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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冠辉:返乡青年从事生态农业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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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农业大学召开“首届世界乡村复兴大会”之际,由北京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和北京爱故乡文化发展中心主办的“当代青年积极参与乡村振兴研讨会暨青年返乡交流会”于2019年9月4-7日在山西永济市蒲韩联合社举办。

本文是根据沃土工坊的郝冠辉于9月6日在返乡青年论坛上分享的内容整理而成,已经过本人修改。通过分享者的分享看生态农业的发展历程,以及分享者对生态农业的技术体系、加工体系、流通体系、信任体系和年轻人所面临的挑战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

大兴安岭见闻

最近思考比较多,有比较多的感触。来这之前我刚刚去了一趟大兴安岭林区,去看另外一个返乡青年金鹏。那地方环境很好,虽然不是原始森林,但是生态环境很好,地广人稀。金鹏在的地方叫古源,那个地方原先是一个镇,鼎盛的时期大概有5000人,但现在整个镇只有200人。

图:在古源(右一为作者)

图:在古源(右一为作者)

这个里面有个很好玩的事情,金鹏说他今年被镇里颁发优秀青年的奖杯,非要颁给他,他说:“我觉得自己不够优秀”,镇长说“你就别推辞了,你是唯一的青年”。

我们去那待了几天,那个镇有个广场,它原先是专门跳广场舞的,每到晚上大概六点钟准时放音乐,现在是只有音乐,没有人在那里跳舞。但那个音乐还每天准时播放,已经有两年没有人在那里跳舞了,也没有小孩。金鹏说这个还是夏天人比较多,到了冬天,你在大街上站一天可能一个人都见不到,冬天可能都跑到城里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冬天比较冷。

金鹏在那里是做野生山货的采集,然后到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去卖。我笑称他是这个镇最大的龙头企业,真的是这样,他们以一百多万的销售额就成了这个镇最大的社会企业。

我很不服呀,因为我们沃土平台,已经做到了一千多万的销售额,但是在我们那个村儿连百强企业都算不上。因为我们在的地方是广东的一个淘宝村,那个村其他的电商平台原先每天的快递单都是拿面包车一车一车地拉,多到了这个程度。我们的货是一车一车拉的,人家的快递单是一车一车拉的,所以我们现在连这个村的百强企业都排不上。

到金鹏那就觉得那地方好,空气好,生态环境好,有很多的资源,就是没有人。

地铁思考

来永济的时候,我有很多的感慨。北京到永济只有一班高铁,早上十点半的,我们从农场到北京西站,正好赶上上班高峰期。我第一次在上班高峰期出门坐火车,通常我是往返北京、中山两个地方的两个农场,从北京一出门儿就直奔机场,然后飞到中山,不经常出这趟门,所以感触不深。

这次就感受特别深,因为到了上班高峰期,坐地铁从十三号线换西直门那条线的时候,本来还想优雅一把,车门开的时候还想走上去,结果后面的人推着你直接就飞上去了,脚就没有立地,直接从离门还有十几米的地方就在半空中飞上去了,这也是“飞机”呀!

当时就觉得在城市这种拥挤的环境里面生活真是没有尊严。其实这也是一个事实,大家都往城里面跑,即便已经这么拥挤了,每天都要挤这么长时间的地铁上下班。

北京大部分人已经住到六环外了,六环内的房价已经跑到五万以上了,只能住到六环外,每天上班你要坐两三个小时的地铁,地铁真的很挤,我早已经不愿意这么干了,但是还有这么多人愿意这样,为什么?城市的生存空间大呀!他还是能够在城市里面生存下来的,这一点确实是很正常的。

与农业结缘

到大兴安岭那边也引起了我的很多回忆,那边靠近俄罗斯,让我想到我最初是怎么想从事农业的。上高中的时候,因为我是从农村出来,所以我不太喜欢城市。我高中在我们市里读书,那个时候就觉得城市没啥好的,空气也不好,每天的上下班也没有看出有多大意义。那个时候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各种思考,各种看书。

我老说我是被托尔斯泰骗了才走上农业道路的,因为当时托尔斯泰在一本叫《安娜卡列妮娜》的书里面有一个人物叫列文,列文就是一个返乡青年。那本书描述的是十九世纪的事,描述了一个读过大学但后来返乡从事农业的一个人物形象,后来我才发现托尔斯泰把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美好幻想全写在了这个人身上,然后成功地把我骗了。

我从高中就开始想我将来还是要回农村,在农村还是可以做一番事业,可以过安居乐业的生活,你看农村环境这么好,生态这么好,所以觉得一定可以做好。所以我大学读了农大,我自己选择了农业。

其实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了想回农村不太可能,因为那个时候真的看不到在农村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让年轻人回去的。

后来我去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就是开始做乡村建设的那个机构,当时我做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培训工作。我们几乎学习、研究和培训是同时进行的,因为那个时候太空白了。我记得我刚进那个机构半年就开始搞农民的生态农业交流会,然后我还编了一本教材,叫做《有机耕作技术与实践》。

在十三年前我刚刚从事了半年工作就编了一本教材,因为那个时候技术是特别稀缺的,所以当我们想要返乡从事生态农业的时候,第一个问题就是它关系到一个体系,它是一个挑战。

你不是做一个简单的事情,一个单面向的东西,不是我把这个东西种出来就行了,你重构的是一个可持续食物体系,你要挑战的是整个工业化食物体系。那套东西已经非常的顽固了,不管是在观念里面,还是在整个食物体系里面,在资本的推动下它已经是非常成熟稳定的一套体系了。其实你只要那个时候涉入到这个行业,你就不得不做重构的工作。

生产体系重构

最先我们重构的是技术方面,是生产体系的重构,做的工作就是推动生产技术,发现技术体系里面包含很多细节。

其次是有机、生态的生产的资材,资材里面又包含种子、合格的有机肥、生物农药,自制一些病虫害防治的东西等。

还有机械体系,待会大黑老师讲这块,他会讲的比较深刻,因为其实我们现在机械化的这套体系也是为化学农业服务的,当你要从事保护性耕作的时候,你看我们的机器是不配套的,我们的机器是破坏土壤的。

所以像大黑在从事生物动力农业的时候,他不得不重新设计了一套深松机,把机器都重新做了,这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当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这个技术特别的不完善,包含了我们所说的种子等,都特别不完善。可能老乡建都有一个印象,就是在乡建史上有个很有名的事件叫“教授卖大米”。因为当时我们在推动有机农业,河南有个村子叫南马庄,村民学完以后回去就种生态水稻,当时那个是特别不完善的阶段,他用的还是杂交种子。种出来后他想走常规市场,他认为好东西种出来一定有人买,但是种出来了没有人买,最后就不得不拉到北京找温老师、何老师他们来卖,当时温老师他们帮着吆喝,所以就有了“教授卖大米”事件。然后仍然不好卖,什么原因呢?当时我吃了我也觉得那个卖不好,因为虽然是生态种植,但是还用的是杂交种子,还是相当的不好吃,你吃不出来和常规大米的区别。

其实举个例子也是想告诉大家,开始起步的那个阶段这个事情是非常不完善的,不过到了现在稍微完善一点了,现在整个生产技术这一块经过十多年的推动,包括社区伙伴也一直在推动,后来我们也做沃土可持续发展中心等等之类的,去推动这个事情,好像稍微好了一点。

目前国内各种流派的技术培训都在做,生物动力农业、朴门农业培训、自然农法培训都在做,但我至今不认为它已经完善,现在你去从事这方面,仍然会面临这些问题,只不过你现在容易得到这些信息了,容易得到支持了,但我觉得还是不够的。

另外我也看到不够在哪呢?十几年前我们就学习泰国的一个案例——“KKF”。我觉得那是一个挺极端的案例,就是他们把生态水稻的产量做到了比常规水稻的产量高,成本更低。因为他花了十几年时间,带着十几个技术人员,重构了一套技术体系,包含了水稻的育种、病虫害的田间管理、肥料这一套体系给到了农户。我觉得他给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支持,至今在国内我们还没能做到这么完善的支持,如果有这套支持做起来会比较容易。

主流的变化

在我来的地铁上,刚好和我的一个前同事同行,交流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种趋势。我这个前同事他去了优农道,百果园投的一个平台,也是专门在做技术体系的,做有机农业技术体系。他们请了日本的专家,他们是基于改良型的有机肥、氨基酸的氮肥,加上矿物质肥料的补充来做了一套体系。百果园做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做有机生产,而是想要通过这些技术来改善他们的水果的品质。

原先主流基本上是不开展这一块的,但是我发现经过这么多年,整个时代都在变化,主流已经开始涉入到有机技术体系的开发。他们投入了几千万,直接和大的有机肥厂合作,做改良型的堆肥的制作、生产,当然目前还在尝试阶段。看到这个趋势还是蛮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我们的目标也是想让主流的生产方式转向保护性耕作,改善土壤,这是生产技术这一块。发展历程和现状我做一下简单介绍。

创办沃土

我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待了三年,2008年的时候就开始去广州创办现在的沃土工坊,去做销售平台,做这个的原因也是因为技术体系做的相对完善了。

最初的时候大家都在推动技术这一块,应该在2005—2008年那个阶段,大多数在做乡村发展的NGO都在推动他们的项目点转型做生态农业,也请了很多的专家做技术培训。

到了2008年,越来越多的农户,特别是NGO支持的农户,发现生态农产品种出来后找不到销售渠道。那时候像南马庄也是想我种出来就会有人买,但其实不是的,市场是无从辨别的,从哪里能够获得你的产品是安全的食品的信息?信息是不对称的,消费者无从去辨识,你也没有知名度,是很难对接的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消费者也是在觉醒的萌芽期,消费者也在找安全的食品,但是信息不对称,找不到。

所以2008年我们确实是赶上了这个机遇,我跑到广州做了这样一个平台。但其实沃土工坊最开始不是我创办的,我们的创始人叫朱明,现在还在云南隐居呢!最初创办沃土后不久,我自己想跑到云南隐居,最后我就下来了,朱明跑到云南隐居了。

当时创办的时候,他是和华德福的群体一起工作的,华德福的家长比较看重孩子的健康饮食,他们也在找这样的食品。刚好我做几年的技术培训之后,很多农户找我们说“我们种出来了,现在怎么办?我们卖不掉”。2008年我们就趁机做了这样一个平台,帮助农户做销售。

图:沃土工坊

图:沃土工坊

我们最先做的是流通体系的重构,掉到另外一个坑就是去做销售,我们发现当时其实也有很多的思考。你会发现你面对的也是整个体系的问题,所有的目前知道的物流体系、加工体系都是在支持主流的化学农业那一套,你现在做这一套是没有东西来支撑你的。

我记得当时想要帮助陈塘村卖他们的米的时候,发现他们找不到合适的加工厂帮他们加工他们的生态水稻。大的工厂不接,因为米数量太少了,只有几百斤,大的工厂觉得不够调我的机器的。所以只能找小的工厂,但加工出来的米很碎,还有很多石子。

当时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时候华明开始写一篇文案,叫做《即便你吃到有沙子的米,你也应该感到幸福》,这个文案只能放到那个时候写,如果现在写出来会被打死的,现在谁卖的米里敢有沙子,因为现在有机米的市场是饱和的。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有机米是稀缺的,所以那样的米我们也敢卖,当然我们中间做了很多工作。人家来买我们的米,我们说不能卖给你,我们的米质量太差了,米很碎,还有石子,对方说:“不行不行,我真的要吃”。我们叫做欲擒故纵,先考验一下他是不是纯粹,是不是真想吃这个米。

你会发现整个的加工和流通都不是为这个服务的,我记得当时在整个前期的工作中都是在挑米、挑豆子,因为那个豆子会生虫,主流市场的豆子是不会生虫的,因为它经过了辐照。最后发现你不得不抽真空保存,因为抽真空是不用做辐照和添加的前提下应对长虫的唯一方法。

市场重构

我们发现我们面对的是整个体系的重构,包括物流供应链体系、销售体系。我们的小农的产品是进入不了主流的渠道的,所以你需要重构一个非主流的渠道。

市场这一块也是在重构,消费者原先接受的是主流的那一套理念,当然我们沃土能够生存是因为我很悲观地认为消费者是不能被教育的。我们在消费者教育上的投入并不多,我觉得往往是有这样意识的消费者找到我们,这个事情才走到今天。

生态农产品的市场容量慢慢地在走向一种饱和,就是纯生态的圈子其实是很小的。我们也面对越来越大的挑战,后来我离开沃土是因为觉得我无法再带着这个平台继续前进成长了,我走到了个人能力的天花板,我需要去重构和重新去思考。

也确实是这样,最近几年有机销售平台都在洗牌和萎缩阶段,本来能生存下来去帮助小农卖农产品的平台就不多,每个地方也就是能数得过来的那几个,而且最近几年的生存状况都不是很好。我们从最初每年翻一番的增长,到七年前大概变成了百分之八十,变到百分之六十,后来变成百分之三十,现在的增长率是在百分之二十左右。

它的销售额增长率是一直在下滑的,当然这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来讲,很多大资本也在进入有机产业,主流的渠道也在瓜分这部分市场份额;外一方面,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没有那么突出了,我觉得最近几年普通农产品的品质是在上升的,大家的危机感没有那么严重了,所以其实这一块的增长是在放缓。

我最近也有在观察,不管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还是我们也好,都在面对这样一个转型期,接下来该怎么走,这一块的工作本身其实是不容易的。

有机与常规边界逐渐打破

我也看到一个趋势,就是生态农产品或有机农产品和常规农产品的边界在慢慢打破。前段时间我是做百川和康崎在内蒙古种的南瓜。他们第一年种了三百亩的南瓜,产量有六十万斤,我一听这个量我就知道目前国内所有的小的有机销售平台加起来都撑不了这个量,卖不完,所以他只能走常规渠道。

他们说他们是拉到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去卖,我问他卖的怎么样,他说不太行。他们卖的是贝贝南瓜,批发价在十块钱一斤,而贝贝南瓜常规的市场价在两块到三块钱,他们拼的就是生态种植的口感和味道,尤其是口感,因为安全性是没有办法去评测的。对于常规消费来说,只能凭口感,我们生态种植的农产品的口感比化学种植的要好。

他说他们后来降到七块钱的时候,主流市场慢慢能接受了,但七块钱是他们的底线,他们觉得还是能够卖掉,生态农产品还是能够走向主流的市场,我也看到了这种趋势。

昨天和大黑老师交流的时候,也看到了这种趋势,他的饼干其实也在走常规的渠道,普通的超市也能卖的挺好,所以我觉得大众的认知度也在提升。

我刚才也讲到,主流的像百果园他们的流通体系里面也会朝着生态靠拢,所以我看到的趋势是边界逐渐被打破,对我们的启发就是我们不能老是停留在这个小圈子里面去玩,要想办法去主动打破自己的界限。这是流通体系的重构,其实沃土工坊就是在做这部分,沃土可持续发展中心是在做前面的这些事情。

加工体系重构

另一个方面是加工体系的重构。最初我们做销售的时候,基本是初级农产品为主,现在消费量比较大的是加工的农产品。我们最初学习的就是台湾的里仁,里仁的成功之处就是他开发了几百种非常好的加工的农产品,所以加工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也一直是我们要学习和突破的地方。

当时我们探索这个也是非常难的,因为主流的厂子都没有加工无添加产品的经验,另外你的量很小,没有人愿意帮你做。所以目前大多数小农的生态农产品都处于一种“黑作坊”的状态,处于“三无”产品的状态,这是很危险的。

因为最近的趋势是对于产品这方面的把关越来越严,尤其是你平台越大,被投诉的风险越高。最近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被投诉,就是被职业打假人去投诉,一投诉就被罚款。

前一段时间我还遇见一个销售平台,他们在推广有机素食。我也问他们最近怎么样,他们说好不容易盈利了,又把钱交出去了,也是被职业打假人投诉,他们罚得比较狠,罚了五十万。

这个是蛮有挑战、蛮危险的一件事情,也是不容易解决的。找代加工厂挺难的,所以后面大黑老师会讲他干脆自己建了一个加工厂,也是磨掉了几层皮才做出来的。

产品设计、品牌设计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沃土创办初期的时候,都是我们下乡帮助返乡青年梳理这方面的工作,他的产品如何做包装等工作。直到现在我都不认为这是我们的强项,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因为初级农产品的市场基本是饱和的。

现在大家再想返乡的话我都觉得是蛮困难的,我每年都会拒绝掉非常多的找我们卖大米的,因为不可能再上线一款大米了,过去几年大米已经太多了。它是一个初级农产品,也是比较容易做的,所以很多人返乡在水稻多的地方都是种大米,但是它的市场容量非常有限,所以它很快会市场饱和。

加工品的开发是未来的一个方向,但是它的门槛是比较高的,我最近也在想重构一个品牌,独立于沃土之外的一个平台,专门做品牌运作。首先是解决我们自己农场的问题,把我们农场的产品正规化和品牌化,推向更大的市场。我觉得如果这个平台成功的话,能够帮助更多的小农场解决他们生产的问题。

我现在会觉得,是什么东西在推动着我不断向前走?是因为沃土已经满足不了支撑返乡青年的需求了,我们能够支撑到的数量很有限,我能够解决一个人一个产品的销量,另一个人的我就解决不了,这是一个蛮大的挑战。

信用体系

更崩溃的是信用体系你需要重构,中国的有机认证不靠谱,我一直希望他靠谱,认证如果靠谱是成本最低的一件事情。用其他方式来解决信任问题,成本其实都挺高的。我不认为CSA和PGS会比认证的成本低,真的是我们主流的认证很不靠谱,取得不了信任。

目前来讲,建立信任体系的成本是蛮高的,这个信任体系你需要重构。所以我们最初探索CSA(社区支持农业),过去几年又在探索PGS(参与式保障体系)。

对于体系搭建我们也做了一些探索,可持续发展中心的一些工作包括田间学校、农耕学校、可持续农业杂志、返乡青年交流会、生态农业工作坊等等。

年轻人面临的挑战

我们做了一个沃土农耕学校,第一年招了十七个年轻人,后面在农耕学校里面继续参与到平台工作的大概有七八个吧!昨天我在帮大家梳理我看到目前年轻人面对的挑战,真正要从事生态农业还是蛮有挑战的。

梳理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个框架:第一个是你喜欢做什么?第二个是你擅长做什么?第三个是你的价值在哪里?也就是你做什么才能产生价值,这个价值可能包括他的商业价值。

图:沃土农耕学校

图:沃土农耕学校

大部分人表示种地是我喜欢的,但是它只能作为生活价值,因为我只能种一分地或者半亩地,多了我是种不动的。产品开发是二产,这一块还比较擅长,但是只能把它给做出来,不能把它量产,让我每天在那量产我会觉得有压力,最终上不了规模。一产是不擅长,但是喜欢;二产是擅长,但是不喜欢把它量产;三产门槛比较高,就是做活动。

我有一个朋友开发了一个很好的产品就是李子的果丹皮,无添加的,口感非常好,我说要么你去找到代工厂把它量产,要么你去把它转化成一个教育项目。果丹皮这个零食,妈妈们很需要,我们做一个食育的活动,教妈妈们在家如何做健康零食,这个很有吸引力。但当我问他要朝哪个方向走时,他就很纠结。

事实上,干三产是有一定难度的,对于设施、场地、位置等要求都比较高。后来我就总结,年轻人如果返乡真正从事农业的话,可能大部分人能够从事的是半农半X农业,有本书叫《半农半X的生活》。

但是这几年也有个问题,尤其是年轻人X不好找,因为能够从事半农半X生活的很多都是艺术家,或者做设计工作的。他的创作不受时空限制,可能在大自然环境中更有利于他的创作,他取得那一部分收入,农业是满足自己生活需求和生命需求的那部分,但是年轻人又找不到X,所以就很尴尬。

我们在旗溪也有个小伙伴跟我讲,说“做生产每天种地,种着种着就没有激情了,为什么我不能种一点菜自己吃就好了”,我说“可以呀,要不你给我钱,这样的话你需要从农场租地、租房子,然后你在这生活,你交钱给我,至于你的钱从哪来,需要你从你的X上想办法”,他觉得不行,你还是得给我开工资。

所以目前来讲,大多数年轻人希望以农业回到土地上的时候,又面对种种的挑战。有些人会觉得土地这部分太沉重了,能不能轻一点,但是我会说“大家真的都是愿意轻松才跑到城市的,大家都不去守护土地”。

我也看到一些更严重的危机,目前有机农场也好,返乡青年也好,大家真正从事农业劳动的是他们的父辈,我们农场也是一样,有十几个年轻人真正在土地上参与生产管理的就一个。我是看到这种挑战,大家能够把土地承担起来的人很少,所以我最近在做深刻的反思。

刚才和启婵探讨,她说这样子你还觉得有价值吗?我说“可能我得反过来,我先把农场运营上轨道了,年轻人来这做一下自己的探索是可以的,你得有耐心,不能给他们压力,让他们从自己天赋爱好出发,看能不能慢慢找到一点自己愿意在土地上做的事情”,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出路。

生态系统搭建

接下来这个挑战就回到我这了,这么多年我一直面对的问题就是,进到这个行业发现这个行业是一片荒漠,然后我们需要努力搭建一个生态系统。我最初做沃土基本的愿想就是让返乡的人能够有一个销售的通路,能够得到支持,能够让返乡容易一点。后来我做技术平台还是这个思路,我做农耕学校也都是这个思路,希望他们返乡不仅看到农业的生产价值,也能看到它的生活价值和生命价值。

最初我可能对年轻人的期待太多了,我希望他们是生态系统的搭建者,后来发现还不能。目前生态系统的搭建者还是我们这些返乡中年,所以我这次找的是返乡青年里面的大黑老师。

大黑老师可能觉得自己走错片场了,我们刚刚交流了一下,他是七三年的,但是他回去之后能够把一套技术落地,甚至开发机械。当基础农产品销售出现问题时,他会建一个加工厂,自己又去开拓主流的销售渠道。当这样的生态系统搭建起来以后,未来他也能够支持更多的农场,以后返乡也会变得容易一些。所以我会比较多期待能够又一起去搭建生态系统的人,当然对年轻人来讲要求不能太高。

刚才陕西的小伙还想找一批年轻人做创业平台,我的经验是千万不能去做创业平台,是你先创业成功了,你才能够成为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到你这儿。

我在12年参加CSA大会,当时国际CSA联盟的主席伊丽莎白说——“一个优秀的CSA体系是可以让平凡的人也能够在其中生存下来。”我也一直用这句话鞭策自己,想做一个CSA体系,当然我一直觉得我们做的特别不优秀。

文章来源:蒲韩新青年

有机会特约作者
有机会实名认证,特约达人陈薇。80后,使用研究有机护肤品6年之余,曾就职于一家有机茶企业担任品牌运营。喜好简单健康的乐活方式。热爱煮食、手工制作、旅行摄影、插花小画、香薰皂等。目前在读营养师二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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