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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范围内的社区支持农业(CSA)

CSA兴起的国际背景

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追求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进程中都普遍经历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历史阶段。日本于1980年代在发达国家中率先重视并转向支持生态农业,欧美于1990年代开始限制化学农业、转而支持生态农业发展。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动经济发展,进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社会主体需求转向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和食品,直接带动了生态农产品市场的发展。CSA是此过程中逐渐涌现的诸多有利于生态农业发展的运作模式之一。

社区支持农业(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消费者合作社(CO-OP)、农夫市集(Farmers’ Market)等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源于日本、瑞士和德国等国家,于1986年引入美国并逐渐成熟的多种有机农业组织运营模式,并被学界统称为另类农业与食物体系(Alternative Food Networks, AFNs)。同时这些模式又与国际上关于食品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农村区域发展的社会运动紧密相连,并且深刻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农业政策。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日本的综合农协、中国台湾地区的农会都借鉴了AFNs模式强调的生态性、社会性、本土性等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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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支持农业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兴起,虽然其核心理念和兴起的背景是相似的,但由于各国的农业形态不同而模式有所区分。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形态应该可以划分为三种:

  • 第一种是以前殖民地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大型农场国家,因其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空前广大的客观条件而得以实现农业规模化和工业化,对应的则是资本化和产业化的农业政策。
  • 第二种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农业,如欧盟国家,因欧洲人口增长绝对值大于移出人口绝对值而致使资源愈益有限,只能实现农业资本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并且60%的农场由兼业化中产阶级市民经营,遂导致一方面其农业普遍没有自由市场体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与农业生态化高度相关的绿色社会运动从欧洲兴起。
  • 三是未被彻底殖民化的以原住民为主的东亚传统小农经济国家(日韩为代表)的农户经济——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而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因此,CSA这种需要高度信任与合作文化的模式在日本率先萌发,主要得益于综合农协形成了易于合作的农村组织结构;其次,欧盟的市民农业得益于市民社会成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诸多NGO组织,作为中介,这些组织起到了连接城乡,连接市民与农民,连接消费和生产的作用;美国是大农场国家,其农业政策有利于大公司运作大农场以获取规模效益,而不利于小型家庭农场的发展,因此CSA的形成和发展较晚。

CSA在发达国家的传播

社区支持支持农业模式最早于1970年代出现与日本,当时一些日本的消费者群体主动与生产有剩余的农户结合起来,并且彼此共担农业生产的风险。与此同时,在欧洲的德国和瑞士等国家也出现与此类似的形式。1985年底,美国的第一个CSA农场开始筹备于1986年开始运作。

在美国,社区支持农业模式的主要形态是由农场和消费者直接对接,其中约20%是由消费者主动发起的CSA,由消费者组织起来寻找愿意参与的农户;另外一种就是由农户采用CSA的模式运营,进而招募消费者参与。大部分CSA农场的消费者不需要参与农场的劳动,但需要提前预付一年的费用,并与农场共担风险;在另一些CSA农场中,消费者和农民的关系非常紧密,二者都是CSA农场的理事或者股东,一些农场的消费者几乎都需要参与农场劳动、管理和行政方面的工作。

美国的CSA发轫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迄今约有5000家CSA农场,二百多万户美国家庭成为CSA会员,其中又以白人中产阶级家庭居多。而底层人群则主要依靠工业化和化学化的低廉食品体系维持生存需求,导致肥胖和糖尿病等与食品安全高度相关的疾病发病率在底层人群畸高,致使美国国民平均预期寿命在环境不断改善的情况下呈现下降趋势。CSA之外,COOP、农夫市集等另类食物网络体系(AFNs)也在美国有了长足的发展。据统计,美国有3000多家农夫市集,与CSA相互配合发展的NGO组织开始涌现,如纽约市长岛的Just Food,该组织的工作任务是介绍纽约市民加入就近的CSA。甚至还演化出旨在促进本地社区繁荣的社区货币(Local Currency)。

提携(Teikei)于1970s在日本出现,早期有机食品的销售几乎完全通过提携系统“Teikei box”,从生产者直接到消费者的直销形式体现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扶持的原则;截止2001年,55%的有机食品仍然经由Teikei系统直销;日本的综合农协、消费者合作社(主妇联盟)等组织有力促进了Teikei的发展;综合农协或农会是日本、韩国等东亚小农国家农村基层组织的主要形式,通过综合农协一方面联通市场、另一方面连接农户的结构,将生态农产品市场发展和农村社区发展紧密联合,因此成为东亚小农国家发展生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有效模式。

国外CSA农场

在欧洲,瑞士于1970s成立了类似日本Teikei的农民——市民联合组织,莱斯贾迪斯德科卡涅(Les Jardins de Cocagne);德国于1986年建立了“托柯楠堡” (Topinambour),这是在苏黎世附近的第一个为成员提供蔬菜的集体农场;1990s遍及英国的小型有机农场建立了“箱式计划”(Box Schemes),农场给预定服务的人们提供常规的箱装产品;丹麦西部的巴里特斯考农场于1999年开始为100个家庭配送份额,组织方式叫做Aarstiderne,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有机食品配送服务,到2004年已经增长到44000个顾客;在意大利,人们把CSA叫做GAS,1994年建立了第一个GAS,1996年成立了GAS的全国性组织,目前超过600家GAS;葡萄牙将CSA称为Reciproco,其国内有52个乡村行动组织帮助农民与市民建立CSA关系;法国将CSA成为AMAP,第一家AMAP农场于2001年建立,40位份额成员;2001年5月,创建“联合普罗旺斯”(Alliance Provence),帮助其他农场形成AMAP的组织;2004年,该地区有将近100个AMAP,他们重新构建六个地理区域分支,每个区域由一些有经验的AMAP农民和一个活跃的消费者组成,2006年参与的农场数量就达到了300个;现在法国成立了一个全国性的,由农民-生态学家-消费者组成的联盟(Alliance of Peasants-Ecologists-Consumers)支持AMAP的发展。

AMAP要求消费者提前支付,在经济和道德上与生产者共担风险;生产者则需要遵循有机农业耕作模式,致力于保证农场经济,生产方式和产品源的透明性。通过本土的农民与消费者的合作关系,AMAP促进城乡之间的社会性对话,并促进娱乐和生产性的活动协调与农业空间多元利用的共存。

英国的土壤学会研究结论认为CSA对农民和消费者都好处多多:“消费者可以从有限的资源中得到新鲜的食物,拥有机会重新和土地联系并影响他们生活的土地的面貌。CSA传递了环境的收益,如较少的食物里程、较少的包装和生态敏感的耕作,并且看到了本地各具特色的食品生产的回归和地区食品生产及更高的就业率,更多的本土加工、本地消费和在社区中的金钱流通以促进当地的经济。”

CSA及相关模式在中国发展现状

在中国,日益频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可部分归因于城乡二元体制下资金、劳动力和土地等三大生产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的流量不对等势必导致三农问题,进而诱发农业污染和食品安全问题。而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等收入群体不断扩大,无论是中国社科院、还是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都超过2亿,约占总人口的23%。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占比达到40%。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在食品安全问题面前转向生态农产品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客观现象。社区支持农业在此大背景下涌现发展。

2000年以来,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件逐渐爆发,三聚氰胺奶粉和地沟油等恶性食品安全事故的曝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寻解决的办法。温铁军、何慧丽等学者2006年发起的“购米包地”和2007年发起的“国仁城乡互助合作社”都是社区支持农业的雏形。与此同时,香港社区伙伴(PCD)和其他一些社会组织开始也在国内推动小农户做生态农业,其中包括:成都河流研究会从2007年开始以治理农业面源污染为出发点,号召四川成都郫县安龙村村民转变化学农业种植方式为生态农业,几经波折形成了9户农民参与的生态农业种植小组,并以CSA的模式销售农产品。

广西横县、贵州流芳村等乡村也在NGO项目经费的支持下开始转向生态种植模式。2008年,小毛驴市民农园以社区支持农业“风险共担、收益共享”为核心理念,对外招募消费者份额成员,所有成员预付份额费用,并与农场共同承担风险,农场根据当地应季产出定期给配送份额成员配送蔬菜产出,劳动份额成员则因为自己的劳动投入而收获健康的蔬菜,由此形成农场参与式保障系统,并在短时间内吸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体现“风险共担、收益共享”理念的另类食物体系网络正在中国迅速展开。据小毛驴市民农园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出现了80多家CSA;此外,还有NGO、企业等发起的有机农夫市集,市民组成的消费者组织等其他相关形式,构成了中国的另类农业与食物网络。农夫市集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并通过媒体迅速发展,如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上海侬好农夫市集、南京原品农夫市集、常州大水牛有机农夫市集、广州有机农夫市集、成都有机农夫市集;消费者组织也正在以独特的方式形成组织并发展壮大,如北京市民有机考察组,北京消费者面对面,苏锡常健康消费考察组等。

对这80多家CSA农场按发起者身份进行分类,可分为由小农及合作社作为生产主体的CSA,如国仁绿色联盟、河北安金磊、成都郫县安龙村、北京大兴活力有机菜园、山东济南我家菜园、河南兰考南马庄、贵州流芳村、广西横县南塘合作社与三叉合作社,小农发起CSA模式的优势在于不需要支付土地租金和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实现低成本的有机农业,劣势在于缺乏资金及社会资本,不利于构建城市直销渠道;由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CSA,如重庆合初人、北京天福园、德润屋、芳嘉园、圣林、厦门土笆笆等。

在全国诸多CSA农场中占绝大部分,主要集中在一、二线等经济发达的城市,市民凭借丰富的城市社会资本有利于构建CSA关系,投资生态农业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农民增收;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CSA,如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和常州大水牛市民农园,尽管数量较少,但是借助高校社会资源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并通过媒体、培训班、会议等多种形式推广CSA。

由NGO发起的CSA,如上海生耕农社,尽管完全由NGO发起并操作的CSA案例还不多见,但是NGO在CSA发起和运作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CSA案例却为数不少,如自然之友河南小组参与河南郑州大草帽市民农园,成都河流研究会参与安龙村CSA,PCD参与包括小毛驴市民农园在内的广东、贵州、北京的多家CSA,NGO的经费和社会关系都对CSA运作起到积极作用;由餐厅与有机小农或农场直接联系的CSA,如杭州龙井草堂、柳州爱农会、北京“吃素的”餐厅等,餐厅凭借强大的购买力支持有机小农和农场的生产,成功树立品牌的农场也可择机参与有机餐厅运作;由政府发起的CSA,如浙江丽水市遂昌县在本地范围内发起的,由小农和市民直接对接的CSA。

CSA的发展伴随着资金和劳动力流入农村与农业,并且流入有利于生态农业、环保农村发展的领域,从此方面衡量,CSA对于中国农业面源污染问题和统筹城乡具有积极的正外部性。

原文作者:程存旺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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