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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可持续生活”

从美国践行健康、自给自足的乐活族(LOHAS),到欧洲反快餐的慢食运动(Slow Food),再到澳洲照顾地球、照顾人类及分享多余的朴门永续设计(Permaculture)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可持续生活方式(Sustainable Life styles)已渐渐在全球形成一股与高度城市化反向的潮流。

对他们而言,可持续生活方式“意味着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活方式、购物方式以及组织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方式;它还意味着改变我们的社交、分享、教育和树立身份的方式;它意味着改变我们的社会,与自然和谐相处”。

在中国,从环保袋的流行,到绿色食品的增多,到有机连锁超市的出现,倡导可持续生活已现苗头,“但还远没有像欧美甚至印度、巴西那样成为一种生活现象”。香港社区参与行动项目负责人宋庆华说。在这些地方对有机食品等的推广、销售已形成政策和法律保护的市场,学生也从小接受这方面的教育,“是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可持续生活被当成一种时尚去追求”。

户外运动

我们在这里分享几位践行可持续生活的普通人故事,他们可能就在你身边,也可能就是未来的你自己。

何磊,1980年生,NGO“成都野草文化”负责人

2010年,何磊从一个环境NGO的负责人、环保的传播者、推动者,更多地回归为一个可持续生活的践行者。

在成都做环境NGO的7年里,他做过无数的环保宣传和项目,比如大地震之后在水源保护地修生态旱厕。但这个80后越发感到公共空间的狭窄,“环保始终难以进入公众的日常生活。”

他是在2010年无意中组织的一次家庭聚会中猛然觉醒的。一个周末,他邀请自己所在的小区的10多个家庭一起去生态农场聚会,后来有个邻居批评他说,“我们认识你这么久,为什么过去你从没想到要组织这样的活动呢?”

何磊开始反思,“普通人的生活中难以看到环保的影子,因为在高度城市化、工业化的社会里,人与自然之间缺乏互动造成了断裂。而我们这些环保人士,又没有在自己的生活和家人、朋友圈子中努力创造与自然接触的机会,推广环保总是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他开始意识到环保不只是某一家NGO做了多好的项目,治理了一方水土,更重要的是“公众能够反思自己的生活,践行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

于是2011年他开始在家里的阳台上种菜,小区里堆肥;他尽量少开车,减少朋友应酬,过简约的生活;在社区里发动了20多位主妇成立了菜友会。

何磊在工作中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这体现在野草文化的传统型环保项目越做越少,“乡村的环保做得好取决于城市的带动,生态农业的成败取决于城市消费者手中的钞票”。而要影响城市人的生活观念,他明白绝不能高呼口号。

所以这一年他带领机构和基金会合作开发生态社区,挖掘社区里的环保能人,到老人院里去做生态农圃,帮助背包客汇聚的家庭客栈建立生态厕所、垃圾分类系统和人工湿地。

他还成为了一个可持续生活案例的收集者,“细心挖掘,发现这些已经在生活中实践环境友好或文化创意的大有人在,他们更应该被看到和推广。”

高清蓉,1972年生,成都安龙村有机农业实践农妇

高清蓉在农村长大,初中毕业后结婚,后来又离了婚,带着一个男孩。2000年她只身去了江苏打工,经常陷入思乡之苦。

2006年年底,她回乡过年。她的家乡在成都南河的上游,成都城市河流研究会把这里作为水源保护的实验地,此时她的父母也种了3分有机实验田。当时村里做有机田的只有4户人家,没有年轻人。为了留在父母和孩子身边,高清蓉接受河研会的建议留下来帮助做销售,开始对有机作物越来越有兴趣。

她把时令蔬菜和粮食种在一块地里,并保持每块地轮流种不同品种的农作物;她照书上的方法在竹林里培育有益的微生物菌,然后喷到地里,同时也用灭蛾灯、粘虫板和辣椒水除虫。

2007年她所在的村有10多个农户参与种植有机作物,却只有20多个客户,产品价低又难销。高清蓉买了个二手车,自己进城送菜,“地图都翻烂了好几张”。

10多个农户减少到4户,最终她撑过了最困难的时期,“消费者开始越来越多,快得不可思议”,于是,农户又增加为9户。他们会预收客户半年的菜钱,然后按时令配送有机菜,2011年客户有了200多人,已经供不应求。

过去打工高清蓉一年只能存1万多块,现在她和父母一年可以攒10万块,“还觉得为社会做了特别有益的事情”。她后来看了一本书叫《小的是美好的》,明白了“这种幸福感不仅仅来自于经济效益,而是小的家庭式的经营模式对人的价值的肯定”。

这种“村居的、更为健康自然的、和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没有留守老人和孩子,靠一块土地自力更生”,连他们的菜园益虫与害虫也“和谐共存”,彼此构成一个小的但完整的生态系统。

去年10月,为了驱虫高清蓉开始寻找和种植香草。后来发展为30多个品种的香草园,连外国人也开始来到她的香草园去体验有机种植。她看到了这其中丰富的趣味性,“种地也不见得就是一件苦差事,人人都可以从参与中获得乐趣”。

乡村景色

周远斌,1980年生,华德福学校老师

远斌读书时就热衷于环保,因为成长过程中越来越觉得“世界不是自己想看到的样子”。

高考填报志愿时,远斌不顾父母反对报了“农业”,一进入大学就参加了农村发展研究社,希望用绿色技术来改变化肥农药等污染严重的农村。大学毕业后他进了一家研究有益微生物的日资企业,成为一名向污染严重的农用企业和农民推广此类替代产品的推销员。

这些产品提升了作物的产量和价格,“但农民们却不愿意跟别人分享这个‘秘方’”。这个怪现象让远斌明白“光从技术上推广环保是不行的,要从产业链上去解决问题”。

他知道农民的生产实际上是由消费者主导的,就和朋友在农科院开了一个小店试点卖有机食品,但最终不敌更为便宜的非有机食品,没挺过一年就关张。

沮丧的远斌后来遇到一个叫瀚海沙的NGO,被他们所宣讲的“做环保应从心灵做起”深深触动,随后他加入香港社区伙伴的健康农业项目做实习生,来到了成都华德福学校。

华德福是1919年创立于德国的一个教育系统,主张身体和心灵整体健康和谐发展的全人教育,网络如今已覆盖全球。2004年远斌去的时候成都华德福刚刚创校,学校由几个归国留学生创办。

学校自备有机农场,老师、学生和家长自己修房子扫厕所种地,“在真实的生活原貌中添入教学元素,学校和社区都在这种共同生活和教育中一点点生长起来”。

和普通公立学校只注重学生“头”层面不同,华德福从“头、心、手”三个层面平衡,推行与自然融合的寻根教育。远斌后来成为这里的老师,他的理想是,“教育改变人心”。

华德福还带动老师、家长及社区内人士“重新审视自己,带出最为真实的教育”,在中产阶层中获得了极大的追捧。如今有1/3的老师来自学生家长,学校附近也出现了家长等城里人租下农民院子在地实践有机农耕生活的生态村,学校内外的有机食品大市场,还定期给成都10多个送菜点做配送。

“物质发展到极限回归心灵。”远斌认为这是一个新时代正蠢蠢欲动的迹象。

叶富华(Tony),1986年生,TEDx演讲组织者

2006年,Tony还是一名大学生,无意中在podcast频道看到了TED演讲,发现了“区别于枯燥的大学课堂的另一片天地”。

1984年由美国一名建筑设计师以“传播创想”开创的TED大会,最开始以科技、娱乐、设计为主要内容,2002年以后囊括了人文、社会、医疗保健等关注人类福祉的所有话题。从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世界首富比尔·盖茨、国际设计大师菲利普·斯达克到U2乐队主唱Bono等都担任过TED的演讲者。“他们提供了与主流声音不同的个人故事和生活方式。叙述方式也比大学讲堂更有感染力。”

Tony想让更多人看到TED的演讲,2008年和一个网友合作,推出了专门推介TED的网站TED CHINA。2009年TED大会在美国推出了TEDx项目,即那些由本地TED粉丝自愿发起、自行组织的小型聚会。Tony立刻提交了申请,这之后TEDx在全球包括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和TED的视频传播不同,TEDx更注重线下的活动。

这年6月,Tony在广州中山大学组织了第一场中国人的TEDx演讲,主题设计为“新创想生涯”,请来了人类学家、用艺术形式解析的心理学家和演绎进化论的生物学家,有100多广州的大学生到场。

至今,这样的演讲已经在全国各地举办了100多场。任何人都可申请成为TEDx的组织者,他们以大学生为主,还包括大学教授、广告创意人、咨询师、工厂业主等,而观众大多也是80后、90后的大学生,他们大多怀有旺盛的好奇心,“希望看到主流背后的东西”。

因为在TED的演讲中看到了“人生的更多可能性”,大学毕业后Tony没有按原来的设计去考公务员和进公司,而是选择了去NGO“多背一公斤”,后来又去了一家社会企业。TEDx的一些观众也开始发生改变:一个大三的学生申请停学一年,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一个年轻讲师辞了职,去过自己梦想中的旅行加修行的生活。“生活有无数的可能性,我们总是希望看到和分享更多。”Tony正在筹备今年4月在广州的第三场TEDx.

钱海英(Tina),1974年生,班夫山地电影节(中国区)策展人

Tina是个山地极限运动发烧友,班夫山地电影节是国际上最顶级的户外探险山地纪录片展。她从一个白领到将班夫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其故事和她的户外探险经历一样传奇。

1998年,原为一名瘦弱白领的Tina,做了个“改变人生轨迹”的决定,重回学校读书,同时开始每天跑步1小时,兼听英语节目。后来,她留在了IBM工作,并坚持一天3次去健身房。

2001年Tina迷上滑雪,接着是马拉松。2005年,世界级的24小时越野挑战赛第一次来中国广西开赛。Tina以业余选手的身份参赛,最后竟然夺得混合组第二名,成为唯一获奖的中国队员。

2009年,婚后的Tina定居澳大利亚。班夫山地电影节在这里有着广泛的影响,一位朋友提醒她,“你这么爱户外运动,为何不把班夫带去中国?”

Tina意识到自己的“国际化背景、外企市场营销的经历和多年的户外经验,可能是在中国做班夫影展最合适的人选”。向班夫中心提出申请后,她击败国际和国内的几家机构获得授权。

2010年4月,她回国策划首次影展。“所有的朋友都在帮我,但几乎所有人的判断都是,纪录片和户外都小众,班夫进大众院线不赔钱是没法做成的。”2010年的电影节在京、沪两地院线上映,反响热烈,但“一核算,亏了几十万”。2011年,第二届班夫山地电影节在北京、上海、成都、深圳四个城市展映,已经能平账,这个速度让行业内的人感到十分惊讶。

班夫的粉丝迅速庞大,全球各地的户外运动和探险故事被当事人拍摄成纪录片搬到中国最好的数字影厅,这样的观影体验是全新的。有个妻子没法说服丈夫和孩子一起去野营和徒步,但在带全家去看了电影之后,丈夫说“走吧”。

“让不可能的事变得可能。”这正是Tina在极限运动的巅峰时刻所体验到的。今年,她将把班夫更多地带入中国的大学校园,“希望中国的年轻人能够更早地走到大自然中去发现和挑战自己”。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

图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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