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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的老品种已在餐桌消失

2019年8月的一天早上,云南师宗县平寨村的大山里,壮族青年熊杰峰种了一个夏天的水稻终于要收成了。

在这30亩的稻田里,他种植了7种老品种水稻,红黑白绿紫,五色齐全。每年收割之后,熊杰峰都要开着他的面包车,将这些大米送到300多公里外的省城昆明去,这是许多昆明人一年的口粮,不施农药化肥,自留老品种,正是熊杰峰大米的特点。

为了更好的延续老品种,2007年,熊杰峰花嘎村的陶美芝老人手上接过了一束红米,这是86岁老人保留的最后一个当地的老品种红米。

80后的熊杰峰,是村上第一个走出去的年轻人,也是唯一一个返乡种地的年轻人。

2018年3月,我们有幸跟随熊杰峰从昆明送完大米回到这个叫平寨的村子里,蜿蜒的山路上开了将近一天的车,卸掉桌椅的面包车显得空空落落。
熊杰峰望着层峦无边的大山深处说:“这些都是老品种,祖祖辈辈都在吃,我想保下来。”

从2018年开始,原乡味觉的每年端午粽子礼盒,原料都采用的是熊杰峰的老品种糯米。

消失在中国的老品种

相对于杂交水稻,这些自留种的老品种大米,大多统称为常规稻。

水稻是中国人饮食的主角,早在7000多年前,中国就有了水稻种植,伴随着中华民族的诞生和迁徙,崛起和苦难。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曾经存在着上千个水稻品种。

然而,1972年,袁隆平院士从海南岛上的一株天然野生稻中培育出了杂交水稻。1975 年杂交水稻在我国各省市始种,从此,迅速占领南方的稻田,传统水稻品种在夹缝中艰难生存,几近消失。

水稻只是一个缩影,这样的命运几乎发生在整个中国农业。从20世纪至今,已有75%的农作物品种都已经消失在我们的餐桌上。

黄豆,中国是大豆的故乡,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生产国和出口国,一度处于世界垄断地位。1996年年我国取消进口配额,放开大豆市场,我国成为转基因大豆的净进口国。如今,中国的大豆消费量的87%都来自国外转基因大豆。

玉米,在中国已经有了四百多年的种植历史,是我国仅次于水稻、小麦的第三大粮食物种,却是目前农民留种率最低的农作物,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2014年玉米的留种率已经不到1%。

以高产、个大、抗虫、耐运输为目的培育出来的商品性蔬粮品种,大多采用杂交技术,综合具有优势的两个亲本而形成的第一代种子。然而,杂交品种的作物,往往第二代便会产生性状分离现象,所以几乎不能传代留种。

这种几千年来的育种方式,随着杂交种子迅速占领农业而丢失,如今的农民,已经没有一粒属于自己的种子了。

常规品种本身是通过自然规律生长出来的种子,通过不断的选育留种,能保持稳定的优势性状,且不断适应当地的气候与地理环境,具有一方水土特性,也早已融入了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中了。

这场农作物的品种之战,大多以老品种的退位收场。以商品性为主导的新品种,牺牲着口感,威胁着安全,破坏在地化的生态平衡,一次次挑战着速度与产量,登上了每个中国人的餐桌。

但这样的食物真的是我们今天想要的吗?

米易贡米,遗落民间的自留种(图:原乡味觉)

米易贡米,遗落民间的自留种(图:原乡味觉)

留种,留住我们的根

小的时候,母亲每年总会将地里最大最漂亮的瓜果蔬菜留着做种,每到秋冬季节,灰褐色的土坯墙上,总挂满了红红黄黄的自留种,煞是好看。

记得有一年,母亲从一年的花生中选出最饱满的一筐,挂在屋顶的竹篮子里面,作为第二年的花生种子。我就在装满花生的篮子下面,写作业,日复一日。头顶上吊着的花生,总让我心神不宁,不能安心写字。等母亲去地里干活的时候,我常常会站在凳子上,用一根小竹竿,戳一把下来,边吃边写。到了第二天春天,当母亲再去取下竹篮的时候,花生已经所剩无几了,可怜兮兮的几颗摆在篮子底部。

因为偷吃种子,无论是花生还是黄瓜,没有少挨我母亲的骂。那个时候,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母亲留的种子是最诱人的。

“民以食为天,农以种为先”。作为天生的育种专家,中国的农民深谙如何将各类种子的保存方法,往往把那些硕大、健壮、美观的果实作为种子,提前储存下来,其余的才作为食物。“饿死爹娘,不吃种粮”,正是农业社会对于留种的重视。

留种,留存的更是来年的希望。

而如今的农村,早已不是曾经的样子。几乎每一个乡镇,春分之后最火的门店,永远是挤破门槛的农资店,人们排着队购买种子,然后又排着队购买化肥和农药。农民留种,早已成为过去式。

不是农民不愿意留种,而是现在的品种已经留不了种。

青岛农业科学院王殿纯老师曾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种业公司的种子99%以上是杂交种,无法繁殖。

当种子进入商业化后,资本化的种业公司犹如卡住了农民的喉咙,控制着整个农业的命脉。

川东北本土小黄豆(图:赵天勇)

川东北本土小黄豆(图:赵天勇)

被资本裹挟的种业入侵

1980年代,既是全面推广杂交稻的起始年代,也是国外种业公司进入国内市场的时期。这场由孟山都公司主导的转基因入侵,不亚于一场新的鸦片战争。

臭名昭著的孟山都,是一个跨国农业生物技术公司,也是转基因种子的领先生产商,占据了多种农作物种子70%–100%的市场份额。

转基因进入中国,不仅会带来不可预料的食品安全危机,更严重的便是污染本土种子。

农民不仅不能留种,连种地都需要小心翼翼。转基因作物污染本土作物,本来是受害者,却会被转基因巨头当成偷了他们的种子。

早在2009年,据《中国经济周刊》报道,中国大豆的最后“堡垒”黑龙江已经被进口转基因大豆“攻陷”,长驱直入的外国转基因大豆,在国内没有任何保护措施之下,如入无人之境,具有优质蛋白的本土大豆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大豆产业,只是中国农业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全球 80%的食物市场都被包括孟山都公司在内的 5 家跨国公司所控制。

每个家庭能吃到什么食物,都已经在这几家跨国种业公司的牢牢掌控之中。从生产、种植、加工、运输、销售等各个环节垄断控制,形成了上下游贯通的全产业链,在农产品市场上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2012年,在中高端蔬菜领域,外资控种就已经达到了50%。2018年6月,为了吸引外资,发改委、商务部更是取消了之前种子生产必须有中方控股的限制,彻底打开的国门,让本就岌岌可危的种子主权面临更大的挑战。

逐渐边缘化的中国小农和没有任何保护的本土种子,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外资种业入侵下,不堪一击,危若累卵。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土地(图源:原乡味觉)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了土地(图源:原乡味觉)

成本越来越高的商品种子

农民全部购买种子,给种子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杂交种子与转基因种子为了保证产量,往往与相应的农药、化肥配套使用,原本的农民种地只需要付出劳力,而如今化学农业下的农民有时辛苦一年种地的收成,还不能弥补种地的成本。

以玉米为例,种子便占了亩均投入的15%,而这只占了小头,再加上化肥、农药、尿素、地膜等,小农模式下越来越难承担起巨额的支出。

而这只是这场滚雪球的开始。

由于掠夺式的种植,土壤遭到严重破坏,害虫也开始形成抗体,要想保持原有的产量,我们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农药与化肥。

农民的劳动经验被剥夺,再也不能依靠原本的生产经验去因地制宜,只能种植着无法适应当地水土、气候的商业种子。

种地成本也越来越高,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从2000年以来,不到20年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2千万农民自发或被迫的离开土地,农村社会面临凋零。

在地大物博的中国,杂交种子和转基因种子,并不能完全适应各个地方的局部环境,土地往往经过多年的耕种之后,反而并不如老品种的稳定和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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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品种保留基因来源

老品种不一定口感都优于新品种,但却一定是优良新品种的基因来源。

经历过大自然的考验,一方水土下培育了上千年的品种,早已适应了当地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一方水土养育出来的老品种,在耐旱、耐寒、耐水、抗虫性、抗倒伏……各有不同,保留着优秀的遗传基因。

且通过与土壤周而复始的交换,让这些种子的优质基因不断强化和繁殖,让劣质基因自然淘汰,最终从根儿上保证其物种本身的活性与多样性。这些自然培育出来的老品种,更是一座基因宝库。

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让四万万中国人免于饿死,功不可没的背后,却少不了老品种的助力:一株天然存在的雄性不育水稻,才让杂交水稻成为可能。

2017年因意外去世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授钟扬,一生都在致力于搜集西藏植物种子,与其团队收集了上千种植物的4000万颗种子,他曾说过:“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而有很多未被发现的农作物,人类还没来得及搞清楚它的作用,就因为人类的影响而消失了,成为了人类的一大遗憾。

诸暨香榧古园,联合国农业活化石(图源:原乡味觉)

诸暨香榧古园,联合国农业活化石(图源:原乡味觉)

老品种维护生物多样性

越来越无常的自然气候,对于从事农业的人也越来越考验。春季的云南大旱、8月连续的西南地区暴雨、台风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非洲猪瘟让偌大一个中国陷入猪慌、草地贪夜蛾半年之间危害全国……今年对于农业来说,似乎格外艰难。

生态灾难的一次次上演,与老品种的消失也脱不了干系。老品种的留种,不仅保障了农民正常生产活动的进行,也在不断选种、育种的过程中产生更加适应生态环境变化的新品种。

自然灾害来袭,单一品种下的农作物往往全军覆没;失去了品种轮作,土地也成为了病虫害的温床;杂交品种持续的化肥催产,土壤抗洪抗旱能力也越来越低……

传统农业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依靠不同作物的相互依存,可持续生长。而工业化的农业,更像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恶战,毁了一块地的生态系统的同时,也让食品安全成为整个社会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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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品种守护国家粮食安全

老种子需要保护,但更需要保护的是农民的自主选择权。

拥有自己的种子,并能够改良和交换种子,称为种子主权。它和农产品定价权一样,都是生产者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

中科院农业政策研究员、农民种子网络发起人宋一青说:“在当前的中国,农民这种独有的权利正在丧失。”

不仅农民失去了种子主权,连国家的粮食安全也被虎视眈眈。

交换种子的深山农户(图源:农民种子网络)

交换种子的深山农户(图源:农民种子网络)

大山里的种子银行

在中国最西南处,有一座石头城,如同中国所有的农村一般,在过去的30年中,周边12个村共有50个农家品种丢失,其中最严峻的便是水稻,13种已经消失。

2014年,农民种子网络的发起人宋一青老师带领着团队来到了这里,与当地村民悄无声息地恢复着当地传统品种。

花了两年时间,在这个偏远的纳西族大山深处,建立起了石头城社区种子银行,找回了113个农作物的老品种,当地村民也积极参与选育,重新种植起了传统老品种。

如今五年时间过去,这片土地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为国内其他地区种子就地保护,提供了丰富的成功经验。

宋一青老师及其团队并不止于此,2015年国家再次对《种子法》进行修订时,成功建言《种子法》允许自留种在当地集市上进行售卖,在这场种子保卫战中,终于为老品种争得了一席之地。

种子主权丢得容易,捡回来却需要无数人的努力。

古代山水画般的张家界的奇山连绵里,坐落着一座“空中花园”,2008年,回到老家的童军在这里创办了耕心园,种植着自己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多个老品种稻米。

不仅如此,老童还在网络上发起“自然农法自留种种子库”,参与人数已突破千人大关,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友可以在这里自由交换自己的老品种。

“家有余粮睡觉不慌,仓有留种来年不荒”,跟几千年来的先人一般,许多消失在市场上的老品种,在老童与这些老种子爱好者们的手里重新发了芽。

石头城的种子银行(图源:农民种子网络)

石头城的种子银行(图源:农民种子网络)

世界范围内的保种运动

绿色革命,一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亚洲地区广泛流行的农业运动,使命是:将农业转变为工业化单一种植型农业。

不可否认这场绿色革命在推行早期,经过浇灌的肥沃土壤上确实增加了产量,但到了八十年代,沉重的代价也随之而来。

不仅土壤被化肥、农药严重污染,也越来越依赖外界供应种子。在绿色革命之前,菲律宾的大约有4000多个水稻品种,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只剩下3-5个水稻品种。

早期的盈利也渐渐变成了负债。一位泰国的农民曾说:在绿色革命之前,他们很穷,在绿色革命之后,他们依旧很穷。被逼无奈的数千印度农民曾发起“孟山都滚出印度日”,游行捍卫食物和种子主权,抵制大公司强行接管农业。

21世纪初,不堪重负的东南亚各国终于发起了新一轮的抵抗。

印度的DDS联盟、孟加拉的新农业运动以及菲律宾的农民科学家协会相继诞生,要求归还生物多样性的控制权,被剥夺的种子主权重新还给农民,与当地农民的共同努力之下找回了几千个适宜当地种植的本地品种。

不仅如此,这些组织并不局限于农民培育当地物种,还致力于将传统的以化学品为基础的农业转变为有机农业,十几年发展下来,让如今的东南亚成为了中国有机农业的取经地。

保种运动不仅保住农民应有的种子主权,更是为了保住人类的希望。

2019年9月,新一届的“种子世界•2019”国际会议将在班加罗尔举办,来自全球的农业组织就农作物的遗传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等问题展开讨论。

世界范围内的保种运动(图源:视觉中国)

世界范围内的保种运动(图源:视觉中国)

末日种子库:人类最后的希望

末日种子库由此诞生。

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的北极永久冻土深处,有一座冰封地窖存放着100多万份生物种子“备份”样本,是全球最大的农作物种子库。

科学家对这座地窖将要应对“灾难”的设定包括自然灾害、疫病、战争,甚至“世界末日”。

这并不是杞人忧天,早在2015年,因为连续的战火,叙利亚农业遭到严重破坏,不得不从中提取样本,恢复本国的种植。

2008年投入使用以来,这是第一个启用这所“农作物的避难所”的国家,也希望是最后一个。

老品种的未来,也终会在人们的坚持中,被市场接受。

位于挪威的世界种子库(图源:视觉中国)

位于挪威的世界种子库(图源:视觉中国)

参考文献——

1.3O有机农业:《消失的老品种,被剥夺的生产主权消失的老品种,被剥夺的生产主权》 ,中外对话,2017.

2.豆丁网:《绿色革命引发的思考——农民如何在现代农业中丧失种子主权》, Grain,2017.

3.中国报告网:《2018年我国玉米种子市场规模、需求量、商品化率及玉米种子价格分析》2018.

4.中国产业信息网:《2017年全球主要转基因作物种植面积及产销量统计》,2017.

5.国计民生:《大豆产业危局与保卫食物主权》,严海蓉,2014

图文来源:原乡味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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