸秆。

也有会员问过送菜的配送员,“你们为什么没有有机认证?是否可信?”

刘桂瑜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给会员发免费的采摘券,做“参与式认证”,让他们可以随时来大水牛采摘,与老农交流,“他们来了用肉眼看到了才是最可信的。这样我们就可以逐渐建立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信任”。

和刘桂瑜一样,“大水牛”里总会遇到执拗却充满理想主义的人。

今年3月底,一位浙江富翁骑着自行车从宁波到嘉泽,从商人变身“猪司令”,而且一干大半年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此人叫张志珠,是宁波一家金属制品公司的法人代表,公司年产值过亿。一天,张志珠看到杂志上刊登的一篇报道,介绍江苏常州的“大水牛”,“当时我欣喜若狂,还真的有人跟我同样的想法,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2012年底,张志珠先是到“大水牛”考察,“我得确定它是真的有机农业,还是忽悠人,现在忽悠人的东西太多”。

“考察合格”之后,他把业务合作伙伴打理好,一个人骑着自行车用了三天时间到了嘉泽成为一名志愿者。他领到的是喂猪的任务,农场里的人都调侃他是“猪司令”。

每天喂30头大猪,18头小猪。一天吃饭两次,早上八点一次,晚上五点前一次。这些绝对不是张志珠来到“大水牛”的目的,他在思考的问题是“有机农业”是否可行。

张志珠并不否认,“富人”对食品安全的问题更敏感,而他说自己是一个希望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张志珠的笔记本里记满了他观察到的农场,甚至是整个嘉泽镇。

“嘉泽像是被遗忘的地方,没有南方小镇普遍的房地产和工业,”张志珠一笑,“不过你知道吗?幸好这里被忘记了,它才有大好的未来。”

文章来源:《中国周刊》

原文链接:http://www.chinaweekly.cn/bencandy.php?fid=92&id=6798

记者:闫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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