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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控的农业:廉价肉品的真实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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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近一半抗生素用在了食用动物身上

195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治疗物质(防止药物滥用)法案》。议员们对它兴致缺缺,仅用短短的50分钟就通过辩论、进入下一程序。法案第二条提议,为了让农场动物的生长达到“惊人的效果”,农民有权“给猪喂盘尼西林(即青霉素)”。

英国卫生大臣向下议院报告,美国人研究发现,只要在饲料里加入少量抗生素——比例在2%-20%之间——不仅能让动物生长迅猛,还对人体没有任何不当影响。在场有人提出异议,议员巴奈特·斯特罗斯(Barnett Stross)博士提醒道,如果猪被这样养殖,对盘尼西林有抗药性的新型细菌可能会大量繁殖,一旦这些新型细菌转移到人身上,那就麻烦了。他还进一步警告:

我们应该谨记美国那次可以成为前车之鉴的实验。他们发现雌激素——一种卵巢激素——这种化学物质能让鸡变得更加肥大,让鸡胸变得又厚又多汁,更加美味可口。当他们将这种鸡供应给高级餐厅里的座上宾以及还有参议员和众议员时,他们当然不知道鸡胸肉内还残留着这种雌激素,这种化学物质会造成不孕,还好这只对男性有影响,但仍旧是兹事体大。

根据正式的议会记录《英国国会议事录》,斯特罗斯的警告当时只惹得大家哄堂大笑。但60年过去了,事情正如他预料的那样。抗生素这种药架上的“万灵丹”,因为农场的广泛使用甚至滥用,已经对人体失去强大的效力。

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青霉素(盘尼西林)的发现者。

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青霉素(盘尼西林)的发现者。

盘尼西林是第一种被大量生产的抗生素,在医生广泛使用之前,于1942年首度实验性地用在农场动物身上。研究指出,服用低剂量抗生素的鸡下了更多的蛋,母猪吃了则会生下存活率较高的小猪。难怪农民们会这么喜爱这种药。此款神奇万灵药一度被认为有百利而无一害,但20世纪60年代首次出现警讯,当时暴发严重的沙门氏菌感染,数千名感染患者住院观察,至少有四名孩童死亡。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现能抵抗多种药物的“超级细菌”。

1968年,英国政府开始正式调查这个问题。但政府最终屈服于业界的压力,让农民照常使用抗生素。40年过去,英国仍是欧盟唯一允许厂商直接向农民推销抗生素的国家。

畜牧业的抗生素用量非常庞大。在世纪之交,全球生产出的抗生素有将近一半用在食用动物身上;据估计,美国约有80%的抗生素是用在农场里,而其中有70%是用来刺激动物生长或预防它们生病,而非用于治疗。

当然,农场动物真的生病时,确应使用抗生素和其他动物用药来治疗,这一点很少人有异议。但事实上,珍贵的抗生素被浪费在支持一个恶质且疾病肆虐的系统上。集约化农场是疾病滋生的温床,因为在这些农场里,成群的动物生活在十分拥挤的空间中。欧洲药物管理局指出,工厂式农场“提供了抗药性细菌所爱的环境,让细菌得以选择、扩散、生生不息”。更糟的是,因为工厂式农场悲惨的饲养环境,农场动物多半承受许多压力。使其免疫系统能力降低。往返运送的过程更是加重了动物的压力,研究指出,动物在运载过程中会抖落更多的细菌和病毒粒子,等它们到了运送终点时,遭感染的动物会比启程时还多。如果一趟旅程的终点是屠宰场,那么病原体就会跟着转移到肉品上。

在各种“超级细菌”之中,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最为恶名昭彰。2004年,人们确认猪身上存在一种前所未见的新型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名为MRSA ST398(或NT-MRSA),并且发现这种细菌开始传染给人类。据说,如今全荷兰的猪农有一半带有这种新细菌,比例是普通大众平均水平的760倍。实验指出,抗药性金黄色葡萄球菌通常会出现在生肉里。在荷兰,35%的火鸡样本受到感染,鸡肉、猪肉和牛肉遭受感染的比例也至少有10%。

根据估算,在所有致病的细菌、病毒或其他微生物中,约有2/3是来自动物的人畜共患疾病。来势汹汹的病毒性疾病,例如禽流感和猪流感,就与集约化农业密切相关。集约化饲养牲畜为猪流感、禽流感这类疾病提供一条新的发展路线和散播途径,例如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H5N1,就是在远东地区的养鸡业快速扩张时出现的。1997年,香港的活禽市场和养鸡场首度发现禽流感,当时造成6人死亡;2003年,该病毒延烧了整个东亚地区,当时正好是鸡数量激增、饲养愈来愈密集的时期。

对于集约化农业如何造就细菌的抗药性和凶猛的病毒性疾病的增加,许多科学家似乎仍闭口不谈。这是个复杂的科学领域,来自业界的压力甚大,而且想从头到尾追踪食物链中一个特定的抗药性问题,旷日费时;研究的精确性也不易达成,因为细菌在过程中常常略有改变。令人不安的是,有些人把禽流感怪到野生鸟类头上,甚至把这点作为强化农业集约化作业的借口。他们宣称在室内饲养鸡,可以保护它们不受带有病原的野生鸟类感染。但这个论点刻意忽略了一项事实:禽流感在野生鸟类群中本来是一种正常的疾病,发生率并不高,反倒是进入集约化农场的高压环境后,才会突变,造成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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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约化农业使人类的腰围加速增长

基思·马丁(Keith Martin)是全世界最胖的人之一,42岁的他重达368公斤,每天都会有七个看护轮班来帮他洗澡和换衣服。马丁在母亲去世后开始暴饮暴食,每一年体重就像吹气球一样增加:“我完全自暴自弃,什么都不在乎。我让肚子塞满香肠、培根和烤肉。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医生已经发出警告,除非能成功减重,不然他50岁就会死亡。

多年以来,马丁每天早上都会吃上8根热狗配4片面包,或是一大份火腿三明治配加糖咖啡;午餐他会大啖巧克力棒、蛋糕还有饼干;而晚餐大多是两份全套烤肉大餐以及所有的配料,或是16根香肠,外加一份家庭装的烤薯条。现在他的目标是大幅缩减每日摄取的热量,从9000卡减少到2500卡,也就是一般成年男子的建议摄取量。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须克服自己对廉价加工肉品的迷恋,因为他热爱的香肠和热狗只提供热量,营养含量却是少之又少。

基思·马丁。2014年,44岁的马丁因肺炎过世。生前体重最高达444.5公斤。

基思·马丁。2014年,44岁的马丁因肺炎过世。生前体重最高达444.5公斤。

当然,马丁是非常极端的个案,但照当前的趋势看来,美国到2030年将有一半的成人是胖子,英国人的状况也相去不远;到时候,美国与肥胖相关的年度健康支出预计将暴增480亿美元,而英国则是将近10亿英镑。3工厂式农场的廉价食品唾手可得,对肥胖在世界各地蔓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狼吞虎咽地吃烤鸡和香肠看似比狂吃蛋糕来得健康,但证据显示,工厂式农场提供给超市和快餐连锁店的肉品早已没有多少营养价值,脂肪含量却是一路攀升。集约化农业严重影响了肉的品质,某些科学家更指出,一个人必须吃下4只工厂式农场饲养的全鸡,才能获得一只20世纪70年代有机农场饲养出的鸡所含的营养成分。

“集约化的养殖业确确实实破坏了食物的营养价值。”伦敦脑化学和营养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Brain Chemistry and Nutrition)的迈克尔·克劳福德(Michael Crawford)教授如是说。现代工业化鸡的饲养是“生产脂肪,而非生产肉品”,他更说集约养殖的农场动物根本就是精挑细选来得肥胖症的,而且它们完全没有运动的机会,最后的成果就是脂肪含量过高、“油花密布”的肉。“如果你吃的是肥胖食品,你就会过胖。”他这样说。照英国政府提出的营养建议来看,大部分的人都吃下过多的饱和脂肪,而这种脂肪有很大一部分来自肥肉和香肠、派等食品。一个人若饮食中饱和脂肪含量高,就容易罹患高胆固醇和心脏疾病。还有一份研究指出,如果英国人的动物性饱和脂肪摄取量可以减少30%,罹患冠心病的比例就能降低15%,而早死的人数也将明显减少。

这类议题的科学研究相当复杂,主要涉及工厂式农场动物肉品中“好”“坏”脂肪的平衡,尤其与多重不饱和脂肪(一般称作Omega-3和Omega-6,即好的脂肪)和饱和脂肪(即坏的脂肪)两者的含量有关。人类饮食中好坏脂肪间生死攸关的差异,是在20世纪70年代时首次被发现的,当时一群丹麦医生发现,格陵兰岛上的因纽特人虽然饮食中含有大量的脂肪,却很少罹患心脏疾病和关节炎。科学家追根究底,最后发现他们健康的身体与鱼富含的大量Omega-3有关,而鱼类是他们的主食。

电影《我们是因纽特人》剧照。

电影《我们是因纽特人》剧照。

不同养殖方式动物的Omega-3含量差异大得惊人:与工厂式农场生产的肉相比,吃牧草的牛含有的重要营养素平均而言要多2.7倍,高福利环境中生长的鸡则高出20%到五倍不等,高福利环境中的猪则多了40%,放养鸡鸡蛋也高出30%,而放牧奶牛的牛奶则是高出100%。这些营养素对人体健康至关重要,现代人的心脏疾病和癌症与饮食习惯中长期缺乏Omega-3密不可分。

如今人们普遍相信,鸡肉是高蛋白低脂肪饮食的好选择,减肥计划中常常包含了各种用清蒸或水煮方式烹调鸡肉的食谱。然而,工厂式农场已经大大改变了鸡肉的营养品质,使得鸡肉不再如以往健康。一只肉鸡高达1/5的体重是脂肪,背后的原因一半是基因——因为数十年来选择性育种要的都是胖嘟嘟的鸡——另一半则与它们的饮食有关。而且,工厂式农场的鸡体内脂肪比蛋白质多了40%。

克劳福德将鸡肉营养成分的重大改变归咎于工厂式农场,指出传统饲养的鸡活蹦乱跳,吃的是蔬菜和种子,但现代集约化农场里饲养的鸡吃的是高能量食物,而且几乎动弹不得:“这种鸡肉不再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是充满脂肪的食物。原因很简单,人们几乎只让它们吃谷类。”

快餐厅每卖出一份由工厂式农场牛肉制成的超大汉堡,以及工厂式农场鸡肉所制成的特大份鸡块,就是冒了一次贩售肥胖和不健康的风险,事实明显如此,而餐厅愈来愈频繁地遭起诉。2010年,某个麦当劳巴西门店的前经理称,公司害他在任职12年间胖了20公斤,因而控告这个快餐业巨头。这名32岁的匿名男子在麦当劳雇用他的这段时间,体重像吹气球似的从原本70公斤暴增到105公斤。他责怪公司的强制食物试吃和免费供应午餐汉堡、薯条和冰激凌的政策,最后他打赢官司,获得17500美元的赔偿金。

纪录片《大号的我》(Super Size Me)海报。一个月里,除了去麦当劳点餐,导演摩根不再吃别的食物。在一日三餐麦当劳对肠胃狂轰滥炸后,摩根发现了自己身体急剧的变化。

廉价的肉制品在让更多的人挨饿

安娜贝尔·艾布拉姆(Annabel Abram)和丈夫每周只有23英镑买食物,她已经学会如何精打细算。她偶尔会买些肉品,特别是香肠和汉堡,因为这些东西有时会比新鲜的蔬果便宜。表面上看来,工厂式农场最能造福的就是像这对夫妇一样的人。他们住在爱丁堡贫穷住宅区的公共租房里,大卫因为心脏问题所以离职,现在仰赖政府提供的津贴度日。他们必须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所以对于能买到廉价肉品满怀感激;大卫非常爱吃香肠、培根和火腿,他根本不在意猪是怎么饲养的。

安娜贝尔眼光精准,尽可能在预算内买到好东西,但标签上的价格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这种价格的肉品绝对有什么可疑之处。”她说。她的怀疑是对的,因为这标价是一种假象。这鸡肉可能只花在超市购物的顾客两镑,但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比她和丈夫还要穷困的人正为此付出代价。

拥护“规模愈大售价愈低”(Pile them high, sell them cheap)这种农业系统的人总是利用经济学的论点宣称,工业化农业生产出社会大众负担得起的肉品。这种说法像是在说,工业化农业能促进平等,而以较温和、友善、健康的方法生产出来的高级食物,只有一部分的人买得起,这些买得起高级食物的人竟质疑工业化农业,这不仅不合理,甚至是不道德的。

实际上,工业化农业使得食物价格上涨,因为喂食动物需要大量的谷物和大豆,破坏了供需跷跷板的微妙平衡。所以,工厂式农场能提供低价(且劣质)的肉品给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是因为牺牲了其他地区的人民。讽刺的是,为廉价鸡肉或牛肉生产付出真实价格的人却毫无选择,他们也没有任何国家福利可以仰赖,最终结果就是许多人挨饿受苦。

目前,由于全球粮食产量无法应付持续上升的需求,食物价格正在飙涨,而这种现象与工业化农业密不可分。在这场粮食浩劫里,气候状况也掺了一脚。2010年时,酷热的炎夏摧毁了俄罗斯、乌克兰和哈萨克境内约200万平方公里的小麦和谷类作物,使全球粮食价格扶摇直上;2011年春天,欧洲最大的谷物出口国法国和德国遭遇近百年来最严重的干旱,作物产量受创,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干旱也重击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赞比亚首都卢萨卡(Lusaka)的面包价格在2010年9月至2011年4月之间飙涨了75%。

影响作物产量的极端气候事件、能源价格上涨,以及财务投机行为,都对粮食价格上涨造成影响,但是谷物、玉米和小麦的庞大需求量是由工业化农业促成的,而且生物燃料需求的增长也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工厂式农场里数十亿只动物对谷物和大豆永不满足的胃口,意味着大片大片的沃土不会拿来种植供人类食用的作物,而是种满了动物饲料作物。如今,全球1/3的谷物收获量以及90%的大豆都进了工业化饲养牲畜的肚子;在此同时,数百万公顷的肥沃土地也转而种植生物燃料原料作物。这些压力综合起来,限制了可供人类食用的谷物量,造成粮食价格上涨到令许多人难以支付的地步。一场危险的谷物争夺战,正在人类、工厂式农场和汽车三者之间上演。

2009年,乐施会(Oxfam)以英国永续消费(sustainable consumption)为主题进行了一份研究,研究报告提出警告,因牲畜而增加的谷物需求会导致食物价格上涨,使价格超过全世界最贫穷的人“所能支付的范围”:“已有数百万人因近年来食物价格上扬而陷入困境,但随着全球对肉品和乳制品的需求量与日倶增,未来粮食价格和供应的压力很可能将持续升高。”

如今看来前景堪虑,大部分经济学家和农业专家在看过证据后,均认为粮食过剩的时代已成过去,现在进入高价粮食的时代。“前瞻”的报告也指出,在未来40年间,主要谷物的价格“非常有可能”会增加,而且“很可能是剧增”。

若说粮食价格上扬已导致灾难性的后果,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夸张。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革命中,饥饿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当时许多地方的人民之所以走上街头抗议,就是因为面包价格飙涨。面包是阿拉伯国家的基本食物,是最主要的廉价营养来源,在埃及,面包被称为aish,意思就是“生活”,其中一种扁平圆形的面包叫作baladi,高度仰赖政府补助制作。这些面包一旦供应量变少,或是突然价格暴增,就会是内乱发生的凶兆。《经济学人》(The Econmist)的报道指出,2008年至2010年期间增长的粮食价格,是“未能履行社会责任的政府的最后一根封棺钉”。2008年在巴林、也门、约旦、埃及和摩洛哥发生的面包抗争,演变成三年后的政治革命,12迫使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President Mubarak)下台。显然粮食短缺愈来愈影响现代政治,甚至引发战争。

食物价格上涨也威胁到为贫困和营养不良儿童所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goal),使原有的进展化为乌有。国际食物政策研究中心的科学家们针对当前的趋势提出警告,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在2050年营养不良儿童的总数,将与2000年的数字相同(虽然这部分儿童在整体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会较2000年低)。

如果把目前拿来喂养工厂式农场动物的谷物直接供应给人类,而非转换成肉品,可以喂饱的人口多得惊人——约30亿人口。14只要想想生产鸡肉、猪肉和牛肉要用掉多少植物蛋白质——生产一公斤高级肉品平均需要六公斤的植物蛋白质(例如谷物)——就会知道,把粮食直接拿来喂饱人类显然是更加有效率的资源运用方式。而且,这些生产出的“肉类”不完全真的适合人类。依据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的计算,用工业化的方式来生产一公斤真正可食用的牛肉需要多达20公斤的饲料,而猪肉和鸡肉分别需要的饲料量是7.3公斤和4.5公斤。

亚洲环境学家钱德兰·奈尔(Chandran Nair)组织了一个智库,名为“全球未来研究所”(Global Institute for Tomorrow),他认为必须以激烈的手段来调整食物价格,才能在未来40年内避免人类与环境的灾难。他还提出一个政客几乎不可能说得出口的观点:工厂式饲养的动物肉品价格必须巨幅上调,才能矫正顾客花费和实际生产成本之间的巨大差距。他指出,如果考量外部因素(例如谷物转换成肉或水和能源使用的成本),一个四美元的汉堡真正的经济成本“大概是100美元”。

但改变现状是困难的。农场动物非市场导向的价值不仅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也是乡村经济生活的支柱。粮食贫乏的情况主要发生于乡村地区,工厂式农场却是为了喂饱城市居民而设的。2008年全球粮食价格上扬时,英国政府便提出警言:“在发展中国家,粮食价格上涨将威胁数百万人的生活,使他们再度陷入贫穷,挨饿人口也将增加。”然而,廉价工业食物(例如那个百元汉堡)背后的隐藏成本,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国家政府愿意面对。

图文来源:新京报、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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