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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芳村的故事:贵州侗族生态农业考察

在传统侗族的农业模式中,稻田里要养鱼和鸭子。稻、鸭、鱼——三种优势物种形成了共生互补的生态系统。对流芳村这类侗族村寨而言,开展有机农业技术上并不困难,只需回到传统。但是,神奇的传统手艺,在高度市场化的当下,生存也面临挑战。

侗族梯田

水稻民族

中国侗族有近300万人口,聚居生活在湖南、贵州、广西的交界地区。这个区域正好处于湘西丘陵、广西丘陵往云贵高原过渡的地带,处在海拔200米到海拔1500米之间,属温润山地气候,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水资源丰富,土壤也比较肥沃,为水稻生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侗族是我国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有“水稻民族”之称。

黔东南黎平县就处于这个三省交界的核心区域,也是我国侗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流芳村则位于黎平县的茅贡乡,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全村一共有700多亩农田,种的都是水稻。

流芳村是一个典型的侗族村寨,四周青山环绕。山南面的缓坡都被开垦为梯田,层叠起伏,错落有致。山顶泉水涌出,由人工引到田间灌溉,再流到山脚下的村中,最后汇成小河绕村而出。山上的泉水还在村中形成了一些水塘。水塘上凌空架起了一栋一栋的小房子,那是村民存稻米的仓库。“这样即可以防火,又可以防老鼠。水塘里还可以养鱼和鸭子。”村民吴世先对我们说。

侗族的农业生产方式与汉族不同。汉族在原先侗族的水网坝区内建立了固定农田,作物分门别类地种植,引水灌溉,放水收割。而侗族则在半山区通过人工建立起了立体复合农业。最主要的体现,就是稻、鱼、鸭共生。

稻、鱼、鸭共生

流芳村一共有168户人家,748人,744亩农田。虽然人均只有1亩田,但在多山的贵州,已算资源丰富。2005年,受香港非政府组织“社区伙伴”的委托,贵州大学资源与环境研究所副教授杨建松到黎平县考察。他发现县城西面36公里的流芳村非常适合开展有机种植。因为流芳村居于水源的上游,周围山上涌出的泉水经流芳村的水渠灌溉后,再汇成小河流入下游的村寨。所以,不仅流芳村拥有干净的水源,而且如果在这里发展生态农业,也可以防止农业污染的扩散。

于是,杨建松找到流芳村农民讲解有机农业。村民们认为有机农业并不陌生,“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他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么做的。“只是因为近几年外出打工的人多了,没人手积肥,才开始用一些化肥。以前农药也不打,因为有鱼和鸭吃虫子,我们还会自己泡一些传统的药水喷洒。”村民何宗美说。

对流芳村这类侗族村寨而言,开展有机农业技术上并不困难,只需回到传统。村民吴世先和另外31家农户决定“往回走”,先恢复30亩传统种植试试看看。他们盘算,不用化肥和农药会减产,但是有机水稻的价格可以更高一点,此外还有鱼和鸭子的收益,到年底未必会吃亏。

侗族有句俗语:“水里有鱼,田里有稻”。按照农时,每年清明节前后开始整大田,把地里的紫云英翻出来发酵,让泥土输送吸收水分。谷雨前后开始撒种育秧。播种时必须先由本村落寨最早的那一户户主,即寨老到其耕种的田块播种。寨老象征性地播下一两粒稻种以后其他寨民才能播种。

芒种时节开始插秧。侗族田地的插秧密度要稀疏一些,为了以后鸭子游泳方便。稻田里蓄了水就可以放鱼苗了。初放小鱼通常1~2寸长,最重不过2~3两,视鱼苗大小平均每亩放30~70尾。主要是鲤鱼,因为其繁殖快,成活率高,最重要的是只吃杂草不吃秧苗。当地人很少放草鱼,因为草鱼怕雷,在雷电天气会跳出水面,就常跳到别人的田里或田埂上。

等秧苗立了根,就可以放鸭子了。这种鸭子是侗族驯养的本地鸭,体形小,出肉和产蛋却多。一亩水稻可以放十几只鸭子,而鸭子不会吃秧苗。但鸭子和鱼不同,不会限于某块稻田,而是在各个田块间乱窜。每天晚上还要有人专门收鸭子回窝,刚出生的小鸭子还不会跟队,很容易走散。

“去外地介绍经验时,很多人会问我,鸭子不会吃鱼吗?”吴世先说,“我们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在稻田里挖一个深点的坑,上面堆上杂草树枝,做成一个鱼窝,让鱼可以藏在里面。”

每年8月份,稻田可以放水了,这时候正好捕鱼。最多每亩田能收70~80斤的鱼。没长成的小鱼移到村中鱼塘里,可当做种鱼第二年用。大鱼自己吃、卖掉,或腌在桶里做成酸鱼。侗族人的生活离不开鱼,婚丧嫁娶、敬鬼送神都要有鱼。酸鱼的保存时间很长,几十年后还能吃。如果家中有老人,更要存上几桶酸鱼,以待老人去世忌荤招待客人用。按侗族的习俗,忌荤时可以吃鱼。

立秋后,鸭子生得肥壮,可以上市销售,也可以留下来产蛋或孵小鸭。家里劳动力多的,一年可以连续养上三批鸭子。

每年农历中秋节,正是侗族收稻子的时候。家家户户出动所有的劳动力,扛着谷斗,抬着箩筐或袋子,拿着镰刀,开始下田收割了。一般是海拔低的地方稻谷先成熟,所以秋收也先从低地开始,如房前的田地,然后到山坡上的梯田收割,最后才到海拔较高的山谷山凹田。流芳村的水稻只种一季。到10月份,经过堆肥的猪粪、牛粪就可施到田里,作为底肥。村民会种上紫云英,来年春天翻到土里肥地。

稻田养鸭

稻田养鸭

模仿天然沼泽的多样化循环农业系统

在流芳村的水田里,稻、鱼、鸭三种主要生物构成了一个共生互补的循环系统。养鱼可以吃掉稻田里的杂草以及害虫的虫卵、幼虫,鱼的游动可以把水搅浑,增加水里氧气,遮蔽阳光,抑制水草生长。鸭子不仅喜欢吃嫩草,还喜欢钻水底啃泥,使土壤疏松透气。此外,鸭子还是除虫的高手。小鸭长到20天左右,就会跳起来吃秧苗上的虫子。同时,鱼和鸭的粪便又是天然良好的有机肥料。

实际上侗族的传统稻田就是一个天然沼泽生态系统的缩版。除了稻、鱼、鸭三种优势生物外,还有螺、蚌、泥鳅、黄鳝等等动物。野生的植物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也在此生息。常见的动植物有100多种。

吴世先告诉我们,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民都有权分享。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作为食物,另一半可以用做饲料。

与汉族的单一、单项农业不同,传统侗族农业,是多产业、复合经营的生产方式。像流芳村这样每一个侗族社区,不仅经营农田、鱼塘,还要经营森林和饲养大型牲畜,喂养各类家禽。罗隆昌等民族学家认为,侗族农业的复合程度之高甚至难以概括,“林粮兼营,稻鱼鸭复合”都不准确。“他们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使生活物质的获取渠道更加宽阔,从而获得了抗拒自然风险的适应能力。同时在执行的过程中保护了生物多样性。”

在这种高度复合的农业模式中,人的作用也发生了变化,不再单纯作为生产者,更像是一个系统的调控者。比如,在流芳村的稻—鱼—鸭系统中,村民必须随时观察稻田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稻鱼鸭的共存关系。鱼多了就抓几条吃,鱼少了就补充。鸭子过密,就分散到附近的稻田中,田中杂草多了,就增加鸭子。

按照吴世先的理解,稻田中没有无用的生物,也没有绝对的害虫。他们不会像汉族稻田中那样,彻底去消灭杂草和害虫,而是承认其存在,并加以利用。虫子不仅是鱼和鸭子的食物,人也可以吃。事实上,侗族本身就有吃虫子的习俗。

流芳村的村民现在也用农药,但不是化学农药,而是自己配的生态农药。比如用烟叶、鱼藤、樟树叶泡水喷洒。这些都是村里留下来的老方子。“生态农药的灭虫率在70%左右。”吴世先说,“用化学农药的灭虫率会高一些,但也不可能全部杀死。况且害虫也不可能被灭绝掉。”

传统手艺面临挑战:农民如何参与市场?

流芳村恢复传统生态农业的第一年,水稻减产了至少20%。不过最后有机稻米以4.8元/斤(2006年)的价格卖给了贵州大学的老师,比常规米高出了35%。再算上鱼和鸭子的收益,以及省去化肥和农药的钱,每亩的收入还净增加了300元左右。

于是2006年开春后,全村的土地就开始全部转向有机水稻的种植。同时,村里成立了有机农业协会,与“社区伙伴”项目组的专家一起研究解决防治病虫害与土壤肥力问题。也是在这时候,最先种有机稻的吴世先被推举为协会的会长。

与很多中国乡村一样,流芳村也面临着劳动力空心化的问题。全村700多人,年轻人都进城打工了,村里还剩下300多老人和孩子。而恢复有机种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人工堆肥、上肥,养鸭、养鱼都需要大量人工劳动。劳动力缺口除了雇工外,有机农业协会还要组织农民之间的互助。雇工成本上涨很快,价格从几年前的每天50元,到现在每天100~150元。有机农业的劳动力也成本持续升高,大大压缩了利润空间。

而更重要的问题是,在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链条中,农民参与市场的程度依旧不高。面对市场,农民没有议价能力,有机米也就卖不出好价钱。每年流芳村等生产大米30多万斤(净米)。全村常住人口约300多人,按照国家年人均口粮400斤计算,全村需要留下口粮约14万斤,可销售的粮食至少有16万斤。流芳村实际每年的销售只有6万斤左右。扣掉农民的额外存粮,那么也至少有七八万斤的大米没有卖出去。如果按照每斤4元多钱的价格,全村农民少收入了30多万元。销路不畅,价格过低,农民更多地选择了惜售。

2006年开始,流芳村有机农业协会便向政府申请有机农产品认证,连续认证了3年。但每年的认证费在3万元左右,对农民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负担。由于有机农产品市场良莠不分,这张证书并没有给流芳村带来更多的订单。“真心想买米的客户也不看这个证书,我们之间靠的是信任。”吴世先说。

成都一家消费者组织每年都会从流芳村团购5000斤左右的大米,价格每斤4元多钱。他们是“社区伙伴”组织介绍给流芳村的客户,也是目前流芳村最大、最稳定的客户。除此之外,还有北京和江苏的消费者组织从流芳村买米,但数量并不多。每年附近的粮食公司也会来村里收购大米,但价格比市民团购至少低了30%。

吴世先曾经去贵阳考察市场,“如果直接向超市供货的话,不仅村民要有自己的品牌,还要有加工和包装能力”。但对于流芳村农民来说,进入的门槛过高。

村民们也缺乏营销能力,不会推广产品,更多的是被动等待客户。“卖米的人都是通过县政府的农经网自己找过来的。”吴世先说。米虽是好米,但在市场上总是找不到位置。低水平运营的结果,是低附加值的循环。

侗族

年轻人都在城市打工,种田的都是50岁以上的老人。吴世先不会上网,不会用QQ,也不知道“淘宝网”。他不知道如何宣传,也不知道如何树立品牌。另一方面,分散的小农也没有资本实力去实现品牌化与规模化。于是,在农产品的产业链上,农民仍旧处于最底端,不仅无法分享销售、流通等高利润环节的增值,而且每年都要承受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

村民与市场的距离,就像流芳村与大城市的距离一样遥远。仅靠农民自身的能力,还无法提高他们在农产品市场的参与度,因而也没有市场的定价权。就目前流芳村而言,虽然恢复了以往的有机农业,但村庄的主要收入还是靠去城市打工。吴世先认为如果大米能卖到每斤5元以上,才有可能吸引年轻人回来务农。

文章来源:新浪网,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伟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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