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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我的社区支持农业之路—-中国CSA专家石嫣

答应《邻居》写这个稿子,是因为我们城乡互助的事业和万科社区的缘分。

2008年,我还在人大读博士的时候去了美国的一个农场当实习生,干了一年的农活,被称为“洋插队”。美国的那个农场种各种品种的蔬菜,一年的冬天前就把下一年的会员招募到,而且还要预付蔬菜的费用,共担农场生产过程中的风险,农场按照会员的要求,遵循有机的种植方式,不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和化肥,而第二年的6月份开始农场就会将收获的产品按照会员的数量分成若干份,装到箱子里,然后配送给会员。消费者和农户或者农场之间直接对接并且彼此承诺,消费者获得了健康的食物,农民获得了可以维持在乡村有尊严生活的收入,这种方式在美国被称为“社区支持农业”,即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简称CSA,这是一种发端于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的新型的农产品销售方式,同时还希望能通过食物这个纽带构建城乡之间的和谐关系和人与人之间彼此信任的社区。

在“小毛驴”边种菜边探索

回国之前一个月,我就开始想如何将这么好的理念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能够切实的通过消费者的参与支持农民的健康生产进而保护乡村的环境和土壤的健康,而且我也一直希望能够未来工作生活在一个更接近自然的地方,于是我决定将社区支持农业作为我今后人生一份事业去做。

回国之后,2009年3月,我决定加入到原来产学研基地建设的团队一起在海淀区的凤凰岭附近创办“小毛驴市民农园”,开始遇到的问题就是如何招募到能够认同CSA理念的会员,愿意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尝试。恰巧在2009年1月份,《凤凰周刊》对我去美国的故事有个报道,有位姓钟的先生看到这份报道后给我的导师温铁军教授发了一封邮件,表示如果有这样的项目,他愿意首先加入进来。

4月份招募开始前,我主动联系了钟先生,希望他可以帮助我们先在小区里组织一次关于“社区支持农业”的讲座,他欣然答应了。后来我们知道钟先生所在的小区就是万科西山庭院。那次讲座因为准备的不够充分,只有五六个人来参与,但却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深入交流的时间,我详细的给几位业主讲了我们的想法,他们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意见和建议,并且都对这个事情有极大的兴趣。后来,小毛驴的两种CSA的运营方式:劳动份额和配送份额,也是在和几位热心的业主们谈出来的,因为他们普遍有两种需求,第一种,相对有比较多的时间的家庭,希望能在农场有一块自己的土地,可以自己种植和收获;第二种,没有时间自种自收,但还是对健康的蔬菜有需求,并且也可以接受与农场共担风险的理念。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钟先生和我们谈风险,他说:“如果我们去普通菜市场买菜,我们所面临的风险是不确定的,因为对健康的风险不可预知,而如果我们和一个固定的农场或者农户结合,了解我们的食物来源,我们最大的风险可能就是如果遇到不可抗的自然风险,我们损失掉了预付的菜金2500块钱(半年),这个风险是可以预知的”。

那次活动之后,钟先生又志愿自己打印宣传单帮我们在小区做了一些宣传和推广,还组织了第一批报名的十几户家庭到农场参观,记得那个时候地里还什么东西都没有,而我们这个团队也是一张白纸没有什么经验,而他们选择了信任我们,这也是支持我们在前期坚持下来的原因。我们要获取别人的信任,首先要对自己有信心。

石嫣到万科西山庭院签订协议

石嫣到万科西山庭院签订协议

“墙”可以倒,CSA模式彼此监督、互助和信任

“邻居”这个词原本的含义好像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可是在如今北京这样钢筋的森林之中,人情变得淡漠,常常有人感叹相邻居住了很多年却连一句话都没说过。钟先生形容,邻居之间过去好像有一堵墙,就像东德和西德之间的那堵墙一样。自从钟先生开始组织小区定菜的业主自己组织,每周定时间由其中一户家庭来农场将其他人的菜箱取回到物业,然后再通知大家来取,这样做一方面降低了配送的成本,另一方面这些业主还可以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到农场看看有什么变化,无形之中也起到了监督的作用。

钟先生说:“墙倒了。”是啊,在邻居之间彼此互助组织的这座桥一旦搭建起来,我们每个人心中的这堵墙也就倒了,不需要再彼此戒备,而更多的是互助和信任。

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购买健康的食物,支持良心生产的农户

2009年去西山庭院做社区讲座的时候,我们叫上了当时从日本回国自己租地做农场的段大哥和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那之前我们经常带一些市民去段大哥的芳嘉园农场做一些采摘和交流,后来逐渐段大哥也给这些热心消费者做一些配送,这次活动段大哥和国仁合作社带来了很多生态农产品,有很多业主也很感兴趣,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些产品到底是从哪里来的,以及生产方式如何。这应该算是小毛驴在北京做的最早的农夫市集了。

再后来,小毛驴又在2009年10月和11月分别在农场里组织了两次活动,将北京周边的几家刚相识的农场组织到小毛驴来一起面对小毛驴的消费者宣传和销售自己的产品。

一直到2010年9月份,在小毛驴租地种菜的有位日本姑娘Emi找到我,说她想组织一个小农户的市集,因为她之前参加了张映辉女士在顺义组织的市集,觉得商业气息比较浓,而且市集上基本上都是一些成规模的或者大公司在做销售,生产者和消费者并没有特别好的沟通。她希望能组织针对小农户的市集,而且定位是教育,就是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是在参与农业耕作和消费的过程中自我教育,相互了解和信任,这是她希望做的市集的样子。

我特别认同Emi的想法,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在北京的这几家农场相互之间已经有了一年的交往,彼此都是比较了解和信任的。于是,Emi负责联系场地和确定时间、活动内容,我协助她联系这些小型的农场主,确认要带来哪些产品销售,并说明一些需要注意的内容。后来就有了当年9月底在草场地组织的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第一次活动,那时我还是通过群发短信的形式来通知朋友们参加活动,到第二次活动开始之前我们了解到有微博这样一个宣传方式,就注册了一个@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微博,负责这个微博的常天乐的宣传工作做的特别好,短期内就吸引了很多人对这个集市的兴趣。
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是目前食物本土化运动的一种,类似于中国的集贸市场或者说菜市场,却又很不一样。这种形式,能够让农民和消费者双方获利,消费者能够买到本地种植、新鲜的农产品,还可以知道种植这些农产品的农民是谁;农民则能够在农民市场上挣到较高的利润。同时,农民市场还能促进一种社区感,因为有的农夫市集会有一些简单的课程教给消费者如何保存食物及简单的种植技术。有一些市场还会邀请一些音乐家或者艺术家在市场中表演,让人们感觉农夫市集不仅仅是销售产品。

EMI举办的第一次农夫市集小毛驴的摊位,当时有段大哥、若兰等

EMI举办的第一次农夫市集小毛驴的摊位,当时有段大哥、若兰等

从2011年4月份开始,北京的农夫市集就越来越火爆,每次举办活动都有成百上千人的规模,而这个时候开始农夫市集也遇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比如市集的合法性问题,如果组织活动会不会有城管来管,食品的安全性,固定的地点,定位的问题等等。但后来遇到的最大问题还是大家对于市集的生产者是否可信的质疑,比如这些农场都是如何找到的?怎么就确信他们的产品是按照有机的生产方式生产的?如果没有有机的认证怎么可以叫做有机市集?而且市集的组织次数也越来越频繁,现在已经是每周组织两次,市集的生产者也由最初的两三家扩大到现在十几家,还有几个比较商业化的主体,似乎偏离了最初的定位。不过,在这个过程中,几位市集组织的志愿者付出了很多心血,能够通过志愿者的力量组织起来这样的市集,并且已经帮助很多健康生产者解决了销售渠道的问题,这正是市集的重要作用。未来的市集需要有更多的规范,比如种养殖的规范,市集农户准入和退出的原则,参与式认证体系的建立,这都需要进一步努力。一方面农场要做到公开透明,另外消费者也不能只是依赖志愿者的筛选,而更多的是在购买的过程中和农场之间沟通询问他的生产方式。因为,如果用消费主义的方式解决消费主义带来的问题,这个答案是无解的。

特别喜欢甘地的一句话:You must be the change you wish to see in the world。(改变这个世界,从改变自己开始。)如果我们每个人看到现在的食物和农业的问题,都可以力所能及的从购买健康的食物开始,支持健康生产的农户,我们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

后记:最近我开始尝试一个新的探索,在北京的通州区直接和村庄中的农户对接,不再雇佣农户,而是与他相互提携并且协助农户寻找消费者,增强农户的自信心和主体性。这个项目叫做“分享收获”,希望得到“邻居”们的支持。

责任编辑: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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