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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了40年个体化以后,中国人开始重新回归家庭

“城市融不进,老家回不去。”

“城市融不进,老家回不去。”

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缔造了新型的、工具性更强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个体化并不全然以“我为我而活”的形式呈现,当更多的责任与风险纷至沓来,回归家庭成了一种新趋势。

阎云翔(人类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上世纪80年代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导师凯博文(Arthur Kleiman)曾对他开玩笑说:“云翔,请你不要再写下岬村了,但是你要不断地回去。”

1971年,17岁的阎云翔拿着2角钱的站台票,从老家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偷偷登上北上的列车。

几番辗转躲藏之后,他被位于黑龙江省会哈尔滨以南50公里处的下岬村接纳。

在此后的8年中,他务农,考民办教师、代课教师而不得,并因为没钱为村中的婚丧嫁娶活动随礼而羞愧。

正如黄村之于林耀华、凤凰村之于葛学溥,在下岬村的特殊经历,成为阎云翔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线索,他的代表作《礼物的流动》《私人生活的变革》所涉及的一些核心命题,也来源于此。

从1989年起,不断重返下岬村成为贯穿其学术生涯的行动。

从阎云翔论文集《中国社会的个体化》(2009)出版至今,中国农村被经济腾飞与新科技革命的浪潮裹挟,持续经历巨变。

从“城市融不进,老家回不去”的农民工到以土味、雷人视频强势占领短视频平台的“农村网红”;从时常见诸社会新闻报道的“天价彩礼”“光棍村”到许多返乡笔记结尾处的“农村凋敝”感叹,传媒中可见的农村图景日益复杂。

显然,农村已不再是遗世独立的、“世外桃源”般的所在。

阎云翔依然保持隔年访问一次下岬村的习惯,但他渐渐将观察国人生活方式的视角由农村扩展到更为广阔的领域。

他发现,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缔造了新型的、工具性更强的人际关系,但这种个体化并不全然以“我为我而活”的形式呈现,当更多的责任与风险纷至沓来,回归家庭成了一种新趋势。

以下为阎云翔的口述。

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叫做《小欢喜》的电视剧。

它是围绕三个家庭展开的,其中有个角色是北京某区副区长季胜利,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他选择回归家庭,强烈要求退居二线工作。

最后,妻子的病好了,他还得到了升迁。越过如此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以家庭为重成为国家层面肯定的价值观。

剧中,季胜利的儿子说:“我的愿望就是我们一家人可以永远在一起。”在当下许多年轻人看来,无论面对什么挑战、付出什么代价,“不分开”都是不可妥协的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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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来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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