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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友善农法,会使人穷到永世不得翻身?

前言

在全球气温逐步升高的情况下,“什么是对我们最好,也是对地球最好的饮食方式?”作者安娜·拉佩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展开一场饮食壮游,走访欧、亚、美三大洲的永续农场,与农场主人学习传统农法,她亲身见证:有机农法不但能够稳定气候,为地球带来生机,更能让人类拥有一个健康的生活。不仅如此,安娜还发现,原本被认为不能喂饱人类的有机农业,其实能比传统农业生产出更大量的食物。

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选择好的食物,也就等于熬出一副地球的退烧药,能让我们这生病的小行星重返健康的轨道。

贫穷的迷思

几年前,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二楼的某演讲厅,聆听经济学家萨克斯(Jeffrey Sachs)在国际记者会上的演说。在回答有关美国粮食系统的问题时,萨克斯语带幽默地说:“那就是你可以随便走进一家杂货店,而且吃得像国王(或皇后)。”他又说,美国人生产的食物对内需和出口来说绰绰有余,而且是由区区百分之二的人口来生产。萨克斯没提到的是,还要包括必须把食物送到我们面前的数百万人、把动物从农场运到肉品加工厂的工作、零售商店、运输产业、化学物质制造厂等等。美国农业部的资料显示,近几十年来,食物产业工作者的真正百分比相当稳定,只是劳动力从田地移转到工厂,许多人也势必面临更恶劣的条件和更少的自由。

不过,那天萨克斯在赞扬美国的工业化,明确地说是赞扬农业工业化终结贫穷与饥饿。他在著作《终结贫穷》(The End of Poverty)中重申这个论点,描述经济发展将走上不归路:“从活命的农业迈向轻型制造业与都市化,而后来到高科技服务。”他的理论暗示,每个人都想登上这条成功的天梯。

这场大会前的夏天,我来到纽约市时髦的西村(West Village)参加一场华丽的接待会。我拿着鸡尾酒,感觉自己就像善待动物组织的活跃分子正在观赏套马表演似的不相称。于是当在场一位投资银行家问到我的工作时,我礼貌地回答。话题一个接着一个聊,最后我们谈到美国农民。

他问我:“为什么美国需要更多的农场?如果别的国家可以花比较低的成本生产食物,美国应该让他们去,我们专门做最拿手的事就好了。”

我吞了一口鸡尾酒,做了一次深呼吸。当时我没有太多回应。但是听到萨克斯的话呼应这个观点,让我想到“永续农业等于贫穷”这个到处弥漫的迷思。它传递的讯息非常明确:拥护小规模农业,拥护不畏强权的独立农民、以友善气候和无化学物质生产的农作物,等于迫使世界进入黑暗时代,让数十亿人陷入贫穷而且永不得翻身。

但事实刚好相反。永续农业帮助我们缓和并适应气候变迁,同时让数十亿人有能力喂饱自己。

我承认这种双赢的局面很难见到。在全世界承受极度贫穷之苦的十二亿人口当中,四分之三在乡村生活与工作,而所有营养不良的人当中有半数是农民。但是,这不表示家庭式农耕使他们贫穷,也不表示家庭式的永续农民必须承受贫穷与饥饿之苦。

我们可以从这些数据得到完全不同的启示:在国外援助鼓励下推动的外销导向工业化农业,已经挤压到小农的空间,剥夺全世界许多人自给自足的能力。再加上过去几十年来农业严重的错误投资,一九八○至二○○四年间,开发中国家的农业支出占总公共支出的比重下降了一半,投资主要锁定大规模事业与外销生产。根据政策智库奥克兰机构(The Oakland Institute)的资料显示,几十年来在贸易与经济改革推动出口的情况下,到二○○四年,四十三个开发中国家仅靠一种大宗物资——例如咖啡或糖,就占出口总收入的五分之一。过去三十年来,这些外销农作物的真实价格暴跌,而使开发中国家输得更惨。此外许多政府和国际开发机构将昂贵的化学物质和种子卖给农民,彻底破坏他们的经济福祉、独立性与社群的健康。

拥抱小规模农作

有人说,企业友善的经济政策能减少饥饿,但是“被开发”的人们又怎么说呢?于是我来到南韩想一探究竟。我发现有点怪,这个国家用海报上的儿童来展现快速工业化的结果。面积仅略大于印第安那州的南韩,在不到三十年间从全世界最贫穷的经济体之一变成第十三大经济体;从一九七○年以来,南韩的农业劳动力从人口的一半骤减到百分之七以下。如今全国四千九百万人当中,有四分之一以首尔为家,以三星、乐金等电子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南韩,也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石化产品出口国。但如果我们能够从超高工业化的南韩身上找到拥抱小规模农作的故事,我们在任何地方也都能找得到。

撇开南韩的都市化不谈,自从一九八○年代、追求民主的激进主义如野火燎原般的日子以来,方兴未艾的农民与消费者运动便已经崛起。我遇到的几位韩国人都是这些运动的一分子,从会员达十五万人的消费合作社领导者,乃至集合来自泰国、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联盟组织召开区域性高峰会的“农民之路”活跃分子,都提供了另一种开发的观点。

午餐时间,大伙一面吃着热腾腾的传统韩国汤,一面听建国大学(Konkuk University)教授尹炳鲜(Byeong-Seon Yoon)发表看法。他认为企业友善的食物政策无法达到粮食的独立性与终结南韩的贫穷问题,这些政策多半是“提高人民对农业进口的依赖,强化农业的工业化,迫使数百万农民放弃传统农法”。

墨西哥也像南韩般吸引我,因为那里的农民也一直努力保存传统农法,疗癒并复育他们的土地。我被这些国家吸引,也因为他们的市场上充斥最多来自美国的人工廉价食物。美国出口大量玉米给墨西哥,南韩则是得到美国牛肉,他们的农民也因为这些进口食物而感到痛苦。到了二○○四年,也就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签署后十年,一千五百万靠种植玉米为生的墨西哥农民眼巴巴看着作物的真实价格掉了七成以上。在廉价进口产品的迫害下,估计有一百五十万玉米农在后NAFTA时代被迫离开自己的土地。

位于墨西哥米斯特克区(Mixtec)中央干燥且尘土覆盖的瓦哈卡,大部分的表土上被水蚀的深沟画出一道道疤痕。我的朋友、也是同僚的考夫曼(Abhaya Kaufman)与二十五年前成立的偏乡教育与发展组织CEDICAM的创办人见面,听取农民的心声。小规模农作在此地相当盛行,主要是因为农民从以前就被教导,要把眼光超越工业化的诱惑。

考夫曼参加的CEDICAM农民工作坊在村庄的篮球场旁举行,农民在保存种子和堆肥的工作坊之间,可以趁空去投个几球。就在某次中场休息时,考夫曼跟道不列登(Phil Dahl-Bredine)坐着聊天,道不列登是美籍传教士,他相当融入当地社群,非常景仰当地的知识。他解释,由于农民使用本地的肥料、利用天然害虫控制法、本地的种子和价格合理的技术,让社群食物不虞匮乏。他们一直以来采取疗癒地球的农法,也是社群不虞匮乏的原因。

CEDICAM的创办人山多士(Jesus Leon Santos)是个外柔内刚的人,形容他的工作是个双轨平行的过程。替土地排毒、脱离对化学物质的依赖,也等于替人排毒,让他们的灵魂脱离“北方”的观念,不再觉得自己矮人一截、自己的知识“就是有那么一点不足”。组织的大半工作在推动并改良社区中许多人已经在使用,但不被承认为“技术”的农耕法,工作坊证实传统技术并肯定身分认同,这些认同感铭刻在土地上,与传统农法融为一体。

考夫曼拜访的这个墨西哥社群与我在南韩见到的社群,证明贫穷的迷思并不正确。这个迷思的基础,建立在对农业的狭隘见解上。狄斯马拉斯的书中写道:“企业推动的模型视农业为以赚钱为唯一目的的事业,而资源日益集中在农业工业的手中。”这种工业化农业的观点忽视人和气候的成本,同时严重低估永续农法对社会与生态的好处。

除去这个迷思,“排了毒的人”对农业的愿景,与我在南韩遇到的人们、在马利看到的农民,以及和考夫曼一起在墨西哥投篮的人们相同。他们拥抱另一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路,以农民推动的食物生产、彰显食物独立性,并承认永续农业在解决气候危机方面,对文化、经济与环境带来的好处。

本文转自:安娜·拉佩新书《一座发烧小行星的未来饮食法》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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