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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标签化:大农场和小农户的浪漫想象(上)

现实的农业是复杂的,因而无论是否从事有机生产,对于农业模式的选择都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最优模式。唯一存在的只是,依据现实约束,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合当地自然资源、生产条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农业生产模式。为此,祛除对农业的标签化认知,特别是关于大农场和小农户的浪漫想象,重新认识农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村美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有着千余年的农耕历史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这样的传统之下,如果说中国社会缺乏对农业的正确认识,恐怕很难得到普遍认同。然而,这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即我们对农业的理解始终处于标签化的状态之中。以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的中国人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为分水岭,在人们的认知中,农业无非存在两类模式:一是以大型拖拉机和规模化单一耕种为代表的美国大农场农耕,其代表着先进、科技、现代和高效率,替代了代表中国传统小农户种养结合的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现代化标签;二是以分散、小规模、传统生产模式为标示的小农经济,并且对小农经济的设想又分为了两类,分别是以“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为标签的浪漫设想和以“愚贫弱私”为符号的小农意识与形象。

无论对于普通中国人还是对于农业专业的人来说,大农场都是中国人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进程中对传统与现代分界的浪漫想象;至于小农经济,“愚贫弱私”的想象用于批评农民,“采菊东南下”则用于逃离繁杂的城市生活。至于真实的农业、农村和农民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少有人问及。尽管三农问题多次被中央政府强调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但在实际情况中,三农问题仍然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城市因资本和资源集中,智力资源也多集中在城市之中,乡村因资本高度稀缺并不能形成对发展模式的自我选择,因此,对于正在进行农业改造和乡村实践的人,去标签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农业模式的选择,甚至生活方式乃至文化传承。所以,祛除标签,重新认识农业是做农业之前最重要的功课。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轻装上阵,做有利于农业改造和乡村建设的创新和实践。

传统农业的想象与现实

对于传统农业,中国社会普遍存在两类想象,而根据它们各自的内容和特征,可以将它们分别称为“乡土的浪漫”和“狭隘的偏见”。其中,乡土的浪漫主要是源于古时代士大夫们的设想,陶渊明的“采菊东南下,悠然见南山”,辛弃疾的“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苏轼的“村舍外,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又得浮生一日凉。”等均集中体现和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传统农业和乡土社会的浪漫想象。在这种亦耕亦读、耕读并举的乡土生活想象中,寄托着知识分子对家乡的怀念,同时也多少带有一些对于社会现状不满却又无力改变的逃避。到了现代,这种乡土的浪漫呈现出一种小资情怀。因为烦扰于城市生活的繁杂、冷漠和压力,人们沿袭千年文化中的乡土情结,多少有些一厢情愿的认为乡村生活是单纯质朴和轻松愉悦的。

与乡土的浪漫相对应的则是狭隘的偏见,在这种偏见中,沿袭千年的小农经济模式被贴上了“落后的、低效率的、不科学”等标签,而经营小农经济的农民则是愚贫弱私的,他们知识匮乏、目光短浅、贪图私利、穷困积弱。这种对农民的认知虽然充满了偏见,但因为被普遍认同而导致“小农意识”成为了愚贫弱私的代名词。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后,这种狭隘的偏见依旧未被予以纠正,相反,由于对“产业化、规模化、高效率”大农场的设想,小农经济以及与之相伴生的小农意识被更深地烙上了封建、落后的标签。

事实上,翻阅中国的农业历史,虽然“乡土的浪漫”反映了农业的文化和生态功能, “狭隘的偏见”也具备一定的现实性。但是,这两种想象均未能描绘出真实的传统农业和真实的农民,以偏概全的特质让“乡土的浪漫”和“狭隘的偏见”具备强烈的标签化特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农业的认知以及对农民的理解,是乡村建设中必须予以厘清的问题。

中国自7000年前开始驯化野生稻种,以灌溉农业为主体的东亚农耕文明一直持续了几千年,这种耕作方式的形成是一种适应性选择,它不仅符合中国资源和人口相对紧张的自然制约条件,并且依据特有的资源限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模式。众所周知,中国耕地资源仅占世界的7%,水资源占世界的6.4%,而水土光热配比的面积不足国土面积的10%,适合耕作的土地很少,多是山区丘陵地带,不适宜大型机械耕种,自然演化形成了手工耕作的农业模式。同时,由于农耕社会商品经济并不发达,货币化程度极低,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对于中国社会并不仅仅一种为社会提供农副牧渔产品的产业,它以农户的生计为基础——种养殖结合保证了农户一年的口粮和肉食供应——包含了就业与社会保障、文化、生态等多种功能。因而,可以说,中国农耕文化的真正核心在于其多样性的生态文化内涵,而这种兼容的多样文化的最好体现地就是中国的乡村。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中国如此之多的居住和生活形态,无论是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还是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丘陵山地地区,抑或在有水有田的桑基江南,中国人以其相对匮乏的自然资源,养活了众多的人口,并且创造了最少使用资源和最高度利用在地化资源的生活形态。每个乡村都有其独特的语言、农作物、建筑风格、手工业、服饰、饮食文化……,“十里不同天”大体描述的就是乡村的丰富和多样变化。尤为关键的是,除了多功能的多样性特质,传统的小农经济并不像人们所设想的那样低效率。事实上,在《四千年农夫》中就有对于中国传统农业效率的描述:“这一农用土地的供养能力为每平方英里3840个人、384头驴、384头猪,或者说一个40英亩的农场供养240个人、24头驴和24头猪,而我们的农场主们则认为40英亩对一个家庭来说太小了”。换言之,传统农业是高效率的、生态的、多功能的,而并非像“狭隘的偏见”所设想的那样落后和低效。

但是,农耕生活并不浪漫,至少并不总是浪漫的。毋庸置疑,如果你热爱自然、土地和作物生长,农耕生活确实会带来身体的灵敏和心灵的平静。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农耕生活是没有风险和安逸闲散的。相反,农耕生活的风险极大,并且非常辛苦。有句老话形容传统农业的一个特点叫做“看天吃饭”,意思是说农业受到自然界影响很大,如果没有设施的话,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反之则可能颗粒无收。除了自然风险,农业生产还存在巨大的市场风险,一旦遇到某一年市场信息把握不好,种植和畜养的产品销售困难,就意味着全家的生计都会陷入困境。同时,因为机械化程度低,农民生产的过程是纯体力投入,风吹日晒的辛苦劳累是无需赘言的。并且,与工业流水线生产不同,种子播下去后,每天都需要伺候打理,不存在周末、公休和节假日。与“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相伴随的是“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苦”。

至于所谓的“小农意识”,传统中国农业社会因为农业的剩余本来就少,加上每个独立的农户要承担从种子到市场所有的风险,而农民手里的余钱剩米又非常有限,他们不可能再有剩余资本用于人力资本或生产技术投资来实现生产改进,农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一代代的延续父辈的农耕模式。用“农户行为理性流派”创始人舒尔茨的话来表述——“在传统农业生产模式下,农民根据长期的生产经验,已将其所能支配的生产要素作了最佳配置,继续增加传统生产要素的边际产值很低,因而农民不会将省吃俭用增加的储蓄来投资改进生产技术”。相应的,在化肥、农药、生物制剂出现之后,农户最为理性的选择就是使用更多的农药和化肥来提高产量、改善品相,降低自己的生产风险。因而,就中国的农民而言,他们的行为特征就像历史学家黄宗智所描述的:任何农户都在追求基于自身价值偏好所形成的“效用最大化”,而农户的价值观则与特定的历史因素相关,一方面表现出对既定制度环境极大的决策适应性,另一方面又表现出对惯习性和常规性做法的固守和因袭偏好。而温铁军先生则认为这种能够将外部风险内化的小农经济是“家庭理性”,农户内部劳动力组合投资机制的发挥,这一机制是建立在“精耕细作+种养兼业”所促发的土地生产率高企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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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木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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